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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一四


  功名之際,難言之矣。蔑論小人也,為君子者,道相謀,志相葉,好惡相若,進退相待,無不可視人若己者,而於此有不能忘者焉。非其寵祿之謂也。出而思有為於當世,得君而事之,才可以勝,志可以伸,心可以無愧,大功可以成,大名可以立,而不得與焉,退處於無能有為之地,則悁悁之情,一動而不可按抑。於是而于友不純乎信,於君不純乎忠,於氣不純乎和,於品不純乎正,皆功名之念為之也。故君子貴道德而賤功名,然後坦然以交於上下,而永保其貞。嗚呼!難言之矣!

  韓、富二公之相為輔車也,舊矣。富任中樞,而韓出安撫,不以為嫌也。富方報罷,而韓亟引退,深相信也。乃其後富有憾于韓,韓公死而不吊,隙末之釁,生死不忘,豈韓有以致之哉?仁宗之建儲也,範蜀公諍言於廷,諫官交起以應之,而富公居中力勸其成,韓公尚未與也。已而韓公入相,富自以母喪去位,於是韓公面對,不恤惡怒,迫請英宗之名,起複之苫塊之中,正名皇子,韓公固獨任焉,而富不與。逾年而仁宗崩,英宗立,宦官構曹後以思廢立,於是危言以鎮壓曹後,調和兩宮,宗社無動搖之釁,韓公亦獨任焉,而富不與。曹後無歸政之志,韓公厲聲迫請撤簾于衣裾尚見之余,韓公又獨任之,而富不與。於是而富怏怏求罷,出守揚州,嫌卻自此開矣。及乎英宗早折,韓公受憑幾之命,請力疾書名以定神宗,而折太后舊窠求兔之邪心,富既出守,韓公自獨任之,富固不得而與也。凡此數不得與者,自後而言,富以含慍去,而自不欲居其任。自前而言,富以子道在而固不得與聞。乃持此以開隙于趣向同歸之益友,富於是乎不得允為君子矣。

  夫此二公者,或收功於西陲,或箸節於北使,出入兩府,通顯已極,人望鹹歸,君心式重,與乎定策而位不加崇,局外置升而望不為貶,夫豈待是以收厚實哉?富亦辭榮有素,非有懷祿固寵之情也。然而捏目空花,青霄為障,幾成張耳、陳餘之晚節,無他,功不自己成,名不自己立,懷忠愛以求伸,不克遂其匡扶社稷之夙志,以正告天下後世,郁悒周章,成乎偏衷而不自釋也。故曰功名之際,難言之也。是以君子以道義自靖其心,而賤功名為末節,誠有以也。

  或且以致疑于韓公曰:「大功之所就,大名之所居,君子于此,有讓道焉。則前之定議於密勿者,胡不待富於服闋之後?後之抗爭於簾前者,胡不留富於請外之時?幸得同心之侶,與協恭以允濟,而消疑忌於未形,韓公有餘歉焉。」之說也,其于君子之道,名取而不以誠者也。夫苟秉拓達光大之衷,則宗社之事,苟有任之者,奚必在我?韓公固不以狹小之量擬富之必出於此。而天位去留之際,國家禍福之機,當閑不容發之時,如其恤謙讓之文,遲回而姑待,避怨憎之跡,作意以周旋;則事機一失,變故叢生。庸人誤國以全身,胥此道耳。而公豈屑為之哉?且夫英宗之嗣,所欲決策者,仁宗之獨斷耳。英宗育于宮中二十八年矣,而皇子之名未正,仁宗之遲回而審可否者已熟。然而廷臣爭請,牘滿公車,未能決之一朝者,有閑之者也。曹後之情,任守忠輩宵人之計,已岌岌矣。則斯舉也,獨任之則濟,分任之則疑。韓公他日或告以蹉跌而身不保。公歎曰:「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以此為心,忘其身矣,而何有於人?功可分,名可讓,而死不可要人而與共;專死也,非專功也,何容輕議哉?

  夫富公固非有異志者,而觀其生平,每多周防免咎之意,故出使而發視國書,以免呂夷簡之陷。則奮不顧身,以強人主,以犯母后,以折奸邪者,誠非富之所能與。使必相待而相讓,不我沮也,而固不能我決也,且從容審量而授我疑也。仰質皇天,昭對皇祖,拊省夢魂,揭日月以正告於天下後世,可為則為之,可言則言之已耳。賓賓然以功為不可獨成,名為不可獨屍,期遠怨于朋友而坐失事機,為社稷臣者豈若是?國家之不幸也多矣,伊尹遷桐,萊朱不與;周公破斧,君奭弗聞。富懷不平之心,自愧于君子,而韓公何憾焉?夫韓公不以功名之志期富,其待之也厚矣,惜乎富之未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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