王國維·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

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

　　壬戌春，余于烏程蔣氏傳書堂見《永樂大典》四冊，全載《水經注》河水至丹水二十卷之文，因思戴校聚珍板本出於大典，乃亟取以校戴本，頗怪戴本勝處，全出大典本外；而大典本勝處，戴校未能盡之。疑東原之言不實。思欲取全、趙二家本一校戴本，未暇也。既而嘉興沈乙庵先生以明黃省曾刊本，屬餘錄大典本異同，則又知大典本與黃本相近。

　　先生複勸余一校朱、王、孫本以備舊本異同，亦未暇也。癸亥入都，始得朱、王、孫本，複假江安傅氏所藏宋刊殘本十一卷半，孫潛夫手校殘本十五卷，校于朱本上；又校得吳琯《古今逸史》本，於是明以前舊本沿褫，得窺崖略。乃複取全、趙二家書，並取趙氏箋刊誤所引諸家校本以校戴本，乃更恍然於三四百年諸家厘訂之勤。蓋《水經注》之有善本，非一人之力也；更正錯簡，則明有朱、王、孫，國朝有孫潛夫、黃子鴻、胡東樵,厘訂經注，則明有馮開之，國朝有全謝山、趙東潛；捃補逸文，則有全、趙二氏；考證史事，則有朱、王、孫、何義門、沈繹旃；校定文字，則吳、朱、孫、沈、全、趙諸家，皆有不可沒之功。戴東原氏成書最後，遂奄有諸家之勝，而其書又最先出，故謂酈書之有善本自戴氏始，可也。

　　戴氏自刊酈注經，始於乾隆三十七年（見孫葒谷序），而告成則在其身後，所校官本刊于乾隆三十九年，逮五十九年趙氏書出，戴氏弟子段懋堂氏訝其與戴書同也。於是有致梁曜北二書，疑梁氏兄弟校刊趙書時，乃戴改趙。道光甲辰，張石舟（穆）得謝山鄉人王艘軒（梓材）所傳鈔全氏七校本，乃謂戴、趙皆襲全氏，而于戴書攻擊尤力。至光緒中葉，薛叔耘刊全氏書於寧波，於是戴氏竊書之案，幾成定讞。然全校本初刊時，校勘者已謂王梓材重錄本，往往據戴改全，林晉霞（頤山）尤致不滿，至詆為贗造。於是長沙王氏合校本，遂不取全本一字。

　　然薛氏所刊全本，實取諸盧氏、林氏所藏黏綴底本及殷氏所藏清本，非專據王梓材本，未可以其晚出而疑之也。餘曩以大典本半部、校戴校聚珍本，始知戴校並不據大典本，足證石舟之說（惟石舟謂《提要》所雲脫簡有自數十字至四百餘字，此又《大典》絕無之事。今案卷十八渭水注中脫簡一葉四百餘字，《大典》實有之。張氏此說未諦）。又以孫潛夫校本及全、趙二本校之，知戴氏得見全、趙二家書之說，蓋不盡誣。何以知之？趙氏本書，即曰梁處素兄弟據戴改之矣，然其朱箋刊誤中所引之全說，戴氏何以多與之合也？全氏之書，即曰王艘軒據戴改之矣。然全本校語及所引趙氏校語，戴氏又何以多與之合也？

　　夫書籍之據他書校改者，苟所據之原書同，即令十百人校之，亦無不同，未足以為襲之證據也。至據舊本校改，則非同見此本，不能同用此字，如柳大中本、孫潛夫本，謝山見於揚州馬氏者，東潛則見謝山傳校本，渭水注中脫簡一葉，全、趙據柳、孫二本補之，戴氏自言據《大典》補之，今《大典》原本具在，戴氏所補，乃不同於《大典》本而反同于全、趙本，謂非見全、趙之書不可矣。考全氏書未入四庫館，趙氏書之得著錄《四庫》，當在東原身後（戴校本屢雲，此注內之小注與全氏說同，而趙書《題要》則駁此說，故知此篇非出東原手），而其書之入四庫館，則遠在其前。案浙江採集《遺書總目》，成於乾隆三十九年，其凡例內載浙江進書凡十二次，前十次所進書目，通編為甲乙至壬癸十集，而第十一第十二次所進者則編為閏集。今考趙氏《水經注釋》及沈釋《旃水經注集釋訂訛》，其目均在戊集中，則必為第十次以前所進書，亦必前乎三十九年矣。而東原入館在三十八年之秋，其校《水經注》成在三十九年之冬，當時必見趙書無疑。

　　然余疑東原見趙氏書，尚在乾隆戊子（三十五年）修《直隸河渠書》時，東原修此書，實承東潛之後，當時物力豐盛，趙氏《河渠書稿》百三十卷，戴氏《河渠書稿》百十卷，並有數寫本。又趙校《水經注》，全氏雙韭山房錄有二部，則全氏校本，趙氏亦必有之。《水經注》為纂《河渠書》時第一要書，故全、趙二校本，局中必有寫本無疑。東原見之，自必在此時矣；至厘定經注，戴氏是否本諸全、趙，殊不易定。據段氏所撰《東原年譜》，自定《水經》一卷系於乾隆三十年乙酉，段刊《東原文集·書水經注後》一篇，亦署乙酉秋八月。此篇雖不見於孔氏刊本，然段氏刊文集及年譜，均在乾隆壬子（五十七年）。其時趙書未出，趙、戴相襲之論未起也，則所署年月自尚可信，而東原撰官本《提要》，所舉厘定經注條例三則，至簡至賅，較之全、趙二家說尤為親切（全說見《五校本題辭》，趙說謹附見於朱箋刊誤卷末），則東原於此事，似非全出因襲。且金宇文虛中、蔡正甫、明馮開之已發此論，固不必見全、趙書而始為之也。余頗疑東原既發見此事，遂以酈書為己一家之學，後見全、趙書與己同，不以為助，而反以為仇，故於其校定酈書也，為得此書善本計，不能不盡采全、趙之說；而對於其人其書，必泯其跡而後快。於是盡以諸本之美歸諸大典本，盡掠諸家厘定之功以為己功。

　　其弟子輩過尊其師，複以意氣為之辯護，忿戾之氣相召，遂來張石舟輩竊書之譏，亦有以自取之也。東原學問才力，固自橫絕一世，然自視過高，騖名亦甚，其一生心力專注於聲音訓詁名物象數，而于六經大義所得頗淺，晚年欲奪朱子之席，乃撰《孟子字義疏證》等書，雖自謂欲以孔孟之說還之孔孟，宋儒之說還之宋儒，顧其書雖力與程朱異，而亦未嘗與孔孟合。其著他書，亦往往述其所自得而不肯言其所自出，其平生學術出於江慎修，故其古韻之學根於等韻，象數之學根於西法，與江氏同；而不肯公言等韻、西法，與江氏異，其于江氏亦未嘗篤在三之誼，但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而已。其治酈書也亦然。黃、胡、全、趙諸家之說，戴氏雖盡取之，而氣矜之隆，雅不欲稱述諸氏，是固官書體例宜然。然其自刊之本，亦同官本，則不可解也。又戴書簡嚴，例不稱引他說，然於序錄中亦不著一語，則尤不可解也。以視東潛之祖述謝山，謝山之於東潛稱道不絕口者，其雅量高致，固有間矣。

　　由此氣矜之過，不獨厚誣大典本，抹殺諸家本，如張石舟之所譏，且有私改《大典》，假託他本之跡。如蔣氏所藏大典本第一卷，有塗改四處；河水一「遐記綿邈」，「遐邈」二字中惟二偏旁系大典原本，「叚貌」二文皆系刮補，乃從朱、王、孫箋（今官本作經記綿褫，當是再改之本）。又「令河不道利」，「令」字大典作「今」，乃從全、趙二本改今字下半作令。「天魔波旬」，大典與諸本同，乃改「天」字首筆作「夭」，以實其校語中「夭」「妖」字通之說。河水二「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左右居也」，大典與諸本同作「在右居也」，乃從全、趙二本改「在」字為「左，，（全、趙從孫潛夫校），蓋戴校既托諸大典本，複慮後人據《大典》以駁之也，乃私改《大典》原本以實其說。其僅改卷首四處者，當以其不勝改而中止也，此漢人私改蘭台漆書之故智，不謂東原乃複為之。又戴氏官本校語，除朱本及所謂近刻外，從未一引他本，獨於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四十中，五引歸有光本。今核此五條，均與全趙本同，且歸氏本久佚，惟趙清常、何義門見之，全氏曾見趙、何校本，於此五條並不著歸本如此。孫潛夫傳校趙本，其卷四十尚存，亦不言歸本有此異同。

　　以東原之厚誣《大典》觀之，則所引歸本，疑亦偽託也。凡此等學問上可忌可恥之事，東原胥為之而不顧，則皆由氣矜之一念誤之。至於掩他人之書以為己有，則實非其本意，而其跡則與之相等。平生尚論古人，雅不欲因學問之事，傷及其人之品格，然東原此書方法之錯誤，實與其性格相關，故縱論及之，以為學者戒。當知學問之事，無往而不當用其忠實也。

　　甲子二月。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