欒城應詔集卷三進論五首

應詔集卷三進論五首

　　【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快，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于四海而莫之能禁。其亂不起于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于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子孫無複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于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愚嘗以為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其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製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眾，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之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于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懾自斂，不敢複顧。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五代論】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卨，而至於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開天下之釁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者如蝟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禪，遠者不過數十年，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太半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亂，始于功臣，而晉之亂，始于戎狄，皆其以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夷門，而後天下定于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于晉；匈奴之禍，周太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滅于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于周。蓋功臣負其創業之勳，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動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楊邠、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興；而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為苟仁而已矣，誠以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于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為也。無所不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翟，裡克殺奚齊、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縶往吊，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于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裡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丕鄭，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內外之賂，殺裡克、丕鄭而發兵以絕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于內，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反而霸于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內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劉季起于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為，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固陵，兵敗，而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于一時之利。僥倖于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周公論】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為不義。武王既沒，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于明堂，而召公不說，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幾至於不救。二者此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夫伊尹猶有以辭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其跡無以異于伊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此無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強攝焉，以為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其事，則有所不得已而然爾。太甲雖廢，而伊尹未敢有所複立，以召天下之亂，故寧以己攝焉，而待夫太甲之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於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為之佐，以成王之名號於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夫天下之謗，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為不然，挾天子以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豈不足以知之？蓋夫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權，則必有忠於其心，而後可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為天子之所忌，而下為左右之大臣從而媒孽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奸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予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於其志，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之，使成王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讒慝之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憂，而天下不搖。使其當時立於群臣之間，方其危疑擾攘而未決也，則愚恐周公之禍，非居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于天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遠哉！

　　【老聃論】

　　上善與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為之言，則天下之為辯者服矣。與其裡人言，而曰「吾父以為不然」，則誰肯信以為爾父之是是？故不若與之論其曲直，雖楚人可以與秦人言之而無害。故夫天下之所為多言，以排夫異端而終以不明者，唯不務其是非利害，而以父屈人也。夫聖人之所為尊於天下，為其知夫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之所為信於天下，以其弟子而知之也。故非其弟子，則天下有不知周公之為周公，而仲尼之為仲尼者矣。是故老聃、莊周其為說不可以周、孔辯也。何者？彼且以為周、孔之不足信也。夫聖人之于言，譬如規矩之於方圓爾。天下之人信規矩之於方圓，而以規矩辯天下之不方不圓，則不若求其至方極圓，以陰合於規矩。使規而有不圓，矩而有不方，亦無害於吾說。若此，則其易以折天下之異論。昔者天下之士，其老聃、莊周與夫佛之道者，皆未嘗得其要也。老聃之說曰：「去仁義，絕禮樂，而後天下安。」而吾之說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待以治安者。」佛之說曰：「棄父絕子，不為夫婦，放雞豚，食菜菇，而後萬物遂。」而吾之說曰：「父子夫婦，食雞豚，而遂萬物之性。」夫彼用以其說，而吾亦以吾說。彼之不吾信，如吾之不彼信也。蓋天下之不從，莫急於未信而強劫之。故夫仁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播之以樂，守之以君臣，而維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明於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諭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則然。」嗟夫，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唯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為道。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舍而他之。惟其無窮，是以知其為道而無疑。蓋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觀焉，而不牽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與語此也。

　　【老聃論下】

　　天下之道，惟其辨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為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熒惑天下。楊氏「為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楊子；而道路之人皆可以為父兄子弟者，舉皆歸於墨子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相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歡，此其勢然矣。故老聃、莊周知夫天下之不從也，而起而承之。以為「兼愛」、「為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為「為我」，不為「兼愛」，而處乎「兼愛」、「為我」之際。此其意以為，不「兼愛」則天下譏其無親，不「為我」則天下議其為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游其間，而我皆無所與，以為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夫天下之人，惟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夫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已詳矣。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為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為我」者，為「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為「為我」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由其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以一說治也。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愛」，繼之以「為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惟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為我」亦莫棄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之所以為辯也，而仲尼亦雲。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為不深矣。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於可、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矣。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物相遭，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禦有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則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為？而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常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為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徼。」既曰：「無之以為用。」而又曰：「有之以為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為窮。既曰：「斷滅」矣，而又恐斷滅之適以為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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