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傳四十五　楚軍與湘軍淮軍(2)

四十五　楚軍與湘軍淮軍(2)

　　宗棠既公開不滿淮軍，淮軍將領亦多不願受宗棠節制。鴻章深知其情，故當宗棠進攻金積堡受挫，而清廷屢促淮軍馳援陝西時，亦公然於覆奏中直陳宗棠之不欲與淮軍合作：

　　……論者每謂楚軍宜於南而不宜於西北，曾國藩亦嘗為是言。然左宗棠每欲專用楚軍平回匪，近因事機屢變，稍參用雷正綰、黃鼎、金運昌、傅先宗等，而於他將仍鑿枘不入。現在圍攻金積，屢破堅寨，冀即得手。馬化隆一股若可殲除，甘事當漸起色。若甘軍稍振（按甘軍指宗棠在甘肅指揮各軍，包括楚軍在內），則陝事亦松，似無須別置一軍，致左宗棠或生疑忌。臣前赴陝，本擬待秋後即請撤歸者，正為此也……

　　此奏可謂為鴻章對於宗棠前奏之反攻。甚矣，氣類不同，門戶之見，雖賢者有所不免乎！注669

　　西撚平後，楚軍與淮軍又有一度對於各省協餉之爭，宗棠嘗奏陳其事：

　　……各省協餉，厚於淮軍，薄于楚軍……上年剿撚事畢，楚軍西行，所指為餉軍之資者，洋稅。淮軍東下，所指為撤軍之資者，厘金。然楚軍所得，不及淮軍三之一也。曾國藩奏借浙江厘金十萬兩，為撤軍之資。而浙江于一月內已解三十萬兩，其應解陝甘及臣軍之餉，月共七萬兩。嗣奉旨加協，又五萬兩。浙江乃先將舊協臣軍之二萬兩一項，停止不解……江南除照舊應解劉松山六萬兩外，僅協臣二萬，劉典一萬，穆圖善一萬，共止十萬。而其協淮軍，則每月二十萬兩，多寡懸殊……

　　由是宗棠益致憾於淮軍，且自承「楚淮兩軍之不相浹洽，天下共知共聞」。及宗棠總督兩江，對於江蘇境內之淮軍餉項，提出三種措施：

　　其一，江蘇額撥淮軍專餉，歲共銀二百數十萬兩，向系解交淮軍後路糧台自行發放。宗棠以便利稽核與免除轉折為理由，議將分駐江蘇境內淮軍餉項，改由江蘇省軍需局按照淮軍舊章，就近直接支放。並以後即列入金陵留防軍需案內一併報銷，不必再經淮軍後路糧台。奏上，奉批另有旨，惟以後似無下文，故恐未實行，時為光緒八年（1882）三月。

　　其二，淮軍前駐北方，米價系按北方時價計算，自調江南，江南米價較廉，自應改按江南米價計算，但並未照減。宗棠大概認為於公家吃虧太巨，當命一律改按江南時價扣發，以資撙節。原奏如何措詞，今無可考，惟曾奉批「知道了」，時為光緒八年（1882）十月。

　　其三，前項溢價，實非分給勇夫，而歸統領等自行支配。故宗棠於前案內，又曾聲明，當同時酌加各該淮軍統領辦公經費，其後按所統營數多寡估加，少者由每月銀一百三十兩，加至四百三十兩，多者由每月銀三百兩，加至八百兩。原奏略謂：「現在米價改照時值核扣，權其出入，原定薪費、夫價銀兩，實屬不敷貼補，是以分別加給。」則言外似有淮軍各統領對於米價原有沾潤，今因改按時值扣發，故酌予補償之意。已奉批：「該部知道。」不意戶部忽又議駁，由宗棠重行陳請，以為業經兩次奏奉諭允，不宜失信于將領。始複奉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時為光緒九年（1883）七月。

　　嗣乃有人就第二點，奏劾宗棠於淮軍有心裁抑，以致將士各懷疑慮，旨交彭玉麟查辦。玉麟覆陳，實無其事，並謂：「米價如果當減，豈能因是淮軍而不隨時加以變通。」蓋就表面觀之，宗棠處置，原屬公允，惟其本意是否借此裁抑淮軍，則須視其心術。注670

　　抑同治中興，固全賴湘、楚、淮諸軍鄉勇之力，其後且一化為防練軍，再化為巡防隊，三化為全新式之陸軍，然軍閥之構成，亦由於此。按綠營與勇營，有一根本不同之點，綠營先有兵丁，而後有將領。勇營先有將領，而後有勇丁。綠營之兵丁，均為土著，定居一地，不隨將領而調動，即遇出征，僅在各營抽調成軍，並不全部隊動員。勇營之勇丁，均為客籍，居無定處，常隨將領而調動，更至於隨將領之存亡而完散。當時以為綠營之不堪作戰，正為在此種制度下，將與卒不習，卒與卒不習，因以勝則相忌，敗則不救，於是用下列方式，徵募鄉勇，一矯其弊：

　　……先擇將，而後募勇，有將領而後有營官，有營官而後有百長，有百長而後有什長，有什長而後有散勇，其長夫又由各散勇自募。而後營官點驗歸棚，蓋均取其相習有素，能知其性情、才力之短長，相距非遙，能知其住址，親屬之確實，故在營則恪守營規，臨陣則懍遵號令，較之隨營召募游手無賴之徒，以充勇夫者，稍為可恃……

　　故曰：

　　……勇丁之所以稍稍可用者，原於未募之初，先擇管帶，令其就原籍選募，取具保結，而後成軍。成軍以後，嚴加訓練，層層節制，該勇丁均系土著生長之人，有家室妻子之戀，故在營則什長、百長、營官、將領得而治之。散遣歸籍，則知縣、團長、戶長得而察之，遇有私逃，則營官、將領稟知本省，得按籍捕之，此明臣戚繼光所以有募勇必由知縣之說也……注671

　　以是原因，此種勇營，上下維繫，將卒親睦，指揮便利，訓練容易，且於同袍之外，多一種同鄉情誼，更或彼此為戚族，故作戰時，自能互相援助，一遇傷凶，益足激發其報仇雪恥之心，卒用此精神，殺敵致果。惟以其就同一地方徵募為主，故其部隊系以地方名號。如上所述，地方色彩甚濃，不免形成若干地方利害觀念。不特此也，惟其以將領自行募勇為主，故其部隊常標以本人之名號，如鮑超號春霆，其勇即曰霆軍，劉銘傳之勇即曰銘軍，宗棠之勇亦嘗以封爵徽號稱曰恪靖。更有特定一名稱者，則如李元度之安越軍，張曜之嵩武軍等。個人色彩甚濃，不免形成若干個人利害觀念。不特此也，勇營既以將領為主體，其軍旗即綴將領之姓，如遇此將領亡故，則其營大都只能解散，否則僅有彼之親屬可以為繼。如王錱歿後，其舊部大都已散，宗棠召集時，仍以其弟開琳統之，是為一例。又如劉松山死而所遺之老湘營，宗棠以其侄錦棠帶領，又為一例。故綠營雖腐敗，尚不失為國家之軍隊，勇營雖剛勁，則成為私人之軍隊。在宗棠、國藩、鴻章諸人，固無自私其軍隊之心，然當時之勇丁，固已只知有將領，不知有國家。末流所趨，將領亦只知以其部隊為私人之勢力，不知其應為國家之武力。益以在各軍之上，又無一公而忘私，足以涵蓋一切，如宗棠與國藩、鴻章其人。於是此軍與彼軍間，始則自成門戶，繼則各保地盤，終於互相火並，而軍閥之禍，遂歷數十年而不已。此則當日創始諸人所不及料者也。

　　惟太平軍平定後，國藩幾盡撤湘軍，西征竣事，宗棠亦大量遣撤楚軍。中法戰役結束後，續募之楚軍，又完全遣撤。故以後軍閥之養成，湘楚兩軍尚少責任，獨淮軍則永恆存在，而鴻章亦不免為軍閥之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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