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四書大全說·離婁下篇(4)

離婁下篇(4)

　　一五

　　若論異，則甘食、悅色處亦全不同；若論其異僅幾希，則仁義之異亦複無幾。虎狼之父子亦似仁，蜂蟻之君臣亦近義也。隨處須立個界限，壁立萬仞，方是「君子存之」。若庶民，便愛親敬君，也只似虎狼蜂蟻來，趁一點靈光做去也。苟知其所以異，則甘食、悅色之中井井分別處，即至仁大義之所在，不可概謂甘食、悅色便與禽獸同也。

　　聖賢吃緊在美中求惡，惡中求美，人欲中擇天理，天理中辨人欲，細細密密，絲分縷悉，與禽獸立個徹始終、盡內外底界址。若概愛敬以為人，斷甘食、悅色以為禽獸，潦草疏闊，便自矜崖岸，則從古無此苟簡徑截之君子。而充其類，抑必不婚不宦，日中一食，樹下一宿而後可矣。

　　朱子說人能推，禽獸不能推，亦但就才上見得末流異處，而未及於性。禽獸之似仁似義者，當下已差了。虎狼之父子，只是姑息之愛；蜂蟻之君臣，則以威相制而利相從耳。推得來又成甚倫理？

　　中庸說「誠之者，人之道也」，方是徹底顯出誠仁、誠知、誠勇，以行乎親、義、敬、別、信之中，而徹乎食色之內，經緯皆備，中正不忒，方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而明倫察物，惡旨酒，好善言，以至於作春秋，明王道，皆從此做去。豈孤保其一念之善，而求助於推廣之才哉！

　　一六

　　目言「仁義之心」，則以「存之」為工夫，孔子曰「操則存」，孟子曰「存其心」者是也。若人之異於禽獸，則自性而形，自道而器，極乎廣大，盡乎精微，莫非異者，則不可以「仁義」二字括之。故曰「非行仁義」，明夫非守「仁義」二字作把柄，遂可縱橫如意也。特其人紀之修，人極之建，則亦往往依仁義以為用，故曰「繇仁義行」。此自舜至孔子，無不以之盡君子之道者。

　　此章將湯、武、周公與舜、孔子並敘，不可更分性、反。湯、武他處不及舜、孔，到此人禽關界，小有蹉跌，則已墮入異類，而舜、孔雖聖，亦不能於此上更加藻繢，何得又推高舜于君子之上，徒添蛇足！和靖扼「存之」作工夫，故橫立異同。循其說而不加之裁正，則必以頑守一心為存，或且執虎狼之愛、蜂蟻之敬為仁義，而務守其冥合之天明。則正朱子所謂存禽獸之所同者，其害豈小哉！

　　一七

　　集注說性兼說形，方是徹上徹下、知天知人之語。性之異者，人道也；形之異者，天道也。故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中庸以至誠為天道，亦是此理。

　　仁義只是性上事，卻未曾到元亨利貞、品物流行中揀出人禽異處。君子守先待後，為天地古今立人極，須隨在體認，乃可以配天而治物，「行仁義」者不足以當之也。孔子作春秋，何曾有仁義作影本！只權衡來便是仁義。若論其實，也不過人之異於禽獸者耳。

　　古今此天下，許多大君子或如此作來，或如彼作來，或因之而加密，或創起而有作，豈有可傳之心法，直指單傳，與一物事教奉持保護哉！人自有性，人自有形，於性盡之，不盡禽性，於形踐之，不踐禽形，而創制顯庸，仁義之大用立矣。嗚呼！此孟子之所以為大人，而功不在禹下也。

　　一八

　　古之善射者，類以羿名。孟子曰「羿之教人射」，蓋唐、虞之羿，以射教人者，非有窮後也。有窮後之死，自以淫田不道，非有人妒天子之善射而殺之者。集注以篡弑、黨逆為言，要為未審。如果羿與寒浞，則彼此俱為亂賊，與安、史父子等，皆蹈滔天之惡，必誅不赦，而但以取友不審較量其罪之厚薄，不已迂乎！

　　集注又譏庾斯廢公全私，亦未察於春秋時事。春秋列國之相侵伐，固不以斬將陷陣為功。如獻麋遺弓，奉漿攝飲，當時正以此服人，則不必其師友而釋之，亦未為不可。蓋彼此均為侯國，旦干戈而夕玉帛，殺一人未足以為利，而徒深其怨，故雖縱敵而軍刑不加。其或勝或敗，初不關宗社之存亡，自不可以後世之武臣所與爭一旦之命者非夷狄則盜賊，勝則安而敗則危者比也。其必以折馘執俘、虔劉濱盡為功，自戰國始有，而成于秦、項之際，要非可論於春秋疆埸之爭一彼一此者也。不然，則庾斯賣國全私，與秦檜之班師、周延儒之縱敵等，其罪又豈在逢蒙之下，而何以得稱為「端人」！

　　一九

　　程子所雲「此章專為智而發」一句，極難看。雲峰孟浪聽得，便與勉強穿合，雲「本欲言智而先言性，智，五性之一也」。但作此見解，則上面「天下之言性也」一句作何安頓？孟子欲言智，而故為此迂遠不相登答之說，作八寸三分襆頭起，古人未有此虛脾文字。

　　朱子雲「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言水者，即通下治水。禹之治水，使之下也。又雲「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夫然，則朱子顯以「所惡于智者」一段申「故者以利為本」之義，見言性之當循其利而不可鑿，而以禹之行所無事、順其利下之理者為征。是以智言性而非于性言智，明矣。乃又取程子之說，而贊之曰「得此章之旨」，則以天下之言性而不循利以為故者，類皆聰敏辨慧之士，特以有智而不知所用，則遂至鑿其所本不可通者而強之使通，是不知用智之過，而以成乎言性之失，故曰「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蓋性隱於無形，而已然之跡，其利不利之幾亦不易察，自非智足觀理，則無以審之於微而傳之於顯，則智本有功於言性之具，而其所惡者特在鑿智耳。

　　其曰「害性」者，非傷害其性中淳樸天真之謂，乃言其說之蠹害於所性之理，猶孟子之所雲「率天下而禍仁義」也。迨其說戾於性，而言以移心，心以害事，則邪說詖行，交相牿亡，即以自賊其性而有餘。然要為智以害性而成不智，而非即以害性中之智，如雲峰牽合之說也。

　　說「性善」，便是行其所無事；說「性無善無不善」等，即是鑿。以水喻性，以行水喻言性，顯與下言治曆，同為譬說，故亦與答告子「過顙」「在山」之說通。若謂智以應天下之事理者而言，則禹之行水即用智之事，而何以雲「若」，雲「亦」？其為取類相譬，以喻言性者之當善用其智，固本文之極易知者也。

　　集注前後元無兩義，特以程子之言不易曉了，故為曲通之如此，以防天下之誤解程說，割裂本文者，而雲峰尚爾不知。學者之大病，才讀一句書，便立地要從此解去，以趨悖謬。安得好學深思之士而與論大義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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