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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文公下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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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智之罪小,不勇之罪大」,此等語句,才有偏激處,便早紊亂。夫所謂不勇者,自智者言之也。若既已不智矣,更何處得勇來?倘使其無知妄作,晨更夕改,胡亂撞去,其流害於天下,更不可言。故罪莫大于不智,而不勇者猶可矜。雖日攘一雞而不知其為竊,厚斂困農、橫征困商而恬然不知其非義,以此為罪小,而以「損之,以待來年」者為罪大,則王維之罪重于安、史,匡章之惡浮于商臣矣! 看聖賢文字而為之下語,須如天平兌過,一銖黍也差不得。故三達德之序,曰知,曰仁,曰勇。不知則更無仁,不仁則勇非其勇。故必知及而後仁守,若徒勇者則不必有仁。聖賢已自示萬世以權衡,奈何新安之不審而妄言也!如雲如不知其非義,則已無足責矣,既知而不速已,則律以責備賢者之條,其罪尤不容逭也,斯乃折中之論。 二 聖賢只做得人分上事,人分上事便是己分上事也。中庸言「盡物之性」,也只是物之與人相干涉者,索與他知明處當,使其有可效於人者無不效,而其不可亂夫人者無或亂也。若天際孤鴻,江幹小草,既不效於人,而亦無能相亂,須一刀割斷,立個大界限,毋使彼侵此陵,失其人紀。 故孟子說「天下之生」,集注為顯之曰「生謂生民也」,正與剔出界限處。其「一治」者,人道治也。其「一亂」者,禽獸之道亂乎人道也。後面說「蛇龍」「鳥獸」,說「沛澤多而禽獸至」,說「虎豹犀象」,說「亂臣賊子」,「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那一端不在者人、禽上分辨!殷、周以上,禽獸之亂人也,傷人之生;衰周之降,禽獸之亂人也,戕人之性。傷人之生,人猶得與禽獸均敵於死生之際;戕人之性,人且為禽獸驅遣,自相殘食而不悟也。一章之大旨,七篇之精義,盡於此爾。 三 「兼夷狄,驅猛獸」,是一時救亂之功;「鹹以正無缺」,方是大治。慶源此說,極為精密。正德、利用、厚生無一之不備,高明、沉潛、平康無一之或陂,必若此而後可使夷狄、禽獸之患不中於中國。蓋驅飛廉、滅五十國、遠虎豹犀象者,兼夷狄之已滑夏,驅猛獸之已逼人者也;而明刑敕政、制禮作樂者,以防微杜漸,而遠狄行,捐獸心,以定生民之紀者也。 夏、商二代,承治千年,賢聖之君作者固非一也,而其守堯、舜之道者,以漸遠而精意漸失,於是非聖之人,乘道之替而導其君以禽狄之樂為樂。如色荒、禽荒、牛飲、裸逐之類,皆夷狄、禽獸之樂。心既與禽狄相亂,則身自樂與禽狄相親,以類相求,以氣相召,而夷亂華獸逼人矣。自非力為滌除更改,煥然一新其禮樂刑政以立人道之極,而遠為之防,則五十國滅而又有五十國者興,前之虎豹犀象遠而後之虎豹犀象又進矣。此一片中原幹淨土,天生此一類衣冠劍佩之人,如何容得者般氣味來薰染!故兼之驅之,既已廓清,而尤不可使有缺之可乘,使得逾短垣而相干;咸正無缺,以啟後人為之君師。故成周之治,數百年夷不亂夏,獸不幹人,皆周公制作之功也。 四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非虛說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閑,弑君三十六,而遠國之不相通問者不與焉。春秋既成之後,以迄乎秦,弑父與君之事息矣。秦人焚書,而後胡亥死于趙高之手。自漢以來,春秋複傳,至今千五百餘年,弑君者唯王莽、蕭道成、蕭鸞、朱溫數賊而已,劉裕、蕭衍、郭威皆已篡而後弑。宦官宮妾,則本無知而陷於惡。其餘則夷狄也。然猶不敢稱兵而手刃;自非石宣、安慶緒、史懷義以夷種而為盜賊,未有弑父者也。以戰國之糜爛瓦解;而田和、三晉之流,敢於篡而終不敢弑。以商鞅、魏冉、韓朋、田嬰、黃歇、呂不韋之狙詐無君,而「今將」之志,伏不敢動,故有妾婦之小人,而無梟獍之大逆。其視哀、定以前,挾目送之情,懷杯羹之恨,曾老畜之不若者,已天淵矣。 朱子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個治法」,則猶未知春秋之功如此其實也。 蓋當周之衰,大夫世官,而各擁都邑,臣主分治,莫有知其別者。不知其別,則直視弑君之與殺路人無以異。雖以冉有、季路之賢,亦且視私室如公家,唯知弗擾、佛肸之為叛,而不知六卿、三桓之義在當討。則一切背公死黨之士,樂為欒盈、崔杼、商臣、衛輒用者,方以義烈自許,而遑恤其他! 乃先王封建親賢以君一國,上奉天道,下順民心,故托之崇高而授之富貴。豈與夫六卿、三桓之流,苟藉一時之權寵,君予之祿而即以亢君者比乎?故春秋一書,正陪臣之不純乎為臣,而略其叛大夫之責;正諸侯、大夫君臣之分,而篡弑者必目言其惡;乃使天下知君父之尊,自天授之,自王建之,非但富役貧,貴役賤,如大夫、陪臣之以勢合而相事使也。 自微春秋,則富貴者役人,貧賤者役於人,喜則相事相役,怒則相戕相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複何有哉!春秋之德業與天地相終始者如此,豈有其名而無其實,但存治法於天下後世也耶? 五 「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集注作譬喻說。看來,孟子從大本大原上推出,迎頭差一線,則其後之差遂相千萬裡,如羅盤走了字向一般。立教之始,才帶些禽獸氣,則習之所成,其流無極:天下之率獸食人者,亦從此生來;天下之人相食也,亦從此生。禍必見於行事,非但喻也。 如但為我,則凡可以利己者,更不論人。但兼愛,則禽獸與人,亦又何別!釋氏投崖飼虎,也只是兼愛所誤。而取人之食以食禽獸,使民餓死,複何擇焉!又其甚者,則苟可為我,雖人亦可食;苟視親疏、人物了無分別,則草木可食,禽獸可食,人亦可食矣。 楊朱、墨翟,他自是利欲淡泊枯槁底人,故雖錯亂而不至於此。乃教者,智教愚,賢教不肖者也。開一個門路,說「為我、兼愛是道」,「拔一毛而不為」,「鄰之赤子猶兄之子」,從此流傳將去,拔己一毛而利人不為,則亦將害人軀命利己而為之;親其鄰之子如兄之子,則亦將漠視其兄子如鄰之子,而兄子可同於鄰人,人肉亦可同於獸肉矣。聖賢之教,雖使愚不肖者擇不精,語不詳,而下游之弊必不至如此。唯其於人、禽之界,分得清楚也。 率獸食人,孟子時已自有此暴行。然楊、墨之教,近理者粗,惑人者淺,則其害止於率獸食人,而未有人相食之事,故曰「將」。春秋傳「易子而食」,甚言之也,猶雲「室如懸罄」。莊子稱盜蹠脯人肝肉,亦寓言而非實事。自後佛入中國,其說彌近理而彌失真,直將人之與禽,同作大海之漚,更不許立計較分別。故其言戒殺、戒食肉者愈嚴,而天下人之果於相食也亦因之而起。自漢明以後,如黑山賊、朱粲、劉洪起之類,啖人無異于菽麥,以張睢陽之賢而亦不免矣。悲夫!孟子之言「將相食」者,而果相食也,則佛之為害其慘矣哉! 蓋苟視此臭皮囊為赤白和合不淨之所成,亦如糞壤之生蔬谷,而父母未生前別有本來面目,則此泡之聚、捏目之花、熏成妄立之肉骨筋骸,而臠之烹之,以聊填我之饑瘡也,亦何不可哉!聖人不作,辟之者無力,人之日即於禽而相殘也,吾不知其所終矣! 六 墨氏二本,他到頭處,也只說一本。蓋以一本為真,一本為妄也。釋氏當初立教,也是如此,故有「萬法歸一」之說。程子勘出華嚴三觀處,華嚴當作楞嚴。拿得真贓矣。但釋氏又盡會脫卸尖巧,與朱子所雲「楊、墨只硬恁地做」者抑別,故又有「束蘆相交,如藤倚樹」之說,妄既不立,真亦不建,所以有蕉心之喻,直是無本。乃抑於妄真兩舍之外,別尋個尖穎處掐,故于「萬法歸一」之上,又說個「一歸何處」。蓋二本之變為歸一,歸一之變為無本,無本之變,又為枯木頭上開花,而釋氏之巧極矣。 仔細思量,好似說夢來。他只管在針頭線尾上覓天地,總為那大化無心,莫也有時如此在無用上見用。然要之只是人思量不到,見聞不及,則人之所見為無用者,在大化元自有至誠不息、洋洋發育之功。卻向者閃爍影裡翻來覆去,尋消問息。嗚呼,則又何其愚也! 總為他在者些伶伶俐俐處,費盡氣力,故把眼前忘了。只自家一腔子惻隱、羞惡,卻教入狹邪處去。天之所顯、民之所只底君臣父子,卻看作土芥相似。而窮極其情,則但欲將眼前萬理,銷隕無餘,討個直截快儻路走;許多做不徹處,只一味籠罩過,更不偢倸。則獸食人、人相食之禍,俱從根苗上生出,禍芽逢罅便發也,哀哉! 七 廉者,廉隅之謂。到迤邐不同處,若囫圇去,則便不成等級。只此是一個大界限,須令分明。人之大界限處,則與禽獸異者是也。此處囫圇沒分曉,便不成廉。 「仲子惡能廉」一句,是鐵斷案。不能廉,則已人而禽獸昆蟲之類矣。「充仲子之操,蚓而後可」,正是說他不廉。賴他尚居於陵之室,食妻之粟,稍與蚓別。若並此刪除,則愈與蚓無二。 乃仲子之尚能隱忍而就此二者,豈其志操之能然哉?猶夫人之情,猶夫人之理,不能逃耳。若充其操,則如釋氏之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乃可信不失身於盜蹠而真蚓矣。 孟子力辨仲子,只為人、禽大界限,正爭一「廉」字。想來,仲子一類人,只是他氣稟受得淡泊枯槁,便以此傲世而自賢。使其氣稟稍濃,則貪猥更不成模樣。觀其卞躁褊陋,全沒一些氣象。「出而哇之」,即不施於母,已自慚惶殺人!者數臠之鵝,于名義有何重輕,直恁驚天動地,視昊天罔極之父母也比並不得!即此與口腹之人、珍重丁甯夫殘羹冷炙者何以異!即此是禽蟲見解,而人之大廉已喪盡矣! 孟子于楊、墨說禽獸,于仲子說蚓,無非為斯人立人極,以別於異類。似蚓即是不廉。蚓之食槁壤、飲黃泉時一段無心無腸、卞躁鄙吝,恰與仲子匍匐三咽時同一昏濁之情。看先王之禮,儷尊列俎,終日百拜,酒清不飲,肉乾不食,是甚氣象來,方是廉隅整飭,一絲不亂的節奏。集注「然後可以為廉」、「未能如蚓之廉」,二「廉」字,非是。東陽為分別周旋,差為可通。若竟以蚓為廉,則正以害人心不小。且天下必無有能如蚓者,而堯、舜、周、孔,豈皆其不廉者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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