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蘭性德賦論_學達書庫

賦論

　　《詩》有六義，賦居其一。《記》曰：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詩一變而為騷，騷一變而為賦。屈原作賦二十五篇，其原皆出於詩，故《離騷》名經，以其所出之本同也。于時景差、唐勒、宋玉之徒相繼而作，而原之同時大儒荀卿亦始著賦五篇。原激乎忠愛，故其辭纏綿而悱惻；卿純乎道德，故其辭簡潔而樸茂。要之皆以羽翼乎經，而與《三百篇》相為表裡者也。漢之興也，名儒則有董仲舒、賈誼、祇寬、司馬遷、蕭望之、揚雄、劉向、歆父子，東京則有班固、崔駰、崔寔、張衡、蔡邕之徒，多者至數十篇，少者亦數篇。而其最著者曰司馬相如。

　　相如之詞，雖稱侈麗閎衍，失諷諭之義，然考之佚傳，相如嘗受經于胡安，蜀人多傳其業，其功至與文翁等，故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地理志》語）後世以俳優目相如之詞者，非也。班固書稱枚皋善為賦，特以皋不通經術，為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媟黷貴幸僅比東方朔、郭舍人。而皋亦自言為賦不如相如。由此觀之，則知相如之賦之所以獨工於千古者，以其能本於經術故也。其言曰：「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推相如之意，蓋真有所謂不可傳者哉？其可傳者，侈麗閎衍之詞，而不可傳者，其賦之心也。若能原本經術，以上溯其所為不傳之賦之心，則所可傳者出矣。

　　經術之要，莫過於《三百篇》，以《三百篇》為賦者，屈原、荀卿而下，至於相如之徒是也。以《三百篇》為詩者，蘇、李而下，至於晉、魏、六朝、三唐以及於今之作者皆是也。《藝文志》曰：「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雲。」則樂府者，又賦之變也。詩變而為騷，騷變而為賦，賦變而樂府，樂府之流漫浸淫而為詞曲，而其變窮矣。窮則必複之於經，故能以六經持萬世文章之變，即詩賦一道猶可以見賢人君子之用心。

　　若遂薄之為雕蟲末技，吾未見揚雄之《法言》《太玄》謂可直駕《離騷》而上之。天下萬世可無《法言》《太玄》，決不可無《離騷》。《法言》《太玄》或有時可泯沒，《離騷》決不可泯沒也。愚按賦之心本一原，而其體制遞換亦可縷數：騷一也，兩京之渾融博奧一也。黃初以還，及乎晉、宋之初，潘、陸、孫、許以雋雅為宗。南北朝以降，顏、鮑、三謝以繁麗為主。蕭氏之君臣，爭工月露。徐庾之排調，競美宮奩。至唐例用試士，而駢四儷六之習，風、雅之道於斯盡喪。中世杜牧之輩始推陳出新，更為奇肆，實以開宋人漶漫無紀極之風，而賦之體又窮矣。本賦之心，正賦之體，吾謂非盡出於《三百篇》不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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