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43)_李劍農

一四三

　　▼二　中國國民黨改組的經過

　　中國國民黨改組的經過，可以分作三個階段：民國八年確定黨的名稱，是第一個階段；十二年預備「容共聯俄」，始公開地向國民宣言，是第二個階段；到十三年實行「容共聯俄」，才到了改組完成的第三個階段。依次敘述如下：

　　民國元年、二年的國民黨，被袁世凱解散後，中山於民國三年在日本東京組織「中華革命黨」，把從前國民黨的所謂溫和分子淘汰出去。但「中華革命黨」是一種秘密的革命團體，因為在外國居留地政府立案的關係，有些支部仍舊沿用「國民黨」三字的名稱；在國內也不能公開地組黨。到袁世凱死後，「中華革命黨」的團體並不曾消滅；許多黨員本來是從前國民黨的黨員，並且是國會議員，因為國會恢復，暗中以中華革命黨的黨團作用聯絡其他的舊國民黨員，用別種名目在國會裡面活動。所以表面上，「中華革命黨」、「國民黨」兩種名稱，都不曾公開地揭舉出來。

　　而在海外，則一種團體有兩種並存的名目，極不統一，因此在民國八年以前，曾經通令海內外各支部一律恢復「國民黨」的名稱。但據緬甸支部八年三月十日的印刷通告，附記謂：「本支部自去年（七年）由『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惟曆接上海本部來件印章，俱用『中華國民黨』，故本支部亦當從之，以昭劃一。」可見在八年三月十日以前，本部所用的名稱與支部所用的名稱尚不統一，有以「中華」兩字為冠詞的，有以「中國」兩字為冠詞的。到八年十月十日，始由上海的本部公佈一種改正的規約，通告各支部一律改用「中國國民黨」的名義，於是名稱始確定。

　　從七年到八年，中山因為軍政府改組，被桂系軍閥和政學會所排擠，離粵居滬，一面著書謀改造國民的心理，一面整理黨務。《孫文學說》和《實業計劃》的兩種著作，合稱為《建國方略》的（前者為心理的建設，後者為物質的建設），都在此時期內草成發表。他在七年八月三十日通告海內外同志的書中說：「……文深信吾黨實系中國之存亡，使吾黨弛而不張，則中國或幾乎息；是斷不能以蹶躓而磨滅其壯志，猶之操舟逆流，須策群力以相支柱。文深有望諸君子之同喻斯旨也。歸滬而後，益感救亡之策，必先事吾黨之擴張，故亟重訂黨章，以促黨務之發達。」所以八年十月有改正的黨章發佈，把名稱統一確定了。我們於此可知道民國七八年間是中山護法失敗的時期，是南北軍閥勢力紛起蓬興的時期，也便是中國國民黨新生命胚胎時期，並且恰好是國內新文化運動勃興的時期。這是第一個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內，中國國民黨的新生命雖然應時胚胎了，但與一般國民尚不曾發生若何關係，因為尚不曾公開地進行黨務，（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謂：「此時北方為徐世昌所盤據，南方亦為陸榮廷所佔有，故黨務不能在國內公開，進行者海外耳。以故八年十月十日所定之規約，幾全注意於海外……」）不曾發表什麼對國民的宣言和具體的政綱。

　　到民國九年，因得了海外同志經濟上的援助，令陳炯明的粵軍回粵，取得了廣東的地盤，黨務略為注重，但也只把黨章及海外總支部章程稍微修改了一下，仍不曾發表什麼宣言和政策。及民國十一年夏間，陳炯明背叛，中山蒙難，一般國民都只認為孫、陳個人的爭政權，並不覺得陳炯明是叛黨；黨內的機關報罵陳炯明叛逆，而黨外的知識階級裡面竟有說他們是抬出舊道德的死屍來攻擊陳炯明的；這就是因為此時的中國國民黨還是在一種秘密結社的情態中，沒有向一般國民公開的表示，一般國民並不認識孫、陳在黨中的地位關係，所以並不覺得陳氏如何的不對。

　　歸結一句，從八年到十一年，中國國民黨雖然存在了，還只是該党「老同志」的國民黨，與一般國民無交涉。自中山蒙難到滬後，國民黨便要開始發生第二階段的變化了。中山本來有「在革命期內需要一黨專政」的信念，並且認定黨的組織需要嚴密，黨員宜絕對服從黨魁的指揮；所以他的革命方略，有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的劃分及組織中華革命党時黨章的制定，更把這種一黨專政、服從黨魁的精神儘量發揮；及見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用這種方法發生了效果，中山的信念越加堅決了。但事實上，俄國的一党專政成了功，中山還是失敗；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員，能受他們的列寧的指揮，中國國民黨卻不能由中山指揮如意，並且生出陳炯明這種叛徒來，這不能不使中山對於自己的黨的組織和革命方法加以反省，對於列寧所用的組織方法加以印證參考。

　　此時中國的共產黨已經成立，且已加入第三國際，蘇俄因為被白色帝國主義壓迫，也很想向東方求朋友；（據汪精衛的政治報告，中山在民國七年由粵來滬時，曾致電蘇俄慶祝他們的成功，鼓勵他們繼續奮鬥。其時各國皆仇視蘇俄，列寧得到中山的電報，因之大為感動，視為東方的光明來了，自此積極地想與中國的民黨聯絡。蘇俄派到東方來的專使，有一個叫做馬林。汪氏說：「馬林在民國十年曾到廣西，總理當時正在桂林，馬林去見他。總理當時曾去電到廣州給廖仲愷……說他從前聽聞蘇俄實行共產，很是詫異，以為俄國的經濟狀況，共產的條件還未具備，從何實行？馬林來，才知道俄國之新經濟政策，實與他的實業計劃差不多一樣，所以非常高興。這便是聯俄的起點了。

　　可是馬林來到廣州以後，他卻表示非常失望；他以為除去俄新經濟政策與總理實業計劃相符合這一點覺得高興外，此外一切，他都失望。他對陳炯明與本黨的組織方法、宣傳方法，都表示失望。他並且斷定香港政府必不容廣東政府的發展，陳炯明與總理一定不能相容；這些話他對廖仲愷同志和兄弟都一樣說法。……」這是在中山未蒙難以前的事。）中山於十一年八月十三日被難抵滬，蘇俄的代表越飛也於中山抵滬的前一日到了北京。越飛一面在北京與北方的國民團體相酬應，一面即派人攜函來滬與中山接洽，彼此的意見，漸趨接近。

　　（孫中山先生手劄墨蹟中，載有十一年八月三十日與蔣介石書云：「某事近已由其代表專人帶函，來問遠東大局問題及解決之法，予已一一答之。從此彼此已通問訊，凡事當易商量矣。彼有一軍事隨員同行，已請彼先派此員來滬，以備詳詢軍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望兄稍愈則當早來籌備一切。……」可見越飛到北京後，即與中山通函通使。又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山與蔣介石書云：「……兄前有志於西圖，我近日在滬已代兄行之矣，現已大得其要領。然其中情形之複雜，事件之麻煩，恐較之福州情形當過百十倍。[時福州方為許崇智等所下，蔣介石亦在福州。]此無怪吾國之志士乘興而往彼都者，悉皆敗興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從此可日為接近。然根本之辦法，必在吾人稍有憑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無所藉，則雖如吾國之青年共產黨，與彼主義完全相同矣，亦奚能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勸共產黨之加入國民黨者，職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憑藉不可。欲得憑藉，非恢復廣東不可。……」此函中所謂情形複雜、事件麻煩，大約即指容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事，蘇俄代表以此為條件。）

　　此時中國的共產黨員，也已經有來加入國民黨的了。

　　（據汪精衛的政治報告說，共產黨員最先加入國民黨的為李大釗，是由張繼介紹來的，也在中山蒙難居滬時。）

　　中山在與越飛接洽的當中，便決計將中國國民黨的組織改進；於十一年九月四日，召集在滬各省同志張繼等五十三人交換意見，一致贊同改組；九月六日，指定茅祖權等九人為改組案起草委員；到十一月十五日，又召集各省同志五十余人審查全案，推胡漢民、汪精衛為宣言起草委員；十二月十六日，召集同志將宣言稿審查修正，由中山采定，於十二年一月一日發表。這便是中國國民黨十二年的改組（十二年改組的宣言及政綱見本節附錄一）。

　　這次改組可注意之點：一、從中華革命黨改為中國國民黨以後，至此方向全國國民公開地發表宣言，提出比較具體的政策。二、重新將三民主義為明白廣義的解釋。例如民族主義在同盟會時代是極狹義的，以推翻滿族的特殊優越地位為目的，皇位顛覆後，以為民族主義不適用了，並且恐怕惹起國內五族間的裂痕來，所以由同盟會改為國民黨時，便把民族主義捨棄了；中華革命黨時代也不要民族主義，專取民權、民生的二民主義（因為中華革命黨是以推倒袁世凱為目的）；由中華革命黨改為中國國民黨時正是歐戰終了和議開始時，所謂「民族自決」的聲浪複由西方播及東方，漸悟及民族主義尚有廣義的解釋，故仍恢復三民主義；但在民國十二年以前，並未將這種主義的解釋明白表示出來，至此始在宣言裡面表示，說：「吾黨所持之民族主義，消極的為除去民族間之不平等，積極的為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內以促全國民族之進化，外以謀世界民族之平等。」「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口號雖然尚未提出，「力謀改正條約，恢復我國國際上自由平等地位」，則已成為此次宣言上具體的政綱了。所謂民權主義，也由「建設共和」擴充到「直接民權」的意義；民生主義，由「平均地權」擴充到「節制資本」的意義了。這是第二個階段。

　　這次改組，所以不曾達到完成的地步，有很明顯的幾點：一、黨章和幹部機關的組織雖然經過一番改變，但還不曾採用蘇俄那種細密嚴切方法；二、幹部人員的分配雖然有變更，新舊黨員的吸收、淘汰尚未充分地進行；三、共產黨員雖已有加入的，但尚不曾公開地容共；四、蘇俄的政策雖在進行之中，也尚未達到成熟的地步。自一月一日發表宣言後，到同月二十六日，中山與越飛發表一篇聯合宣言，不久中山回廣州重建大元帥政府，越飛也往日本的熱海養病去了。

　　據汪精衛的政治報告說，越飛往日本時，中山命廖仲愷和越飛同行，「彼此在熱海同住了一月。此時東方人未知道的許多事情，廖同志便已知之甚詳，如俄國之現狀，俄國對東方被壓迫民族之態度，與俄國何以想和中國攜手之原因，都已十分瞭解。所以……廖同志由東京回廣州，幫助總理作聯俄的工作，當時許多同志懷疑，而廖同志卻很勇敢堅決地去幹……因為有一個月之久和越飛互相辯論，把各種問題通通研究過了。由此總理與蘇俄的關係更日深一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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