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屈子文學之精神

屈子文學之精神

　　我國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稱道堯、舜、禹、湯、文、武，後者則稱其學出於上古之隱君子（如莊周所稱廣成子之類），或托之於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學派，後者遠古學派也。前者貴族派，後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後者遁世派也（非真遁世派，知其主義之終不能行於世，而遁焉者也）,前者熱性派，後者冷性派也。前者國家派，後者個人派也。前者大成於孔子、墨子，而後者大成於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後，與孔子問禮之老聃，系二人，說見汪容甫《述學·老子考異》），故前者北方派，後者南方派也。此二派者，其主義常相反對，而不能相調和。觀孔子與接輿、長沮、桀溺、荷篠丈人之關係，可知之矣。戰國後之諸學派，無不直接出於此二派，或出於混合此二派。故雖謂吾國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夫然，故吾國之文學，亦不外發表二種之思想。然南方學派則僅有散文的文學，如《老子》、《莊》《列》是已。至詩歌的文學，則為北方學派之所專有。《詩》三百篇，大抵表北方學派之思想者也。雖其中如《考槃》、《衡門》等篇，略近南方之思想。然北方學者所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亦豈有異於是哉？故此等謂之南北公共之思想則可，必非南方思想之特質也。然則詩歌的文學，所以獨出於北方之學派中者，又何故乎？

　　詩歌者，描寫人生者也（用德國大詩人希爾列爾之定義）。此定義未免太狹。今更廣之曰「描寫自然及人生」，可乎？然人類之興味，實先人生，而後自然。故純粹之模山范水，留連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未之見。而詩歌之題目，皆以描寫自己之感情為主。其寫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為之素地，而始得於特別之境遇中，用特別之眼觀之。故古代之詩，所描寫者，特人生之主觀的方面；而對於人生之客觀的方面，及純處於客觀界之自然，斷不能以全力注之也。故對古代之詩，前之定義，寧苦其廣，而不苦其隘也。

　　詩之為道，既以描寫人生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國家及社會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於當日之社會中；南方派之理想，則樹於當日之社會外。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舊社會；南方派之理想，在創造新社會。然改作與創造，皆當日之社會之所不許也。南方之人，以長於思辯，而短于實行，故知實踐之不可能，而即於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無悶，囂然自得以沒齒者矣。若北方之人，則往往以堅忍之志，強毅之氣，恃其改作之理想，以與當日之社會爭；而社會之仇視之也，亦與其仇視南方學者無異，或有甚焉。故彼之視社會也，一時以為寇，一時以為親，如此循環，而遂生歐穆亞（Humouc）之人生觀。《小雅》中之傑作，皆此種競爭之產物也。且北方之人，不為離世絕俗之舉，而日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此等在在畀以詩歌之題目，與以作詩之動機。此詩歌的文學，所以獨產于北方學派中，而無與于南方學派者也。

　　然南方文學中，又非無詩歌的原質也。南人想像力之偉大豐富，勝於北人遠甚。彼等巧於比類，而善於滑稽。故言大則有若北溟之魚，語小則有若蝸角之國,吾久則大椿冥靈，語短則蟪蛄朝菌；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汾水之陽，四子獨往；此種想像，決不能于北方文學中發見之。故莊、列書中之某部分，即謂之散文詩，無不可也。夫兒童想像力之活潑，此人人公認之事實也。國民文化發達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臘之壯麗之神話，皆此等想像之產物也。以我中國論，則南方之文化發達較後於北方，則南人之富於想像，亦自然之勢也。此南方文學中之詩歌的特質之優於北方文學者也。

　　由此觀之，北方人之感情，詩歌的也，以不得想像之助，故其所作遂止於小篇。南方人之想像，亦詩歌的也，以無深邃之感情之後援，故其想像亦散漫而無所麗，是以無純粹之詩歌。而大詩歌之出，必須俟北方人之感情，與南方之想像合而為一，即必通南北之驛騎而後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屈子南人而學北方之學者也。南方學派之思想，本與當時封建貴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雖南方之貴族，亦常奉北方之思想焉。觀屈子之文，可以征之。其所稱之聖王，則有若高辛、堯、舜、禹、湯、少康、武丁、文、武，賢人則有若皋陶、摯說、彭、咸（謂彭祖、巫咸，商之賢臣也，與「巫咸時夕降兮」之巫鹹，自是二人，列子所謂「鄭有神巫，名季鹹」者也）、比干、伯夷、呂望、甯戚、百里、介推、子胥，暴君則有若夏啟、羿、浞、桀、紂，皆北方學者之所常稱道，而于南方學者所稱黃帝、廣成等不一及焉。雖《遠遊》一篇，似專述南方之思想，然此實屈子憤激之詞，如孔子之居夷浮海，非其志也。《離騷》之卒章，其旨亦與《遠遊》同。然卒曰，「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賭局顧而不行。」《九章》中之《懷沙》，乃其絕筆，然猶稱重華、湯、禹，足知屈子固徹頭徹尾抱北方之思想，雖欲為南方之學者，而終有所不慊者也。

　　屈子之自贊曰「廉貞」。余謂屈子之性格，此二字盡之矣。其廉固南方學者之所優為，其貞則其所不屑為，亦不能為者也。女婆之詈，巫鹹之占，漁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學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動屈子。而知屈子者，唯詹尹一人。蓋屈子之于楚，親則肺腑，尊則大夫，又嘗管內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於國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懷王又有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終不能易其志，於是其性格與境遇相待，而使之成一種歐穆亞。《離騷》以下諸作，實此歐穆亞所發表者也。使南方之學者處此，則賈誼（《吊屈原文》）、揚雄（《反離騷》）是，而屈子非矣。此屈子之文學，所負于北方學派者也。

　　然就屈子文學之形式言之，則所負于南方學派者，抑又不少。彼之豐富之想像力，實與莊、列為近。《天問》、《遠遊》鑿空之談，求女謬悠之語，莊語之不足，而繼之以諧，於是思想之遊戲，更為自由矣。變《三百篇》之體，而為長句，變短什而為長篇，於是感情之發表，更為宛轉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學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開之。然所以驅使想像而成此大文學者，實由其北方之肫摯的性格。此莊周等之所以僅為哲學家，而周、秦間之大詩人，不能不獨數屈子也。

　　要之，詩歌者，感情的產物也。雖其中之想像的原質（即知力的原質），亦須有肫摯之感情，為之素地，而後此原質乃顯。故詩歌者實北方文學之產物，而非儇薄冷淡之夫所能托也。觀後世之詩人，若淵明，若子美，無非受北方學派之影響者。豈獨一屈子然哉！豈獨一屈子然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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