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四書大全說·憲問篇(2)

憲問篇(2)

　　三

　　胡氏以「無愧怍而真有得」論「貧而無怨」者，真體驗語。知必此而後無怨，則無怨之勝無諂也，明矣。

　　蓋人處貧而怨，非必不甘貧也。凡怨之起，必因人情有可怨之端而後怨焉。而天下之加非分於我者，則唯貧嬰之。不但橫逆之施，畏用之富而偏用之貧；且在我既貧，則其所致於人者，即人所應得於我者而亦不能致之，於是人固疑我之驕吝刻薄，而因以不愜於我。我乃反而自思，凡吾所不滿於人者，非有他故，而特以貧。貧固遇之窮也，而何不相諒以遇之窮，而相求於無已哉？此其為怨，即甘貧而不動心于富貴者，亦不免矣。

　　然人之以貧故責我，其所責者以貧也；而我之所以不滿於人者，若但以貧故而他無不盡，則雖橫逆之施，自可安受之而無挍於物矣。何也？以人之責我以貧，曲自在彼，而無待我怨也。此所謂無愧怍而不怨也。如其不然，則此事之啟釁也但以貧故，而我居平之所自立與自他之接物者，或以利，或以欲，乃于彼則屈己以徇物，於此則稱有無以徑行；則人之非分責我也，在彼亦持之有故，而在我則但據此事之曲直以歸其咎於貧，於是乎匿其所詘，標其所伸，以與天下爭而怨熾矣。

　　故知非終身之行不愧天、不怍人者，固不能受物之笑駡欺陵而甘之也。若無諂者，則苟可以勝一時之食淡衣粗，極至於忍饑耐寒，而優為之矣；不必終身所為，屋漏所覺，皆順天理而無邪僻也。何得易言無怨哉！

　　自修身而言，則言必中倫，行必中慮，而愧怍免矣。自所以修身者而言，則非有得於斯道者，固不能必其行之無愧怍也。此以推其制行之原，必本之心得以為躬行，則幾與「不改其樂」者同矣。

　　雙峰易夫子之所難，而以與「富而無驕」並言，謂與無諂者同科。不知經傳之文，淺深各

　　致，初不可以例求。蓋無諂與樂，相去自遠，貧而樂者，固不可以諂不諂論；若富而好禮，則亦就無驕者而深言之耳。故無諂與樂之中，更有無怨之一位；而無驕之與好禮中閑，更不容著一位次也。貧境逆，故屢進而後極其至。富境順，則繇無驕以好禮，亦直截而易幾。通於身世之故，而反求之身心，當自知之。

　　四

　　自荀、孟有貴王賤伯之說，儒者遂為已甚之論，雖折衷以聖人之言而猶未定也。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既已以正許之矣，而朱子猶曰「心皆不正」。夫舍心而言正，則聖人豈但正以其跡哉？如以跡，則宋襄「不重傷、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亦可許之正矣，而況于晉文？臧武仲之要君，微生高之不直，亦唯其心爾。則聖人之不略心而言跡，審矣。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又雲「五伯，假之也」，凡此皆統論五伯之詞，而要未可以定齊桓。何以知之？即以夫子許以正者知之也。若王則必貴之，伯則必賤之，凡言伯者無不賤，因而小伯者之事功，而以王業之成為湯、武之所可貴，此又非已。

　　浸使孔子而當齊桓之時，居齊桓之位，必且如湯、武乎？抑且如齊桓邪？放伐之事，既夫子之所靳言。若夫文王，則其伐密伐崇，三分有二，相率以修職貢者，亦大略與齊桓同。其所異者，則文王遇兇暴之主，而桓之時，主非紂爾。主非紂，則固可奉天子而不當摟諸侯，凡有所為，必請命而行。乃桓主雖非紂，而陷溺昏庸之惠王，其不足與為善，一也。楚，夷也，亢王之罪人也，而陽使王世子為首止之會，陰召鄭伯，欲撫之以從楚，是尚足請命而行乎？其王國之臣，雖非崇侯、惡來等也，而宰孔、齊盟於葵丘，口血未乾，已陰使晉背齊，而不恤五禁之申。使桓一一而受命，其可哉？若雲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此卿大夫之義，而不可通于諸侯。文王而唯紂命是聽，伐崇之役，又豈紂所樂從耶？以斯知不請命之未足為桓責也。

　　乃桓之不能望文王者，以夫子之言考之，于文王曰「至德」，於桓公曰「正而不譎」，其相去已遠矣。夫正亦德也，而其去德之至者，其差猶甚。蓋德無不正，而正不足以盡德之什一。故易屢言「貞凶」。貞者，正而固也。正而能固，乃足以幹事，而凶或隨之。則正者德之郛郭，而不足以與其精蘊，明矣。故曰「正而不譎」，則已知其於治道之大端不失而已疏也。

　　君子之以其道應天下之事者，初不恃一正而無憂。是故義必精，仁必熟，聰明睿知而必神武之不殺，然後盡天德、王道之微，而非孤奉名義之可以裁物而止，斯文王之所以為「文」也。

　　桓公則唯其所秉者正，遂奉一正以急正夫物，是以隘不可大，迫不可久，身沒而周即內亂，楚即幹盟，嗣子即失伯而陵夷。然亦唯其秉正以行，而不屈計成敗，是以詐謀不行而未流於邪。

　　若晉文之譎而不正，則委曲以赴事幾，而其為謀之深，反有密到于齊桓者，是以世主夏盟，而楚不能與爭。

　　蓋凡不能體天德以備王道，而亦足以建功業者，恒有二途，而得失各因之：其守正以行者，恒患其粗疏，而無以致遠行久。密謀曲計者，可以持天下之成敗，而人心風俗，亦繇以壞。功之遲速，效之淺深，莫不各肖其量也。故齊桓圖伯三十年而後成，而晉文得之於五年之中；齊不再世，而晉以久長。乃其假仁義，尚詐利，如荀、孟、董、賈所譏，則皆晉文之所為，而非桓之過也。

　　故以桓之大事論之：使桓必欲得天子之歡心，挾持以令天下，則必不違惠王偏愛子帶之心而開隙于王與宰孔，抑將為王立帶而周之君唯桓是聽矣；然而桓不為也，正也。莒，奉桓者也；魯，桓之仇也；哀薑，桓娣也。終莊公之世，魯未嘗為齊下，哀姜托於莒以壞魯。桓黨莒挾娣以多求于仇讎之魯，可以得志；而桓終討哀姜，定魯難，而不徇莒之請。若此者，皆所謂皎然揭日月而行，內求自正，外以正人，而不區區于求成求可者矣。斯豈三代以下唐宗、宋祖之所能及哉？

　　「正而不譎」，跡之正，亦唯其心之無邪也。唯其正，是以不譎。唯其不譎，是以謀不深而功易敗。唯其不譎，是以不致壞人心而蠱風俗。乃唯其止於正而不至於德，是以功不可大，而業不可久。以此論桓，聖人之意見矣。何事過為已甚，與聖言背馳哉？

　　五

　　德為體，功為用。天下無無用之體，無無體之用。使不必有是德而有是功，聖賢亦何事為此規規者耶？苟無其德，則雖仿佛以圖其功，而去之愈遠。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而子曰「管仲之力也」。夫曰「力」，則其所以能勝此者，其本領不可昧矣。慶源但以「不假威力，無所殺傷」稱其功之大，豈仲才一進不以兵車之謀而徼成其功，夫子遂以亟稱其仁耶？宋襄公亦嘗以乘車會諸侯矣，而適為楚人之擒，則知無其力者，雖以兵車而且不勝任，況不以哉？周公東征，斧破斨缺，斯亦豈必廢兵，而其所以仁覆天下者，則在有「四國是皇」之力也。

　　德者，得於心也。得於心者有本，則其舉天下也，任無不勝。春秋之時，諸侯之不相信而唯兵是恃者，已極矣。「不以兵車」，而能志喻信孚于諸侯，便有合天下為一體，屙癢相知，彼此相忘之氣象。此非得於心者有仁之實，而能任此而無憂其不濟乎？

　　力者，仁之力也。其所為講信修睦於天下，惇信明義于國中，而以全乎「愛之理」為「心之德」者，固非虛枵襲取之仁，明矣。世所傳管子書，言多詭雜，蓋後人之贗作。而仲之言見於春秋傳者，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匿，不可棄也」；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曰「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體道已實，而執德已固，於此驗矣。故君子稱之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斯非正誼明道而不謀利計功之實哉？而必曰管仲無其德，何也？

　　孟子之譏仲，以救時也。無仲之力，而襲仲之跡，則趨入于功利而不仁，非仲之過也。孟子以仲伯而不王，鄙其功烈之卑，亦初不言其心術之不正。而宋儒以詭遇獲禽擬之，終為深文中人，而非論之正。諸子之論，折衷于聖人。聖人難言仁而以許仲，又何必吹毛求疵而後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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