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54)_李劍農

一五四

　　中山於二十二日離滬，段氏於二十二日入京；中山到天津時，段氏的執政政府已經成立，並且已經擬定一種《善後會議條例》（於十二月二日已通過國務會議），待徵求中山的意見後，便將公佈施行（所謂徵求中山的意見，也不過是敷衍的形式，實則不問中山贊成與否，已決計施行）。帝國主義的外交團，對於中山既懷惡感，對於執政政府則用一種誘餌要挾的手段。（在黃郛攝閣時，黃因急欲得外國人的援助，曾於就任後宴請公使團，公使團表示拒絕，黃複臨時自動取消宴會。這是十一月十四日的事。段祺瑞就臨時執政後，因得日本公使之斡旋，各國公使曾分班晉賀，對於臨時政府為非正式承認之表示。

　　十二月九日，由領袖荷使，以美、比、英、法、意、日、荷公使署名之照會，向外交部聲明承認臨時政府，惟要求尊重條約，不能任意變更。）執政政府生恐外交團不承認，當中山病臥天津時（中山到天津後，因感冒風寒觸動肝病，即在津調養），正在和外交團以尊重不平等條約作取得承認的交換品；他們說中山在外交上感情不好，想用和中山相反的方法，買得外交上的感情。

　　（據汪精衛的政治報告說，張作霖在天津與中山相晤後，轉告汪精衛說：「我從前以為孫先生是個什麼難說話的人，今日才知道他是一個溫厚君子。只是北京各國公使都不贊成孫先生，大概因為孫先生聯俄的原故，你可否請孫先生放棄他聯俄的主張，在我張作霖身上，包管叫各國公使都要和孫先生要好的。」因為他們此時正在和外交團商量以尊重不平等條約，作承認臨時執政政府的交換品。）

　　十二月十四日，段祺瑞派許世英、葉恭綽到天津歡迎中山，中山問他們：「聽說臨時執政已經接受外交團尊重不平等條約的通牒，是不是？」許、葉答說：「是的。」中山當時便很生氣地說：「我在外面要廢除不平等條約，執政偏要尊重不平等條約！你們要升官發財，怕外國人，又何必來歡迎我呢？」中山對於他們所擬定的《善後會議條例》也不贊成。中山固然也主張在召集國民會議之前須召集一個預備會議，但他的預備會議，須用下列團體的代表來組織：一、現代實業團體；二、商會；三、教育會；四、大學；五、各省學生聯合會；六、工會；七、農會；八、反對曹、吳各軍；九、政黨。以上各團體代表由各團體之機關派出，人數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

　　執政政府所擬定的善後會議，則用下列各員組織：一、有大勳勞於國家者；二、此次討伐賄選、制止內亂的各軍最高首領；三、各省區及蒙、藏、青海軍民長官；四、有特殊之資望、學術經驗由臨時執政聘請或派充者，但不得逾三十人。前第一至第三款會員不能列席時，得派全權代表與議。

　　我們把前面兩表對照，便知道彼此不能相容的原故了：前者以各種公民團體為主要成分，後者以軍閥實力派為主要成分，這是表面形式上的不相容；骨子裡面，中山是代表當時有嚴密組織的中國國民黨，黨員的潛勢力已經鑽入各公民團體中，若依中山的組織，國民黨用黨團操縱的方法，這個會議便可由國民黨宰製；執政政府的生命托于實力派的軍閥，對於各公民團體無深切的關係，豈能容納中山的主張。到十二月二十四日，執政政府不管中山的贊成與否，便把所擬定的《善後會議條例》公佈了。三十日，便依照條例所定通電各方，召集會員，定于十四年二月一日以前在北京開會，國民黨自然表示反對。

　　中山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扶病入京，受盛大的歡迎。段祺瑞對於中山，表面仍極推崇；國民黨的極右派，生怕孫、段決裂了，也極力從中彌縫敷衍，希望中山讓步。中山為委曲求全計，於十四年一月十七日提出關於參加善後會議的兩個條件：一、須加入現代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學生聯合會、農會、工會諸代表；二、該會討論軍事、財政諸問題，最後解決之權當還諸國民會議。二十一日，執政政府開特別會議，決定對於中山提議的態度，因於二十九日答覆中山，允聘任各省省議會、各教育會、總商會、省農會及天津、上海、漢口等處總商會各會長為善後會議專門委員。（《善後會議條例》第六條有特設專門委員的條文，但須由臨時執政聘請或派充；專門委員又僅有出席報告及陳述意見之權。）中山此時病勢已很重了，國民黨對於執政政府這種敷衍的手段，知道已無合作的可能，便於三十日議決不參加善後會議。

　　（但是有幾個極右派的黨員急欲接近政權，還是加入了善後會議，並且揚言說，反對加入善後會議的人是有過激的思想，利用中山病重，破壞孫、段合作。）

　　二月一日，善後會議舉行開幕典禮；二日，國民黨通電全國各公團：「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仰體本党總理意旨，議決對於善後會議不能贊同。」十日，又通電主張國民自製《國民會議組織法》，聲明善後會議構成分，非以人民團體為主要，決不可由此產生國民會議。自此，國民黨對於執政政府一切行動，皆取反對態度。中山於三月十二日逝世，在北京舉行極盛大隆重的喪儀，北京民眾以國民黨員的領導，群起參加；中山所抱的主張，雖未實現，但在此種喪儀中，主義的宣傳卻發生了相當的影響。

　　執政政府的善後會議，於二月十三日開第一次正式會議，四月二一日閉幕，議定了三種條例：一、《國民代表會議條例》；二、《軍事善後委員會條例》；三、《財政善後委員會條例》，於四月二十四日由執政政府公佈。這些條例，本來不過是一些塗飾耳目的具文，無論國民黨人反對，不能發生效力，便是那些軍閥巨頭，也沒有人注意它。但執政政府仍不能不假它作維持場面的工具。五月一日，又由執政政府公佈一種《國民代表會議籌備處條例》；三日又公佈一種《國憲起草委員會規則》；（依《國民代表會議條例》，憲法須由國憲起草委員會起草，提交國民代表會議議決。起草委員會委員由各省區各推一人，臨時執政選聘二十人，均由臨時執政召集。其規則由政府另定之。）

　　七月一日，又公佈一種《國民代表會議議員選舉日期令》，定十四年八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為初選期，九月一日至二十日為複選期；八月三日，國憲起草委員會竟在北京舉行開會式，選出林長民為委員長。到十二月十二日，國憲起草委員會並且通過了一種憲法草案，諮交政府；不過那種憲法草案，永遠得不到國民代表會議來議它罷了。因為在執政政府所定國民代表會議議員選舉日期的前後，各軍閥間的妥協局面已經無法維持，戰事已將爆發，沒有人顧及這種無意義的選舉。十月初旬，由奉軍引起第二次江浙戰爭；到十一月，奉軍內部又發生郭松齡倒戈的活劇，那位國憲起草委員會的委員長林長民已在郭松齡的幕中，而那個委員會還在那裡議憲，豈不是極滑稽的事。執政政府的生命至此，雖無國民黨反對，也不能久延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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