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53)_李劍農

一五三

　　▼五　臨時執政政府的成立及其設施與中國國民黨的態度

　　黃郛的攝政內閣，本來是把它作過渡的；因為當時對於將來的新政府應該如何組織，尚不能立刻決定，暫時總不免要幾個人看守那些中央機關，所以令黃郛組織一個攝政內閣（外交由黃自兼，財政王正廷，陸軍李書城，海軍杜錫珪，司法張耀曾，內務王永江，農商王迺斌，教育易培基，交通王正廷兼任。閣員多未到任）。黃氏攝閣的期間約二十餘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所謂「臨時執政政府」成立了。（在執政政府成立以前，馮玉祥還做了一件果斷的事，就是令清廢帝溥儀出宮，廢除帝號，事在十一月五日，旋由攝閣與清室修正優待條件。）

　　關於執政政府成立的經過，頗含有各派妥協的意味。趕走曹錕後，大家主張廢棄法統，重新創造，關於這一點，大概無多異議（除了直系各省督軍）。不過重新創造的方法形式如何，一時甚不一致。中國國民黨在北方的人士，主張不要總統，採用合議的委員制，馮玉祥起初也是贊同的。並且有人假定這種委員制的政府，當以孫中山、段祺瑞、張作霖、馮玉祥為骨幹，再加入幾個名流，聯合組織；因為此次打倒曹、吳，是由於他們的結合而來。但這不過是一種空氣。

　　段祺瑞不贊成委員制，卻不便明白表示，張作霖也無所表示（頗有利用段氏的傾向）；故一時採用委員制的空氣，頗覺濃厚。安福系的政客和軍人想恢復他們的勢力，很希望段祺瑞取得政府最高的權位（段氏自己也想，不過不便即時露出真面目來），對於委員制暗中極力反對。因為國民黨聯俄的事實已經很明白，馮玉祥和北京俄使館的人員也已經發生了關係，而蘇俄政府的形式也是一種委員制，於是反對委員制的政客利用一般人恐懼赤化的心理，說主張委員制的人有傾向於赤化的意味；帝國主義的外交團，蒙著一具嫉視蘇俄的有色眼鏡，也如是觀察，嚇得馮玉祥再不敢提委員制了。於是委員制的主張受了一大打擊，無實現的可能。

　　當時長江流域直系各督軍的態度，與新政府的組織也有很重要的關係。曹、吳雖然倒了，直系在北方的勢力雖然破毀了，長江流域還是在直系黨羽的手中，馮、段、張都尚不敢忽視他們。當馮氏初發難時，齊燮元、孫傳芳、蕭耀南等都表示極端擁護曹、吳；及吳氏一敗塗地，曹錕宣告退位，齊、孫、蕭等才到了左右為難的歧路上——要想與對方硬抗，恐怕實力不能抵敵，失了現有的地盤，並且地方一般的輿論都反對；想要與對方妥協，恐怕對方不相容，並且對於吳佩孚的情面上也有點過不去。曹錕退位後的二十日間，長江流域各督的態度，可以說是在一種半軟半硬的情形中。他們知道對方的段祺瑞雖沒有充分的實力，論資格卻是老前輩，從前又本是同系首領；現在向他投降，尚不為恥辱，吳佩孚也不便反對。

　　段氏既無實力，也樂得接受他們的降服，或者可以借他斡旋的力量，緩和馮、張的壓迫；因此一面推重段祺瑞，一面向新成立的攝政內閣表示不屈。十一月十日，由齊燮元、蕭耀南、孫傳芳、周蔭人、蔡成勳、馬聯甲、劉鎮華、李濟臣、杜錫珪等聯名通電，擁戴段氏；十三日，齊燮元在南京召集蘇、浙、皖、贛、閩、鄂、豫、陝八省及海軍聯防會議，結果再由齊、蕭等八人聯名通電，聲言中央政府中斷，對北京所發命令概不承認。

　　張作霖和馮玉祥於十一月十一日到天津，與段祺瑞會晤；馮、張自然是勸段出山，收拾時局；不過用什麼名義出山，尚無成議。及接到齊燮元等十三日不承認北京所發命令的通電，馮、張等為對付長江方面計，覺得有即行抬出段氏來的必要；因于十五日由張作霖、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等聯名，推段祺瑞任中華民國臨時總執政——「執政」兩字的採用，一方面表示廢除了崇高大總統，一方面表示不是委員制。這便是「執政政府」名稱的由來。

　　段氏對於張、馮等的推戴，尚未立刻正式表示接受。吳佩孚由大沽浮海南下後，起初想在山東登岸，被鄭士琦派兵阻止，於十五日由吳淞口溯江抵南京下關，與齊燮元會晤後，即向漢口上駛，十七日抵漢，便用齊燮元的名字領銜，由漢口發出十省及海陸軍將領二十余人聯名的通電，提議在武昌組織「護憲軍政府」。齊燮元等對於此電實不同意，又不便否認，因於十九日一面由蘇省長韓國鈞出名發出反對設立護憲軍政府的通電，一面再由齊燮元、孫傳芳、蕭耀南等八九人，聯名電請段祺瑞早日出山。段氏至此，知道出山的時機到了，乃於二一日通電宣告准於二十四日就臨時執政職，組織執政政府；次日入京；二十四日就職，即日公佈一種很簡單的臨時政府條例（共計六條），並發佈執政政府的人員如次：

　　外交　唐紹儀（未到任，由次長沈瑞麟代）
　　內務　龔心湛
　　陸軍　吳光新
　　海軍　林建章
　　財政　李思浩
　　司法　章士釗
　　教育　王九齡（未到任，初由次長代，後由章士釗兼）
　　農商　楊庶堪
　　交通　葉恭綽

　　於是執政政府成立。依臨時政府條例，「臨時執政總攬軍民政務，統率海陸軍」，置國務員，分長各部，由臨時執政召集國務員開國務會議，別無所謂國務總理。所以臨時執政的實權，就是把從前的總統與國務總理合而為一。在表面上執政不是總統，實際上執政的職權絕無限制，比起從前的總統來要自由得多了。不過段祺瑞現在已經失去運用這種職權的能力，一方面被各派的武力所宰製玩弄，一方面中國國民黨人不信任他。關於他與各武力派的交涉，待至下節再說，現在且把國民黨對於他的態度約略敘述如下：

　　國民黨此時在北方，除了在青年學生和教授團體中蓄有一種潛勢力，表面上似尚無何種能力；所以那些軍閥巨頭，除了馮玉祥眼光比較的銳敏，極力和党中的領袖接近外，大都不十分注意國民黨；其有注意及於它的，或者只把它看作一種思想簡單的學生，附和雷同，無意識的胡鬧，原則把它看作一種赤化過激的惡魔；對於孫中山依然以發空議論的「大炮」相看，沒有真正與他合作的意思。但因聯合反直的歷史關係，未便驟然置之不理，當馮玉祥等電請中山北上，段祺瑞、張作霖輩也表示歡迎。在國民黨的內部，對於中山的行動，起初卻有兩派意見：極左派的共產黨系，恐怕中山和北方軍閥妥協，反對他北上；極右派的人士，急謀接近政權，很希望中山和北方軍閥妥協，惟恐他不肯北上。究竟兩派都未能瞭解中山的意思；中山於十一月三日決定離粵北上，他決定北上的主要目的，就是謀與北方的民眾接近，以便宣傳他對時局的主張。

　　十一月十日，以中國國民黨總理的名義，發表一篇對時局的宣言，前面申述國民革命的目的：對內在掃除軍閥，使軍閥永不復起，對外在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後面提出召集國民會議的主張，在召集國民會議以前，主張先召集一預備會議。宣言發表後，中山於十三日由廣州起程，十七日抵滬；在滬召集全埠新聞記者談話，說：「我這次北上，是有兩個目的：一、召集國民會議，是對待軍閥的；二、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對待帝國主義的。」又說：「我負著這種責任，是很危險的，但也不必怕，只要全國民眾能夠瞭解就是。」原來自國民黨改組以後，由黨員用一種黨團操縱的方法，在國內各處宣傳反對帝國主義，北京、上海各處都有所謂「反帝國主義大同盟」的組織，反帝國主義的空氣已經很濃厚。中山向新聞記者這種談話，自然惹起帝國主義領事團十二分地恐怖嫉視，想干涉他的居住行動。

　　（《字林西報》謂：「負政治上任務之大元帥果否適宜居於商務性質之上海，頗為疑問。」其意欲悚動租界當局干涉其居住，中山告新聞記者某日本人謂：「現在上海雖然是租界，但是中國的領土，我是中國的主人，寄居上海的那些外國人都是客人，主人在自己領土之內，要什麼行動，當然可以做什麼行動，他們客人決不能干涉。」）

　　他於二十二日離滬赴日本，再由日本到天津（十二月四日），法領事竟不許他通過法租界，並且不許他在法租界住，可見帝國主義者對於他的憤恨嫉視了。段祺瑞看見十日中山對時局的宣言，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他在二一日宣告入京就職時，也在通電裡面主張於一個月內召集善後會議，三個月內召集國民代表會議，表示與中山主張一致；但實際上，他的善後會議和國民代表會議不過是一種敷衍中山、塗飾國人耳目的工具，他的主旨和中山全然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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