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家說·文公十九論九

文公十九論九

　　商臣之罪，晉在所當討乎？曰：此非一切之詞所可制也，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天理者不息，不息故密，其惟純粹以精，退藏不忒，而吉凶善敗亦於此乎受度。若夫一切之詞，立一義以該一切，可與否盡之矣。可與否既各成其端，端各有義，故天下無爭仁而有爭義。吉凶善敗，巧曆所不能殫，乃爭一廢一而不顧其中，皆一切之詞之所蔽也。

　　最下之說曰：夷狄之無父無君，自相蹄齕以終於亂，中國之利，勿問可也。似也，而惻隱之心亡矣。且所惡於夷者，惟其取人之倫而滅之也。所惡於彼者此，而又幸其若此，誠反之心而不亦已傎乎！

　　其次曰：王者不治夷狄。不治則無乎治矣。無乎治，雖弑父與君，而固無治也，又誰與揀其重輕哉？夫不治者，謂要荒之外，聲不相問，跡不相及，其興其喪，非我所知也。周裂土以封楚，授服以爵楚，其與中國，固嘗與乎盟會觀問之事矣。故不治雲者，漢之于冒頓、宋之于完顏雍是已，雍弑亮。而非楚之謂也。

　　又其次曰：中國所虞者，楚也。楚且有覆載不容之罪，乘其罪而執之，是一舉而兩義伸也。於是而楚之臣子，內憤大憝，外資義問，從中而應，戮商臣以謝晉，改立君以聽命於中國，雖使之削王可也，此因義以成乎利矣。嗚呼！惟此之為說，似是而尤非，以蠹王道，莫之或先也。

　　夫義，一而已矣。大義在我，無所容假，而更假一義以益之，則並所秉之義而俱偽。「立心無恒」「莫益之，或擊之」矣。夷之僭王，子之弑父，奉義以治之，致一而已足。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陰懲其僭，而陽討其弑，則是僭不足誅而必待其弑也，抑弑不必討而惟僭者之弑為必討也？拓跋氏之以脅蕭鸞，惟無可秉之義耳。有義可秉，而此之脅，楚之臣子豈不足以察我之情實，而暋焉恣我以得志乎？是故拓跋氏終不能得志于齊，浸文王而用此，亦不能得志於昆夷，而欲望晉之得志于楚也，不亦難哉！

　　湯武之放伐，施之君父而無嫌，志號一焉耳。志一號一，內顧不誠，用詐且不足以有功，而況於用義邪！是故一切之詞，遽可其可，遽否其否，不患乎無執。而以處兩端之中，歆止歆動，幸以為利，掩以為名，則功必墮，而義先喪，自非可與權者，固不足以與於斯矣。且所謂權者，亦非軼可否之兩端，以有其神變也。立者因道，權者因心。立者心合道，權者道從心。心合道則道畫心，道從心則心生道。欲心生道，必無往而非道。無往非道，縱廣於道，因時以憤盈，是故可亦人之可，而有其必可，否亦人之否，而有其定否。以此而決大疑，誠於發，誠於義，則誠於功。帝王之所以張弛進退，宰天下而無嫌者，此而已矣。今且執大權以決此疑，則商臣之逆，其必討焉，固也。乃其用以討者，則非若前之所雲討者也。

　　義有序。序者，心之倫也。夫楚固非不治者矣，然屙癢之關心，固不能與中國齊也。內之國中，上之王室，下之友邦，晏然無可生其怵惕者，則當時之大憤，固莫急於商臣矣。故宋之于完顏雍，不可討也：吾君父之仇未報而問彼之君父，則心已先乎熠矣。惟內顧之莫闕也，志暇而義充，楚非不治者也。於是而聞商臣之辜，怒盈於中，誠將其勇，憤於一往，莫之低回，僭王猾夏之罪，留以俟之他日。不幸其亂，不冀其服，致果成劉，得罪人而他無求焉。用斯以往，楚之改君以聽命，有隕自天，非所望也。定而複叛，固其所也。揭日月以行，無有陰匿，而或為陽聲，則志亦易獲。而楚之臣子，不能操我於所挾以相撓。王者之治遠人，君子之治亂賊，惟此焉耳矣。

　　用斯以往，其未可以望之晉也，明矣。內之國中有急焉，上之王室有急焉，下之友邦有急焉。晉之所急者尤多，而急不在楚。急不在楚，則惻怛憤怒之心不生。義心不生，則義道不生於心。道不生心，則誠不動物而物撓之。心不生，道不立，誠不動，物遽可遽否，徒然托于道以成其欲。幸而止焉，歆而往焉。嗚呼！此大同之以納景喪梁，萬曆之以救鮮疲國考，曾不如置而弗問之苟免於咎也。行止之幾，吉凶之本，無他，心而已矣。心者道之權，德之流行者也。不知天德，不可與言王道。為一切之詞者，弗思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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