欒城應詔集卷四進論五首

應詔集卷四進論五首

　　【禮論】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為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而禮行于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心，盎然見於其面，而坌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衣，而禦古之器皿，傴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強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常有巢居穴處，汙樽壞飲、燔黍捭豚、蕢桴土鼓，而以為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為不足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爓之，以為是不忘本，而非以為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選懦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韍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為，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複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際，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恤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為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床而食於床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為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複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仿以為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蠟與田祖也，吹葦龠，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惟其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祥，則遂以為不可。蓋其近于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固不可易也。

　　【易論】

　　《易》者，蔔筮之書也。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辭，而不在其數，數非聖人之所盡心也。然《易》始於卦，而至於六十四，此其為書未離乎用數也。而世之人皆恥言《易》之數，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紛紜迂闊而不可解。此高論之士所以恥而不言歟？夫《易》本于蔔筮，而聖人闊言于其間，以盡天下之人情，使其為數紛亂而不可考，則聖人豈肯以其有用之言而托之無用之數哉？今夫《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九為老陽，而七為少陽；六為老陰，而八為少陰。此四數乾，天下莫知其所為如此者也。或者以為陽之數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故七為少而九為老。至於老陰，苟以為以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今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為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于陽，故抑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有加于陽也，而曷有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之所為也，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於他書也，而見於《易》。《易》之所以或為老或為少者，為夫揲蓍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揲蓍焉而求之。揲蓍之法曰：卦一歸奇，三揲之餘，而以四數之。得九而以為老陽，得八而以為少陰，得七而以為少陽，得六而以為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為識焉耳。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為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為主，故乾之子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陰、老陽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蓍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譬如一卦而三爻也。陰陽之老少，於卦見之於爻，而於爻見之於揲。使其果有取於七八九六，則夫此三揲者，區區焉分其少多而各為之處，果何以為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無以異於《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無以異於《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無以異於《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無以異於《巽》《離》《兌》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為識，而非其義之所在，不可強以為說也。

　　【書論】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定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劓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終。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下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亹亹而不倦，必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為如此，而後從事。其言回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者。愚始讀而疑之，以為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黽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為，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樂而無間，相與籲俞嗟歎，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辯，以求曲直之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復，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勢闊遠而不同，天子有所欲為，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莫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其上之人，優遊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蓋盤庚之遷，天下皆諮嗟而不悅。盤庚為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於今。今不承于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暨餘同心，我先後將降汝罪疾，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後曰：『作大，戮于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為要使汝獲其利，而何恤乎吾之所為，故無所求於眾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於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為三代之治柔懦而不決。然此乃王霸之所以為異者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于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向。及其不可聽，則又反復而諭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為不同也哉！

　　【詩論】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為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強牽合以為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為經，惟其於《禮》、《春秋》，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為蔔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禮》、《春秋》之嚴矣。而況乎《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其言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跡，而下及於飲食床笫、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不通矣。夫聖人之于《詩》，以為其終要入于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詩》之傳曰「殷其靁，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累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惟鳩居之」；「喓々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為「興」者，有所取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為此事而作，而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強為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為學亦以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為「興」。夫「興」之為言，猶曰：「其意雲爾，意有所觸乎。」當此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靁》，曰：「殷其靁，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靁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為「興」也。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以與「比」同，而無強為之說，以求合其作時之事，則夫《詩》之義，庶幾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春秋論】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豈可以為怒之言邪？此天下之人，皆能辯之。而至於聖人，其言丁寧反復、布于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為聖人之文章，非複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求之太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為深遠而不可曉。且夫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將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為病狂，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刪《詩》于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於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于陳靈，自詩人以來至於仲尼之世，蓋已數百餘年矣。愚常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為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蓋察於辭氣，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夫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矣。今夫人之于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怒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誠。此其大凡也。《春秋》之于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于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于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于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陽。」此所謂怨之之言也；于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于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急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於《公羊》、《谷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為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為喜，而何足以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為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為吾仲孫怒而至於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向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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