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傳三十　盤旋曲折之新疆問題(3)

三十　盤旋曲折之新疆問題(3)

　　至規複烏魯木齊，非剿撫兼施不可，非糧運兼籌不可。按陝逆白彥虎，由西寧、大通竄遁關外時，除老弱婦女外，能戰之賊，至多不過數千而止，人所共見。即被裹出關各回，由安西、玉門、哈密逃歸就撫者，其說亦同。前敵所報，或多或寡，未足為憑。其言賊勢，或旺或衰，亦非確論。據實而言，白逆悍鷙不如陝回諸目，而狡詐過之。計該逆自陝至甘，未嘗占踞城池，遇勁軍未嘗戀戰，有時見勁軍躡蹤而至，紿諸逆目斷後，自挈黨先逃。所犯之處，未嘗久留，專為覬便竄逸之計，觀其過肅城而不赴馬四之招，現踞紅廟子，不踞烏垣，亦可概見。賊智長於用伏，官軍計畫稍疏，輒為所陷。

　　臣前接關外諸軍函牘，言賊可取狀，曾告以弗論賊勢強弱，且自問官軍真強與否。賊之以弱示形，須防其羸師誘我，此賊如敗，必乘機竄逸，如陣前殪斃，乃為了局，此為言剿者策也。南路辟展，吐魯番至阿克蘇，地狹民貧，土回暗弱，近為浩罕屬部安集延所制。安集延踞吐魯番之頭人帕夏阿古柏，能以詐力制伏回眾，與白逆通，善持兩端。此時跧伏未動，且貌為馴順，以示無他。如遽加以兵，則減後勁之軍，增前路之賊，非計之得也。漢趙充國之討羌，急先零而釋罕開，厥後先零平而罕開自服，效猶可睹。現之屯兵哈密，修水利，興屯田，一為鳩集哈回，以固藩衛，一為置子中央，杜賊勾結，而取芻糧，節挽輸，猶其小者。此為言撫者策也。

　　關於軍糧一點，宗棠仍主儘量就關外設法供應，以省勞費；並擬就歸化、包頭一帶，試辦采運，以廣來源，於哈密一帶，興辦屯墾，以期增產。

　　此外宗棠對於諭旨所詢人事各項，另有片密陳：

　　奉諭旨：關外現有統帥及現有兵力，能否剿滅此賊，抑或尚有未協之處，應如何調度，始能奏效，或必須有人遙制，俾關外諸軍，作為前敵，專任剿賊，方能有所稟承，著通盤籌畫，詳細密陳。臣謹案：關外統帥景廉，素稱正派，亦有學問，承平時，回翔台閣，足式群僚。惟泥古太過，無應變之本，所倚信之人，如裕厚等，阿諛取巧，少所匡助，而倚勢淩人，時所不免。額爾慶額初到時，因採辦糧食，與局弁商辦。局弁備舉以告。裕厚惡其漏泄，立將局弁棍責三百，額爾慶額銜之。又額爾慶額初見景廉，接待不甚款洽，自此晉見甚稀，不樂為用。額爾慶額雖性情粗莽，不甚曉事，然膽力尚優，如有以慰其心，未嘗不可得其力也。此金順在安西州時，曾與張曜言者。金順在肅時，曾誅黎獻叛卒頭目，而收其散卒百余入營，複遣劉宏發帶五營赴古城，此散卒即雜附其內。到後，複為黎獻誘去，並勾引其同營勇丁與俱，金順嘗為張曜言之。桂錫楨于時稟來，亦言彼間近有勾致外營勇丁之事，大約指此，景廉不知也。兵農既分，不能複合，景廉泥古寓兵於農之說，誤擬屯丁為戰兵。

　　上冬，曾委一金姓統領，率五營，駐濟木薩附近地方，甫築營壘，偶聞賊警，一夕潰退。臣初不信，後接其書牘稱，該軍頻年且戰且耕，近多疲乏，茲特委員入關，于肅、甘一帶，募勇丁，補缺額，屬轉飭各屬速為資給。是屯丁潰退之說，似非無因。並悟其前奏仿古徙民實邊，欲調取關內戶口，赴古城、濟木薩耕墾，為寓兵於農起見，不料其經歷有年，若不知農之不可為兵，遊勇之不足恃也。巴古濟各處，糧非寬裕，臣前疊接額爾慶額、桂錫楨等稟報采糧地方及糧價數目，疑其不實。比函致金順，附開原單，囑其逐加察看。茲接金順正月二十四日巴裡坤來函，具言巴城辦糧三千余石，價漸增至十七八兩，且無買處。奇古濟一帶已分途廣采，僅得一萬石，除劉宏發五營食用外，只剩數千石。南山口一帶，聞可采者，不過數百石。紅木阪灘一帶，並稻米可采二三千石，又經錫大臣綸採辦甚多，所示采糧原單，數目相符。

　　惟景大臣亦在各處採買，故僅得此數。是人言景大臣已為金都統順訂買二萬數千石，實非無因。如果巴、古糧絀，景廉肯于北路設法採買，不勒定本境市價，人情趨利若鶩，境內價高，商販聞風而至，糧價自當平減，何至各軍到境，百貨價值，尚均如常，糧價獨騰貴數倍乎？現在關外議論，均謂景軍有糧無兵，金兵有兵無糧，按其增募部勇，力止金軍，足知其計之拙也。金順為人，心性和平，失之寬緩，雖有時覬便乘利，而究知服善愛好，無忌嫉之心，故亦為眾情所附。平時粥粥無能，帶隊臨陣，尚能奮勉。臣前在肅州，目擊而知，觀其在軍營數載，過無可指，功有可言，其人之大概可想。臣于景廉而知古所稱殷浩、房琯，終不失為清流也。

　　臣于金順而知古所稱宮之奇、董安於，終不失為智士也。以僚友私誼而言，奚必求全責備，惟既蒙聖明垂詢及之，固有不敢不盡者。以現在通籌全域而言，金順既居前敵，任戰事，似宜以戰事責之。關外統馭之權，在烏魯木齊都統，若以景廉之任，改畀金順，令得節制各城領隊大臣，而以金順所任京秩，改畀景廉，似於前敵事宜，呼應靈通，較易措手。關外兵力，本不為薄，惟勝兵少而冗食多，以致曠日稽時，難覬成效。于此而欲從新佈置，非嚴加汰遣不可。臣前在肅州，與金順定議，先將舊部挑汰資遣，足成十二營，外挑留明春所帶成祿舊部，並成三營，合為十五營。金順又請調臣部馮桂增馬隊一營，炮隊一起。以勇丁五百，夫二百為一營計算，已近萬人。嗣明春奉旨授哈密幫辦大臣，不歸金順統領，金順又廣收投效將弁勇丁，遂至營數漸增，多至二十營有奇。

　　如果一律精實，則此二十營已足敷攻剿之用，不須更調。現在賊勢無增，而官軍漸增漸多，不符原議之數。若就現有兵力而言，豈複尚虞不足。至用兵之道，規摹局勢，先後緩急，尚可預為商酌；至臨敵審幾致決，瞬息不同，兵情因賊勢而生，勝負正爭呼吸，斷無遙制之理。臣自忝預軍事至今，閱時頗久，竊維用兵一事，在先察險夷地勢，審彼己情形，而以平時所知將士長短應之，乃能稍有把握。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七八分已效者，有算只七八分，而效過十分者，亦有算至十分，而效不及三四分者，更有我算多，而賊不應，並有賊算出於我算之外者，始歎古雲「多算勝少算」，及「每一發兵，鬚髮為白」，非虛語也。平時用兵，親臨前敵，於地勢賊情軍情，審之又審，盡力圖之，可免貽誤。有時不必親履行陣，但畫定大局，料定賊情，用其相信之將領，並所部之人才，亦可集事。

　　惟過則歸己，功則歸人，以策後效，以勵將來，可常勝而不敗。蓋於所部將士，知之有素，所部餉需，計之已深，故隨事隨時泛應，而可期其曲當也。若以此驟加之別部，行之異地，譬如盲人道黑白，又若縶人手足，令其搏鬥求勝，不能盡人之長，適成己之短，其害將不止人己兩負，此可見遙制之難也。關外之事，自嘉峪至哈密，臣漸有佈置，並擬辦理巴裡坤事宜。惟該管鎮迪道，照例雖應歸督臣統轄，而烏魯木齊都統久視為專屬，不樂其別有稟承。致關外事體，不相聞問，甚至到任履歷，並不呈遞，尋常寒暄啟候，亦不之及，現任之鎮迪道，即系如此。

　　臣非于部文中見其名，尚不知其誰何，況望其稟商公事乎？應請敕下烏魯木齊都統，仍歸舊制，凡鎮迪道所有公事，隨時稟報督臣備檔，以憑考核。督臣得以借悉一切，遇事盡心贊畫，或可稍資裨助。否則閫闥之內，畛域攸分，督臣無從過問，何能借箸代籌？至遙制之說，尤非疆臣分所當然，易生嫌隙，不特事非舊制，難議更張，且一人智慮才力，責以數千里外擘劃經營，勢固不逮，徒滋諉謝之端，更啟觀望之漸，無益於事，而又害之，實非宜也。

　　諭旨：「肅州克復後，令將所部裁併遣撤，以備出關餉需，並著一併奏聞。」臣謹按：各路楚軍，並甘肅向存各營，改照楚軍發餉者，除絡續撤遣四十余營外，現存馬步一百四十一營，每年共應發滿餉四百八十萬兩。各路就地召募土勇，預擬改為額兵者四千餘名，每年應發實銀十八萬餘兩。西寧、甘、涼、肅各提鎮標營，每年共需實銀約三十余萬兩，合計軍餉項下，共需實銀五百數十萬兩。此外軍需項下，如軍裝、軍火、採買置辦之費，每年需實銀三十余萬兩，並棉衣、單衣及各防軍糧價津貼，約共需實銀四十余萬兩，加入水陸轉運腳費，台局薪糧津貼各項下，每年約共需實銀三十余萬兩。總餉需實數計之，共銀六百數十萬兩。自辦理西路出關采運以來，每年出款，又增實銀二百余萬兩。合餉需實數計之，一歲入款，近五百萬兩，出款需八百余萬兩，以入抵出，不敷實銀三百余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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