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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論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豈可以為怒之言邪?此天下之人,皆能辯之。而至於聖人,其言丁寧反復、布于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為聖人之文章,非複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求之太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為深遠而不可曉。且夫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將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為病狂,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刪《詩》于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於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于陳靈,自詩人以來至於仲尼之世,蓋已數百餘年矣。愚常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為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蓋察於辭氣,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夫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矣。今夫人之于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怒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誠。此其大凡也。《春秋》之于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于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于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于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陽。」此所謂怨之之言也;于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于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急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於《公羊》、《谷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為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為喜,而何足以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為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為吾仲孫怒而至於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向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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