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論·仁宗一三

仁宗一三

　　元昊死，諒祚初立，議者請餌其三將，破分其勢，可以得志。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立說之非，人皆知之，誠哉其不可與謀也！春秋重伐喪之貶，予士匄之還，彼有取爾矣。鄰國友邦，偶相失以相愈，兵臨服罪，同好如初，則乖約肆淫，大傷人子之心，信不仁矣。元昊者，淪於夷之叛臣，為我蟊賊者也。死亦不足恤也。喪亦不足矜也。如其可削平，以休息吾民，鞏固吾宇，惡容小不忍以亂大謀哉？故琳說之非，不可托春秋之義為之解也。

　　雖然，宋至此而欲乘喪以圖諒祚，談何容易乎？昔者繼遷死，德明弱，曹瑋欲得精兵俘孤雛，郡邑其地；廟算無成，而元昊嗣之以逞。今元昊死，為破分其國之說，亦師瑋之智，而奚謂其未可邪？夫所謂理勢者，豈有定理，而形跡相若，其勢均哉？度之己，度之彼，智者不能違，勇者不能競，唯其時而已。

　　繼遷雖悍不內附，收眾侵邊，宋弗能討而撫之，然猶定難一節使耳。德明嗣立，需宋之寵命以雄長其部落，君臣之分尚在，則予奪之政猶行。力詘歸降，自有餘地以相待。弗能為竇融也，猶不害為田興；勿庸致死於我，而服之也易。元昊已儼然帝制矣，宋之待之者，名之曰「夏國」。則固不能以臣禮畜，而視為友邦矣。建郊廟，立宮闕，豈有一旦芟夷，俯首而從臣列。則諒祚雖孱，處於無可卻步之勢，其以死爭存亡者，必也。且不徒諒祚已也。當德明之始，為之部曲者，亦節鎮之偏裨，幕府之參佐也。元昊僭而百官設，中國叛人如張元輩者，業已將相自居。束身歸闕，不誅不廢，而抑不能與徐鉉、楊業同升顯列。則人懷有死無降之志，以為諒祚效，其情其勢，豈可旦暮亟摧者哉？繼遷之叛也，雖嘗誘殺邊臣，襲據銀州，而宋不能懲；然未嘗一與交兵，受其挫窘，張彼勢而自見其弱也。及元昊之世，宋一敗於延州，而劉平、石元孫駢首受刃；再敗于好水川，而任福全軍覆沒。韓、范、王、龐分招討之任，僅保殘疆，無能報也。則中國落膽於西人，狡虜益增其壯氣。元昊死而餘威固在，度之彼勢既然矣。

　　且宋當德明之世，去平江南、下西蜀、破太原也未久，兵猶習戰。而曹瑋以知兵世將，奮志請纓，繇其後效，固知其足恃也。及仁宗之季，其夙將死亡殆盡，廂禁之兵，僅存名籍。王德用、狄青且顛倒於廷臣之筆舌。乃欲以機巧離其部曲，率屢敗疲民以求逞，未有不自貽殭僕者矣。度之己者又然也。今之時非昔之時，而勢可知已。勢不相若，而安危存亡之理，亦昭然其不昧矣。

　　抑以天下之大勢言之，宋從曹瑋之謀而克也，則威建而可折契丹之氣，亦唯昔為然，而今不可狃也。當彼之時，宋與契丹猶相角而不相下，則宋苟平西夏，契丹且避其鋒。及澶州之役一興，而宋亟薦賄矣。劉六符片言恐喝，而益幣稱納矣。契丹之得志于宋，不待夏人之援；而盡宋之力以爭夏，則鷸蚌之持，契丹且坐乘其獘。即如議者之志，三大將離叛以卷土來歸，一隅孤懸，契丹順右臂而收之，一劉裕之俘姚泓，徒為赫連效驅除耳。關、隴且岌岌矣，奚能終有河西以臨朔漠哉？宋於此時，急在北而不在西，明矣。歲幣日增，力窮坐困，舍契丹以不慮，而外徼幸於鬥絕之西陲，勝不足以立威，敗則益增召侮。瘠牛僨於豚上，其如猛虎何邪？況乎利誘三將之策，尤童昏之智，祗為夏人玩弄以相傾覆也乎？以此思之，程琳之說非也，而有不能訟言以示弱者，故假於伐喪之義，以止妄人之辯，琳或有深心焉，未可知也。

　　難得而易失者，時也，德明方弱之日也；已去而不可追者，亦時也，元昊初喪之日也。齊桓陘亭之次，宋襄用之而兵敗身傷；劉裕北伐之功，吳明徹效之而師殲國蹙。知時以審勢，因勢而求合於理，豈可以概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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