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家說·僖公三十一論十九

僖公三十一論十九

　　執狠者不可激，垂亡者不可驕，以宋之幾亡而得臣之狠也，執曹伯以畀宋，宋受之而不累，受曹伯之俘，而得臣不致死于宋。由斯度之，曹之足以亡宋，而曹毀則宋存，審矣。故《春秋》目言晉侯以顯其獨斷之精，特起變例而書曰「畀」。賤曹伯，如一物之相餉而絕之於人倫之外也。《傳》曰「曹伯羸」者，其失言矣。曹羸以力而悍以心，滅天下以得志于宋，靡不為也，居間以制晉、楚之勝負，無所讓也。曹伯入宋，而楚頵不敢憑其威，得臣不敢終其忿，於是而晉侯之力始堅。故所惡於遽者，不審其罪而亟加之酷也。曹峙于宋東，衛峙于宋北，而宋圍急；曹伯執，衛侯奔，而宋圍解。急奪其所恃，而楚之君臣先不保而鬥於穴，則遽者非其暴。所惡於謀者，間天下而亂之也。置曹、衛於腹心，則以疑天下，睽齊、秦，孤宋而導楚以狂。曹伯執，衛侯奔，而中國之亂如紐散而紛皆理，則謀者非其譎。藉其不然，內患未除，歸途不夷，東無以收齊，而西梗河北太行之道，將使輕車束馬，爭死生之命于宋城之下，是荀林父之掬指於邲也。

　　舍包藏禍心之曹、衛，抑問罪于脅從之陳、蔡、鄭、許，既無以伐謀，而示拙於勍敵，亦且深入南國，無齊、宋以相援，申息之師當其前，圍宋之旅當其後，曹、衛扼河而絕其歸，自亡亡宋以亡天下，在此役矣。說《春秋》者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亦謂夫義正而害自遠，道明而功固不可敗也。執一結楚亡宋之匹夫，以伸其罪于宋，誼何有於不正，而與道相背馳乎？夫豈不利而害，無功而敗者之，乃得為道誼也？以此為教，功利之士乃以誚道義之適足以亡，是與於不仁之甚，而詐力益昌矣。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非為其制楚者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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