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建設第二章以用錢為證(2)

第二章以用錢為證(2)

　　錢幣發生數千年而後，乃始有近代機器之發明。自機器發明後，人文之進步更高更速，而物質之發達更超越於前矣。蓋機器者，羈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前時人力所不能為之事，機器皆能優為之。任重也，一指可當萬人之負；致遠也，一日可達數千里之程。以之耕，則一人可獲數百人之食；以之織，則一人可成千人之衣。經此一進步也，工業為之革命，天地為之更新，而金錢之力至此已失其效矣。何以言之？夫機器未出以前，世界之生產全賴人工為之，則買賣之量，亦無出乎金錢範圍以外者。今日世界之生產，則合人工與自然力為之，其出量加至萬千倍，而買賣之量亦加至萬千倍，則今日之商業，已出乎金錢範圍之外矣。所以大宗買賣，多不用金錢，而用契券矣。譬如有川商運貨百萬元至滬，分十起而售之，每起獲其十一之利，而得十一萬元，皆收現錢。以銀元計之，每起已四千九百五十斤，一一收之藏之，而後往市以求他貨而買之，又分十起而買入，則運貨往來之外，又須運錢往來。若一人分十起售其貨，又當分十起而收其錢，繼又買入他貨十宗，又分十起以付錢，其費時費力，已不勝其煩矣。倘同時所到之商不止一路，則合數十百人而各有貨百數十萬以買賣，每人皆需數日之時間以執行其事，則每人所過手之金錢，一人百數十萬元，十人千數百萬元，百人萬數千萬元，則一市中之金錢斷無此數，故大宗買賣早非金錢之力所能為矣。金錢之力有所窮，則不期然而然漸流入於用契券以代金錢，而人類且不之覺也。

　　契券之用為何？此非商賈中人，自不能一聞則瞭解也。如上述之川客，販貨百萬元至滬，分十起售之，獲其十一之利，每起所收十一萬元，惟此十一萬元非四千九百五十斤之銀元，乃一張之字紙，列有此數目耳。此等字紙，或為銀行之支票，或為錢莊之莊票，或為貨客本店之期單，或為約束之欠據者是也。售十起之貨，則彼此授受十張之字紙而已，交收貨物之外，再不用交收銀元矣。川客在滬所採買之貨，亦以此等字紙兌換之。如是一買一賣，其百余萬元之貨物，已省卻主客彼此交收四萬九千五百斤銀元四次運送之勞矣，且免卻運送時之種種盜竊、遺失、意外等危險矣。其節時省事，並得安全無虞，為利之大，以一人計已如此矣，若以社會而言，則其為利實有不可思議者矣。

　　是以在今日之文明社會中，實非用契券為買賣不可矣，「金錢萬能」雲乎哉？而世人猶迷信之者，是無異週末之時，猶有許行之徒守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之舊習者也。不知自日中為市之制興，則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之兼業可以廢；至金錢出，則日中為市之制可以廢；至契券出，而金錢之用亦可以廢矣。乃民國元年時，作者曾提議廢金銀，行鈔券，以英國困而振工商，而聞者譁然，以為必不可能之事。

　　乃今次大戰，世界各國多廢金錢而行紙幣，悉如作者七年前所主張之法。蓋行之得其法，則紙幣與金錢等耳。或曰：「元明兩朝皆發行鈔票，乃漸致民窮國困，而卒至於亡者，美國南北戰爭之時，亦發行紙幣，而亦受紙幣之害者，何也？」曰：以其發之無度，遂至紙幣多而貨物少故也。又曰：「北京去年發不兌現之令，豈非廢金錢行紙幣票乎？何以不見其效，而反生出市面恐慌、人民困苦也？」曰：北京政府之效人顰，而發不兌現之令也，只學人一半而違其半。夫人之不兌現，同時亦不收現也，而北京政府之不兌現，同時又收現，此非廢金錢而行紙幣，乃直以空頭票而騙金錢耳。此北京政府之所以失敗也。英國之不兌現也，同時亦不收現，凡政府之賦稅、借債種種收入，皆非紙幣不收。是以其戰費之支出，每日六七千萬元，皆給發紙票，而市面流通無滯，人人之樂為用者，何也？以政府每數月必發行一次公債，每次所募之額，在數十萬萬元者，亦皆悉收紙幣，不收現金。有現金之人，或買貨、或納稅者，必須將其金錢向銀行換成紙票，乃能通用，否則其金錢等於廢物耳。此英國不兌現之法也。而北京政府則自發之紙票亦不收，是何異自行宣告其破產乎？天下豈有不自信用之券，而能令他人信用之者乎？奸商市儈尚且不為此，而堂堂政府為之，其愚孰甚！此皆不知錢之為用之過也。

　　世之能用錢而不知錢之為用者，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昔漢興，承秦之敝，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的，作業劇而財匱。初以為錢少而困也，乃令民鑄錢。後錢多而又困也，乃禁民鑄錢。皆不得其當也。夫國之貧富，不在錢之多少，而在貨之多少，並貨之流通耳。漢初則以貨少而困，其後則以貨不能流通而又困。於是桑弘羊起而行均輸、平准之法，盡籠天下之貨，賣貴買賤，以均民用，而利國家，卒收國饒民足之效。若弘羊者，可謂知金錢之為用者也。惜弘羊而後，其法不行，遂至中國今日受金錢之困較昔尤甚也。方當歐戰大作，舉國從軍，生產停滯，金錢低落，而交戰各國之政府乃悉收全國工商事業而經營之，以益軍資，而均民用。德奧行之於先，各國效之於後。此亦弘羊之遺意也。

　　歐美學者有言：「人類之生活程度分為三級：其一曰需要程度，在此級所用之貨物若有欠缺，則不能生活也。其二曰安適程度，在此級所用之貨物若有欠缺，則不得安適也。其三曰繁華程度，在此級所用之貨物乃可有可無者，有之則加其快樂，無之亦不礙于安適也。」然以同時之人類而論，則此等程度實屬極無界限者也。有此一人以為需要者，彼一人或以為安適，而他一人或以為快樂者也。惟以時代論之，則其界限頗屬分明矣。作者故曰：錢幣未發生之前，可稱為需要時代，蓋當時之人，最大之欲望無過飽暖而已，此外無所求，亦不能求也。錢幣既發生之後，可稱為安適時代，蓋此時人類之欲望始生，亦此時而人類始得有致安適之具也。自機器發明之後，可稱為繁華時代，蓋此時始有生產過盛，不患貧而患不均者，工業發達之國有汲汲推廣市場輸貨於外之政策，而文明社會亦有以奢侈為利世之謬見矣。由此三時期之進化，可以知貨物「中准」之變遷也。故曰：需要時代，以日中為市為金錢也；安適時代，以金錢為金錢也；繁華時代，以契券為金錢也。此三時代之交易「中准」，各于其時皆能為人類造最大之幸福，非用之不可也。然同時又非絕不可用其他之制度也。如日中為市既行之後，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亦有行之者。而金錢出世之後，日中為市，亦有相並而行者，我國城廂之外，今之三日一趁墟者是也。且未至繁華之時代，世界人類已有先之而用契券者矣，如唐之飛券、鈔引，宋之交子、會子是也。但在今日，則非用契券，工商事業必不能活動也。而同時兼用金錢亦無不可也，不過不如用契券之便而利大耳。此又用錢者所當知也。

　　我中國今日之生活程度尚在第二級，蓋我農工事業，猶賴人力以生產，而尚未普用機器以羈勒自然力，如蒸氣、電氣、煤氣、水力等以助人工也。故開港通商之後，我商業則立見失敗者，非洋商之金錢勝於我也，實外洋入口之貨物，多於我出口者每年在二萬萬元以上也。即中國金錢出口，亦當在二萬萬以上。一年二萬萬，十年則二十萬萬矣。若長此終古，則雖有銅山金穴，亦難抵此漏卮，而必有民窮財盡之日也。必也我亦用機器以生產，方能有濟也。按工業發達之國，其年中出息，以全國人口通計，每年每人可得七八百元。而吾國純用人工以生產，按全國人口男女老少通計，每年每人出息當不過七八元耳。倘我國能知用機器以助生產當亦能收同等之效，則今日每人出息七八元者，可加至七八百元，即富力加於今日百倍矣。如是則我亦可立進于繁華之程度矣。

　　近世歐美各國之工業革命，物質發達，突如其來，生活程度遂忽由安適地位而驟進至繁華地位。社會之受其影響者，誠有如佐治亨利氏之《進步與貧乏》一書所雲：「現代之文明進步，仿如以一尖錐從社會上下階級之間，突然插進。其在尖錐之上者，即資本家極少數人，則由尖錐推之上升。其在尖錐之下者，即勞動者大多數人，則由尖錐推之下降。此所以有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也。」是工業革命之結果，其施福惠于人群者為極少之數，而加痛苦于人群者為極大多數也。所以一經工業革命之後，則社會革命之風潮，因之大作矣。蓋不平則鳴，大多數人不能長為極少數人之犧牲者公理之自然也。

　　人群所以受此極大之痛苦者，即不知變計以應時勢之故也。因在人工生產之時代，所以制豪強之壟斷者，莫善於放任商人，使之自由競爭，而人民因以受其利也。此事已行之於世數千年矣。乃自斯密亞當始發明其理，遂從而鼓吹之。當十八世紀之季，其《富國》〔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今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之研究》〕一書出世，舉世驚倒，奉之為聖經明訓。蓋其事既為世所通行，又為人所習而不察者，乃忽由斯密氏所道破，是直言人之所欲言，而言人之所不能言者，宜其為世所歡迎，至今猶有奉為神聖者也。不料斯密氏之書出世不滿百年，而工業革命作矣。經此革命之後，世界已用機器以生產，而有機器者，其財力足以鞭答天下，宰製四海矣。是時而猶守自由競爭之訓者，是無異以破足而與自動車競走也，容有幸乎？此丕士麥克〔Bismarck，今譯俾斯麥〕之所以行國家社會主義於德意志，而各國後先效法者也。如丕士麥克者，可謂知金錢之為用矣，其殆近代之桑弘羊乎？

　　由此觀之，非綜覽人文之進化，詳考財貨之源流，不能知金錢之為用也。又非研究經濟之學，詳考工商歷史、銀行制度、幣制沿革，不能知金錢之現狀也。要之，今日歐美普通之人，其所知於金錢者，亦不過如中國人士只識金錢萬能而已，他無所知也。其經濟學者僅知金錢本於貨物，而社會主義家（作者名之曰民生學者）乃始知金錢實本於人工也（此統指勞心勞力者言也）。是以萬能者人工也，非金錢也。故曰：世人只能用錢，而不知錢者也。此足為「行之非艱，知之惟艱」之一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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