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四書大全說·離婁下篇(5)

離婁下篇(5)

　　二十

　　集注釋「鑿」字，上加一「穿」字，朱子沿俗語而失者也。「穿鑿」出淮南子，上音「串」，下音才到切。穿，筍也；鑿，孔也。穿鑿者，謂以方穿[筍]入圓鑿，不相受也。於此處不切。

　　此「鑿」字自如字讀，如鑿石鑿渠之鑿。本無罅徑，強用力以求通，如人性本無惡，卻強說惡，就桀、紂之喪失其性者鑿之成理，名之曰性，以曲成其說而使之通，則唯非已然之跡，而其不順利也久矣。若禹之疏瀹決排，則俱在故有底水道上施功，終不似夫差、煬帝、李垂、賈魯強于高原、平地上鑿一河以挽水使入。只此字喻極切，加「穿」字，則失之矣。

　　二一

　　「已然之跡」，謂可見之征也。潛室雲「善惡皆已然之跡」一句，足折群疑。乃均此已然之跡，而或利或不利，此正在當身體會。若但據跡以為征，則雖有其故，而不利者多矣。故天下之言性者，雲「有善有不善」，則有堯、舜、微、比、瞽瞍、象、紂以為之故；雲「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則有文、武、幽、厲以為之故。蓋鑿以言性，而性若實然，則鑿以言故，而故亦有其可征者矣。唯反而求之以自得之，則利不利以別，此陳跡不足盡恃，而唯心理之安者為有本也。

　　性藏于心，安於心者為性之真，猶夫曆因於度數，順於度數者為曆之合。仁山不知此，乃謂苟求已往日至之數，則將來者可坐而定，則是但有故而即可定，不論其利不利矣。充其說，則桀、紂亦已往之征也，其亦可定性之惡矣！

　　「千歲之日至」一句，自兼已往、將來說。曆家亦無板局，故無可執之陳跡而務求之。求者，求其利也。如歲差之法，雖始於何承天、虞劆，乃杜預所推春秋長曆，往往與後人置歲差之曆合轍，想古法固有進退增減。唯如劉歆三統，執定一十九、八十一，遷就以使必合，則拘於故而不問其利不利，強鑿之以求通也。

　　古今曆法，唯郭守敬為得理，用天而不用人，晷景長極便是冬至，短極便是夏至，曆元在數十年之內，周天定於萬分，因其自然之利，而盡撤黃鐘、大衍之死法，方與孟子言性就當人之心四端上求故一理。若旁引陳跡，不必其固然；而執以為固然，未有能利者也。仁山之論曆，王安石之回河，荀、楊之言性，皆守故而不問其利，鑿而已矣。

　　二二

　　「禹、稷、顏子」一章，只集注說得好，諸小注皆過高而無實。和靖竟以「時」許三賢，亦非愚所敢知。章內說禹、稷處詳，說顏子處略，則疑顏子之但安貧不仕，便是時措合宜。慶源只就出處上說無偏無倚，無過、不及，忒把聖賢「致中和」之全體、大用說得容易。

　　南軒謂此即是聖賢之異于楊、墨。夫楊氏之失，雖同室鬥而不救，墨氏之病，雖鄉鄰而必披髮纓冠以救之，固也。乃即楊之為己，豈其足以與于顏子之樂？墨之兼愛，豈其合于禹、稷之心？則聖賢之異于彼者，不但一或出、或處而盡之，實有其學術、德業之不同，本異而末亦殊也。

　　若以顏子不仕亂世而即合乎無偏、無倚，無過、無不及之時中，則與禹、稷同立于唐、虞之廷，若嶽、牧、百工以下，汔[訖]乎共、歡，及夫危亂之世，嫉俗自貴而不仕，若沮、溺、丈人以洎乎莊周、列禦寇、顏蠋、陳仲子之流，而皆時中矣。

　　集注「各盡其道」及「退則修己」八字，是扼要語。且不須抬高論到大本、達道、一貫、時中去。而「顏子不改其樂」，唯此一樂是與禹、稷同道底真血脈，不可以「曄曄紫芝，可以忘饑」，「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者當之。若但瀟瀟灑灑，全性命於亂世，正使有為，只做得管仲、樂毅已足，何曾得見禹、稷項背來！

　　此須兼以論語集注中「所樂何事」求之。孟子於「萬物皆備」、「反身而誠」處，見得此道流動充滿，外不以世移，內不以事閑，無非以體天德而凝王道，故曰「禹、稷、顏子同道」。唯然，故其閉戶也，實有以異于楊朱之閉戶；其往救也，實有以異于墨翟之往救。而隱則為沮、溺，出則為管、樂者，皆不足雲矣。知此，則慶源喜怒應感之說，猶水上打毬，了無泊處，蓋亦不足為有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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