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四書大全說·萬章下篇

萬章下篇

　　一

　　集注「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是伊尹胸中至大至剛語，然須于此看出伊尹偏處。其雲至大至剛者，言氣足以舉之也，須與孔子「天下有道，丘不與易」自有分別。伊尹但在自家志力學術上見得恁地有餘，謂己有此格君救民之道，更不論他精粗軟硬，無往不成。若孔子則直與天地生物一般，須如此生生長長，收收成成，不徒恃在己者有此可化可育、可亭可毒之用。「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說得極平易，卻廣大高明，無可涯際在。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學孔子處，不徒以己有兼善天下之才為本領也。

　　二

　　孟子於「聖」上更加一「智」字，已顯示聖功、聖學更不容但在資稟上說。若說資稟，則人皆可以為堯、舜，而況三子之於孔子！使孔子而天縱以智，為三子之所必不逮，則孟子之願學，又從何處描摹耶？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不可認作托言以誘學者。使然，則夫子此語早已不忠不信矣。學者于此處若信聖人不過，則直是自棄者，不足與言。

　　夫射者之有巧力，力固可練，巧固可習，皆不全繇資稟；而巧之視力，其藉於學而不因於生也為尤甚。總緣用功處難，學之不易得，庸人偷惰，便以歸之氣稟爾。

　　朱子言「顏子所進未可量」，又雲「緣他合下[少]致知工夫，看得有偏」云云，深得孟子之旨。即如伊尹在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便且就堯、舜之澤生民上著意；及雲「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只在以其知覺覺天下上看得仁義之用，則亦似未嘗向靜存動察中體備著位天地、育萬物大合煞處分明至極也。則使三子者以孔子之下學上達者為作聖之功，亦何資稟之可限乎？

　　三子之得為聖，是他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故造其極而無所雜。乃其以人欲之淨行天理之所流，則雖恁瑩澈條達，而一從乎天理流行之順直者一逕驀直做去，則固于天理之大無外而小無閑者，不能以廣大精微之性學凝之。蓋人欲之淨，天資之為功半於人事，而要不可謂無人力。若天理之廣大精微，皆備而鹹宜，則固無天資之可恃，而全資之人事矣。

　　孔子「吾十有五」一章，自說得工夫何等縝密！雖在知命以還，從容中道之妙，非期待刻畫以為功，而其存養以洗心退藏者，要豈一聽之自然乎？故孟子言「聖、智之事」兩「事」字，恰緊與「必有事焉」之意同。此或未察，乃雲「為學者言之」，則聖人之聖智既絕乎人事矣，學者乃以「事」學之，豈非擬登天而以梯耶？

　　夫射者之習為巧也，固有內正外直、審幾發慮之功，學者之所必習，亦羿之所必習也。故人可使學為羿，而豈羿之巧自性生，為人事所必不至者哉！唯釋氏為怪誕亡實之論以欺人，故裝點就「未離母胎已證菩提」、「墮地七步唯吾獨尊」一派淫邪之說。聖人之道，人道也，君子之學，聖學也，亦安有此耶！故知歸三子之偏於氣稟，蓋朱門諸子誣其師之印可，而非朱子之雲然。

　　三

　　東陽雲「此章『聖』字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非也。如伯夷求仁得仁而無怨，伊尹處畎畝樂堯、舜之道，幡然一改而伐夏救民，此豈更有未化者哉！「大而化」之化，與中庸之言「變則化」者，固有在己、在物之分。然於己未化，則必不能化物，而不能化物者，亦即己之未化也。如夷、惠之流風，興起百世之下，伊尹格正太甲，俾其處仁遷義，則既於物而見其化矣，是豈其居之為德者猶有所絓礙，而不能達於變通者乎？

　　孟子曰「伯夷隘」，隘似與化相反，故東陽疑之，而其實不然。大同中之條理有其化，一致中之條理亦有其化也。人欲淨而天理行，則化自順。伯夷之隘，固不與鮑焦、申徒狄一流私意用事、悁戾疾物者等，故鮑焦、申徒狄滿腹是怨，而伯夷不然。求仁而得仁，固已優遊厭飫于天理之中，無往而不順矣。伯夷之隘，隘亦化，故曰「聖之清」。伯夷之化，化於隘中，則雖聖而亦隘也。

　　孟子之答浩生不害，於聖上又加神之一位，蓋以三子為聖，而孔子為神。曰「聖之時」，時則天，天一神矣。易曰「化不可知」，化自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如春之必溫，秋之必涼，木之必落，草之必榮，化之可知者也，三子所得與之化也；物之品物流形者而以各正性命，各正性命者而以保合太和，元亨利貞用於至微而體於至顯，春夏秋冬有其定位而無其專氣，化之不可知者也，孔子之所獨也。孔子之異於三子，不于其廣大高明之性，而於其中庸精微之德，故以射之巧譬之。不能化則無以行遠，猶射者之不能至。如鮑焦、申徒狄之清，鄧禹、陶侃之任，東方朔、阮籍之和，行將去便與道相齟齬。三子卻一直順行去，更無蹭蹬差池，是可謂「大而化之」矣。

　　不知者乃謂孔子能化而三子不能，直將「化」之一字看得玄妙無定體。唯孟子知聖之深，則直在洗心藏密處揀出極深研幾之妙。蓋化之粗者，便奇特亦自易知，日月之廣照、江海之汪洋是也；化之精者，即此易知處便不可知，水之瀾、日月之容光必照[是]也。兩者俱化，而可知、不可知分焉。不可知者，藏之密也，日新而富有者也。何嘗有超陵變幻，為出於三子所化之外別有作用也哉！

　　化則聖也，不可知則聖之時也。化則力之至也，不可知則巧之審中於無形者也。以此辨之，則以言三子之德也不誣，而學孔子也亦有其津涘矣。

　　四

　　「不可知」只是不易見，非見之而不可識也。人之所不易見者，唯至精至密者而已。雖雲不可知，卻是一定在，如巧者之於正鵠然。天之有四時，其化可見，其為化者不可見。若人所為，便大綱露出本領來，分派下做作用，賞則喜之形，罰則怒之形，盡他奇特，都有跡在。如伯夷之清，其始如是，則終莫不如是，可以掐著搦著算定，總為他在粗枝大葉上布規模，立軌則。若天之有時，綿綿密密，而所以為寒暑生殺者，總在視不見、聽不聞之中。孔子之不顯其德以為載於無聲無臭者，下學而上達，知之者唯天。人在作用上著心目，則更無親切處也。乃其所以示人，則又無所隱，而若未有知者。然非使人見之而不能測識之，如異端之所謂神通者比。此以中庸「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求之，則庶幾不差。學者未到孟子知聖地位，且就博文約禮上討線索，煞定仕、止、久、速看他功用，鮮不迷矣。

　　五

　　程子以孔子為乘田則為，為司寇則為，孟子必欲得賓師之位，定孔、孟差等。如此說道理，是將孔子竟作釋氏「一乘圓教」「四無礙」看。聖人精義入神，特人不易知爾，豈有於此亦可，於彼亦可，大小方圓，和光同塵之道哉！

　　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與易「六位時成」之義同，豈如世俗之所謂合時者耶！春夏秋冬固無一定之寒暑溫涼，而方其春則更不帶些秋氣，方其夏則了了與冬懸隔，其不定者皆一定者也。聖賢有必同之心理，斯有可同之道法，其不同者時位而已。一部周易，許多變易處，只在時位上分別；到正中、正當以亨吉而無咎，則同也。故孟子以論世為尚友之要道。

　　孔子之先，自華督之難奔魯而仕于魯，到鄹大夫時，亦為魯之世臣矣。春秋時，世祿之法未壞，而士之子必為士，而仕者非有大故，必于其宗國。則孔子既嗣鄹大夫之祿，自不得不仕。乘田、委吏，為職雖小，而亦筮仕者初登仕版所必循之階，豈可以我有聖德而操一不屑之心乎！古者五十始爵，乃命為大夫，周禮固在，不容越也。孔子之為此，自在蚤歲，義之宜，道之正，而豈故為委屈耶！

　　孟子雖魯之公族，而失其祿位，降在氓黎者已久。魯繆、平之世，三家不復執魯政，疑悼公、元公盡去三桓，不復列其子孫於在廷矣。孟子于宗國無可仕之階，逮遊道既通，則已在五十受爵之年，固不容自乞卑官，以枉道辱己。且齊、梁之君卑禮厚幣聘之以來，若更自請散秩以受微祿，不承權輿而甘為折節，愈不可矣。

　　抑樂正子固雲「前以士，後以大夫」，則孟子曾為士矣，未嘗必得賓師而後仕也。孟子既以抱關擊柝為祿仕之宜，則其不必賓師之位者可見。孔子道不行于魯，不脫冕而行，則其處司寇者，與處乘田、委吏之去就，固不同矣。

　　聖人居上不驕，在下不憂，方必至方，圓必至圓，當方而方則必不圓，當圓而圓則必不方，故曰「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也，而豈有方圓無不可之理哉！學者之大忌，在推高聖人，以為神化不測，而反失其精義入神、合規應矩之大經，則且流於俗學，入於異端，而成乎無忌憚之小人矣。

　　六

　　朱子譏賈誼失進言之序，斟酌事理，允為定論。從來評賈生之得失者，未能及也。

　　古者大臣坐而論道，以至庶人、工、瞽，咸可進言。然庶人、工、瞽之所言者，必非百官之所言；小臣之所言者，必非大臣之所言也。唯大臣所論者道，則朝廷之建立因革，一切制治保邦，文章度數，須通盤徹底，料理一成局而陳之，以授百工之作行。若居言職者，則必有愆而後繩，有繆而後糾，方無愆繆，且不可立意思，逞議論，徒增聚訟。有官守者，則在兵言兵，在農言農，在禮言禮，以專治其事則利害親而言之無妄也。至於庶人、工、瞽之諫，則又必國家顯著之事理，介於得失安危之大，在廷者蒙蔽不以上聞，而後可陳其一得以待采焉。

　　今誼所言者，外制匈奴，內削侯王，上求主德，下正民俗，以洎乎禮樂制度，正朔服色，為天子所操三重之權者巨細畢舉，盡取漢家之天下，畫一成局，而欲竟授之有司，遵而行之。此大臣所從容坐論于燕閑之道，而誼以疏遠小生，輒以紙窗竹屋之所揣摩者握朝野中外以唯其所指使。則是以天下為佹得佹失，試少年議論文章之物，而可哉！

　　故知位卑言高，急於自炫之罪，不可以加之朱雲、郇謨、鄭俠、陳東直言敢諫之士，而唯誼允當之。而孟子之旨，本以為為貧而仕者留一優遊進退之局，以盡其素位之道，非概以出位而言責小臣，而歸言責于大臣，義自著明，無容惑也。

　　七

　　不敢見，禮也；不可召，義也。一章之中，縱說橫說，乃於「義禮」二字，條理則自分明。如雲「且」，雲「何敢」，雲「奚可」，雲「豈敢」，雲「況乎」，直恁清出。

　　禮有常經，義繇事制。唯合夫義之宜者，則雖禮之所無，而禮自可以義起。如君欲有謀則就之，堯與舜迭為賓主，一合於尊賢之義，則當其行之，不患乎禮之不中于節文，而不必引君尊臣卑之禮以守其不敢矣。若禮所本有，則義即不宜，而一以禮之經為宜。如孔子非魯君之所可召，而召必赴焉，則禮有其常，為禮屈而非為勢屈，於義固宜，抑不必據不可召之義以自亢矣。

　　禮義相為錯綜以成經緯，固有合一之理。乃聖賢審物度己，則必既求之禮，又求之義，雖求之義，亦必求之禮，無不可者，而後決然以行其志。此孟子所以不陷於一偏，其以養君子之剛大者，即以定人道之高卑。乃知「王前」、「士前」、「貧賤驕人」之說，苟自矜厲以虧典禮。而躡屩王門者，既以自辱其身，而犯上幹主，其越禮逾分，亦已甚矣。注、錄未悉。

　　八

　　易位之事，後世所以不可行者，非孟子之言不可通於來今也。霍光行之，畢竟是胡亂。蓋封建之天下自與郡縣異，到秦、漢以後，天下事大段改易，如此詫異事更不可倚古人行跡莽撞。

　　且孟子所言，要為諸侯言爾。諸侯危社稷，則貴戚變置之，抑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旁告四鄰，可以相信相從，而貴戚之卿雖首發策，亦無嫌於犯上。若夫天子之不可易者，非徒三仁不能行之於紂，三代之末主之失道者多矣，從未有為此舉動者。蓋天子之于臣，純乎臣者也；古者諸侯之卿命于天子，則不純乎臣者也。亦幾與今之首領同。不純乎臣，而上又有天子可以請命，則雖貴戚之卿易之，而實天子易之矣。若四海一帝，九州一王，君雖不君，誰敢制命自己，而徼幸以成非常之事哉！「委任權力」，亦何足恃，而可以為三仁之所不敢為乎？此霍光之所以不學無術而釀山、禹之逆，司馬昭、桓溫所以為梟獍之魁而不可逭也。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