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42)_李劍農

一四二

　　▼一　中國國民黨改組前社會思潮的傾向

　　我們要懂得中國國民黨十三年改組的意義，須先懂得改組前社會思潮的傾向。因為國民黨十三年改組最重要的所在，就是吸收了許多新成分，好比一個孱弱衰頹的軀體注射了一種強壯劑，培補了一些新血輪，就發生了「返老還少」的效果。但是這種新血輪，並不是頃刻之間可以製造出來的，須經過比較長時間的培養。國民黨改組前社會思潮的變化，便是培養這些新血輪的淵源。所以我們在敘述國民黨改組的經過以前，須將改組前社會思潮的傾向，略略觀察一番。

　　中國社會的思潮，辛亥以前集中在滿漢的問題上面，同盟會雖然標舉三民主義，大多數會員的思想，都只集中在狹義的民族主義上面，恰與一般社會思潮的傾向相合，所以得到清皇位的顛覆結果。清皇位顛覆後，一般社會的心理，以為共和的黃金時代到了。多數人民所希望的是安居樂業的平和；政黨所爭的是政權；論壇所討論的是總統制好呢，還是內閣制好？一院制好呢，還是兩院制好？簡單地說，就只是政制。此時候所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未嘗不厲害，然而大家尚沒有積極反抗的勇氣；民生的窮困未嘗不顯著，然而大家尚不覺得迫切；所感覺比較迫切的，就只有帝制復活與否的問題。從民國元年到四五年，中國的社會思想，可以說是在一種僵凍的狀態中；所有的政論和政黨的政治活動，都與一般社會不生多少關係。到帝制運動興起時，才稍稍有人感覺到此；（黃遠庸與《甲寅》雜誌記者書云：「……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處說起。……根本救濟，遠意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總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猛醒；而其要義，須與一般人生出交涉；然須以淺近文藝普遍四周……」）但是這種僵凍的狀態，實在是不容易驟然變動的。

　　到帝制運動終了，護法運動開始時，中國的思想界，從國內、國外的兩方面得了兩個大刺激。國內方面的大刺激，為民國六七年間《新青年》派的文學革命；國外的大刺激，為俄國的社會革命。國內的文學革命，好像與國民黨改組無任何關係；孫中山並且是主張保存舊文體，好像與文學革命是立於反對的地位的。但我們對於文學革命的效果（關於文學本身的成績如何，此處可以不論），最低限度不能不承認在文體解放上，給予了國民黨一種改良的宣傳工具。

　　辛亥以前的革命黨機關報《民報》，連高等學堂的學生都有讀不懂的（特別是章太炎的文章），現在的高小畢業生——讓一步說，初中畢業生——大概都可以讀懂中山的「三民主義」的白話經典了：這種最低限度的效果，恐怕就是中山也不能不承認。再進一層，由文體解放進展到思想解放，於是所謂文學革命擴大到新文化運動，於是討論問題，研究主義，言論思想界五花八門，表現一種很活潑的現象；大概自中學以上的學生團體，都要苦苦地撙節些錢出來，發行一種什麼短命刊物。這種現象是文學革命以前沒有的。俄國的社會革命，約與國內的文學革命同時掀起。

　　以俄皇和他的貴族地主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專制政府，竟被布爾什維克党把它根本推翻，接著德國的大權皇帝威廉第二，也被社會黨趕跑了；這種革命的大風浪，把全世界都震動了，中國社會思想的僵凍狀態，也自然不能不為之衝破，何況國內已經興起了一種新的運動呢！以前國內一般人士覺得中山所提倡的民生主義——即西方的社會主義——只是一種沒有實現能力的空想，現在公然表現著這麼大的威力。因此和中山一派表同情、抱著急進思想的青年，固然感覺中山的民生主義不是純粹的空想，便是實際帶有保守性質的進步黨人，也想借社會主義做對抗軍閥的武器。

　　我們可以在進步黨人的報紙上，看見署名「知非」的藍某作提倡研究社會主義的文字；中國人所受俄國社會革命的影響何如，就可想而知了。於是新文化運動的團體內部發生了裂痕，一派趨向提倡社會主義，以為這是救中國的良藥，一派以為中國尚沒有具備需用社會主義的條件，新青年社因此漸漸分裂；於是我們在北京的《每週評論》和上海的《太平洋月刊》上面，看見胡適和李大釗關於問題與主義的辯論，一個要提倡主義，一個說宜「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這就是中國社會思潮發生大變化的徵兆。從民國八年到十一二年間，中國新出現的刊物與社會思潮變化有關係，可以令人注意的，略舉幾種如下：

　　一、《新潮月刊》（八年一月刊行於北京）；
　　二、《每週評論》（八年某月刊行於北京）；
　　三、《努力週刊》（十一年五月刊行於北京）；

　　上三種是與政黨無關係的。

　　四、《解放與改造》（八年某月刊行於上海）；

　　以上一種是與進步黨人有關係的。

　　五、《建設月刊》（八年八月刊行於上海）；
　　六、《星期評論》（八年某月刊行於上海）；

　　上二種是國民黨的言論機關。

　　七、《嚮導週刊》（九年刊行于廣州，是鼓吹共產主義的言論機關）；
　　八、《改造》（十一年刊行于上海，初為季刊，次年又創週刊，該社中有主張共產主義的，也有不主張的）。

　　我們在這些刊物中，可以看見這個時期內，社會思潮各方面的大變化。至於各方面變化的傾向，果否都是健全的，此處不暇討論；不過由這些社會思潮的變化，要影響到實際的社會活動上去，則為必然不可免的事實。我們再從實際的社會活動上觀察，從民國八年到十二年，最惹人注意的事件：

　　第一，為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由北京學生團體數千人的外交示威運動，鬧到全國學校罷課、商民罷市（南北和會也間接因此破裂）。它的直接效果，雖然不過是打倒曹、陸、章三個賣國賊，然而這個運動的背景是什麼呢？就是反抗軍閥的賣國外交（曹、陸、章不過是軍閥的走狗），反抗不平等條約；換句話說，就是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的第一個暗示。從這一次的運動出發，於是全國各省、各都會都有了學生聯合會，又成立了一個全國學生聯合總會；我敢大膽地說一句——此時候已經有了長久歷史的國民黨的組織，和黨員間的聯絡指揮，恐怕還不如這個新成立的全國學生聯合會組織得完密，運用得活潑、靈敏。後來共產黨和國民黨在軍閥勢力壓迫下面的各省，大概是靠著學生聯合會作宣傳主義、吸收青年黨員的大本營，可知道所謂「五四運動」的關係了。

　　第二，為社會主義團體的成立與罷工風潮的陸續發生。中國在民國元年，雖然已有掛社會黨招牌的政黨，實在沒有多少人理會它。真正社會主義團體的成立，是在新文化運動發生以後。並不是說到了此時，中國已經有了若干的大資本家，需要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團體就應運而生了；實在是到了此時，受了俄國革命的刺激，思想上起了變化；一般人被國內的軍閥和國外的帝國主義壓迫得不堪；青年要讀書，軍閥要打仗，學生家庭的學費和政府的教育經費都被軍閥榨取作軍費去了，學校時常發生停課的風潮，書也讀不成；青年要進工廠，沒有工廠可進；國內縱有幾個工廠，有許多是帝國主義的、外國人的，進去更不容易；於是新文化運動的急進分子，想把俄國的共產黨作為導師，鼓動大多數尚沒有階級意識的無產者一齊聯合起來，造成一個無產階級和軍閥的決鬥、和帝國主義的決鬥。（中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立在民國九年，「勞工協會秘書部」的成立在民國九年，到民國十年，共產黨才正式成立，在上海開第一次大會。）

　　從民國十年起到民國十二年，我們在報上看見罷工的風潮不斷地發生，例如：

　　十年一月一日，粵漢鐵路工人罷工；
　　三月二日，開平煤礦罷工；
　　六月十日，京綏鐵路機工罷工；
　　十月十二日，粵漢鐵路罷工；
　　十一月二十日，隴海鐵路機師罷工；
　　十一年一月十二日，香港中華海員罷工；
　　七月二十二日，漢陽鋼鐵廠工人罷工；
　　八月五日，上海絲廠工人罷工；
　　同日，招商局海員罷工；
　　八月三十日，京漢鐵路工人罷工；
　　九月八日，粵漢鐵路工人罷工；
　　十月十九日，唐山京奉鐵路工人罷工；
　　十月二十三日，開灤礦局所屬五礦區礦工罷工；
　　十月二十七日，京綏鐵路罷工；
　　十一月某日，漢口英美煙公司工廠工人罷工；
　　十一月十八日，唐山大學因學生參加開灤礦工罷工風潮被解散；
　　十二月十五日，正太鐵路罷工；
　　十二年一月十日，漢口花棧工人罷工；
　　二月四日，京綏鐵路工人罷工；
　　二月七日，漢口軍隊干涉京漢路罷工，槍殺工人無數；
　　二月九日，北平學生因漢口槍殺罷工工人，舉行示威遊行；
　　二月二十日，正太路工會因罷工風潮，被直晉兩政府壓迫解散。

　　以後的不必列舉了。

　　這些罷工風潮，難道是中國的工人真正覺醒了嗎？大概十之八九是共產主義的學生在裡面作領導的。他們去領導工人的目的就是要促起工人的階級意識，培養工人的反抗能力，訓練成一個與軍閥決鬥、與帝國主義決鬥的大團體。這便是罷工風潮所以陸續產生的內幕。

　　第三，是國內的知識階級對於蘇俄表示友誼的舉動。在民國九年優林以遠東共和國代表名義來到北京以前，蘇俄政府曾由加拉罕署名向中國發表一通聲明書，聲明將俄國帝政時代與中國所訂的不平等條約一律廢棄。此在蘇俄當然是一種外交政策，想向遠東求出路；但在中國一般人士，覺得蘇俄的勞農政府到底是比帝政府時代要好，很願意接受他們的好意，和他們攜手作朋友。無奈中國的軍閥政府被白色帝國主義的外交團脅住了，不敢接受蘇俄這種聲明，所以優林在北京住了幾個月，外交上不曾得到一點成績，但是他和北京大學的教授、學生們卻發生了一點關係。

　　到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蘇俄的代表越飛到北京；二十一日，北京新潮社等十四個團體，便以國民的團體資格開宴會歡迎他。這是中國國民外交史上罕有的舉動，這十四個團體裡面雖然不包含有幾個共產黨員，但這種宴會的意義絕對不是共產黨聯俄意義，也不是國民黨聯俄意義（此時中山和越飛尚未晤面），實在是中國的知識階級代表國民全體對蘇俄表示友好的意義。這種意義的舉動，就是當時的軍閥政府也不敢說他們不對，不過那些白色帝國主義的外交團用一種嫉妒的眼光，在旁睨視，很含醋意罷了。越飛在正式的外交上，雖然也不曾得到成績，但是中國國民願意和蘇俄接近的情形，卻很明白了。

　　前面所舉的三項事實，都是在國民黨改組以前表現的。第一項（由「五四運動」結成全國的學生聯合會）是表現中國社會思潮有要求一種新的國民的結合的傾向；第二項和第三項便是後來國民黨所謂「容共」、「聯俄」的背景。這種傾向的精神，簡單歸納起來，便只是希望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黨十三年改組，便只是應這種希望而生的。下節再述國民黨改組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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