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37)_李劍農

一三七

　　四、奉系與皖系

　　張作霖此時是一個戰敗者，對於所謂法統恢復的問題，自然無過問的餘地。但東三省還是在他的宰割之下，無論誰作總統，國會或新或舊，他都不理，他在六月三日通電宣佈東三省自治。六月二十日，雖有東三省議會聯合會的通電贊成統一，但一面卻舉張作霖為三省保安總司令；張氏於七月三日召集吳俊陞、孫烈臣開三省軍事會議，對於中央，決計持中立態度，不受調和，一面積極訓練軍隊，預備二次的戰爭。皖系自九年段祺瑞顛覆以後，殘餘的地盤只剩有浙江一省和上海一隔的淞滬護軍使了。

　　浙督盧永祥于徐世昌宣佈退位的次日，即通電反對恢復法統之說，謂徐之去職，以政權付諸現內閣攝行，內閣複以還諸國會，（徐去職時，曾命令國務院暫時攝行大總統職務，國務院則電致天津國會兩院議長，聲稱謹舉此權奉還國會，暫以國民資格維持一切。）無法律根據；黎元洪的任期，曾由馮國璋補滿，黎則已無職可複。五日，淞滬護軍使何豐林即響應盧氏的通電，也表示反對。及黎元洪入京，盧、何二人電黎，都只承認他為「事實上之總統而非法律上之總統」。因為黎元洪主張「廢督裁兵」，盧氏便於六月十六日自動的廢去浙江督軍，由所部在浙軍官推舉盧氏為浙江軍務善後督辦，其實就是變相的宣告浙江獨立；盧氏發出的「號」電說：「自廢督之日起，浙江省境內不受任何方面非法侵犯，以防督軍制之恢復，並變相督軍制之發生。」自此浙江制憲自治的空氣越發濃厚了。

　　五、西南自治的各省

　　西南各省最重要的本要算兩廣，陳炯明正在和中山搗亂，已為事實上的表示。其他如湘，如川，如滇、黔，都已樹立自治的旗幟，忽聞恢復法統之說，立刻不便作何表示；要承認，恐于割據的自治有礙；要反對，又不知要如何措詞才好，所以起初都守靜默的態度，不加贊否，及法統恢復，漸次成為事實，始相率表示，一面尊重法統，一面促成聯治。唐繼堯（唐氏自十年二月被顧品珍逐出雲南後，於十一年三月複乘機回滇，戰勝顧品珍，恢復原有的地位）於六月二十九日電黎表示擁戴，後又連發兩電：其一，說「恢復國會及總統複職，固為護法各省所主張，惟根本解決之方，則在速集南北各省代表，開一聯席會議，解決以前糾紛」；其二，說「以經驗所得及國民心理所向，集權主義既不適於國情，民治潮流複運輸於宇內，此時仍惟實行聯省自治，為救國不二法門」。

　　湖南的趙恒惕於七月一日通電，也不否認國會的恢復和黎元洪的複職，但主張「建設聯邦化的單一國」，說：「國會自由集會，應時勢之要求，樹百年之大計，首在完成國憲，並予各省以自由制憲之權，或納省憲大綱于國憲之中。」四川的劉湘，表示大概相同。曹錕、吳佩孚對於唐、趙的主張不予贊成，說統一事件應由國會解決，反對另開聯席會議，並說各省軍人不宜取軌外行動。趙恒惕後又發表一篇《與曹吳論國是書》，洋洋數千言，反復解釋聯邦制的精神和作用，主張於國會制憲之外，有另開各省聯合會議的必要。無奈曹、吳以為自己有了舊國會的工具在手裡，已經占了上風，不肯容納他人合理的建議。趙恒惕的洋洋大文終歸空費紙墨；不過國內聯治的空氣，已經很濃厚了。

　　六、其他的國民團體

　　除了上面所述五個方面以外，其他的國民團體，對於所謂法統本無所容心；自九年秋間以來，大都趨向於聯治運動；不過因為連年的兵亂，所爭者表面上都是為一個「法」字，要替護法的人求得一個偃旗息鼓的下場，用恢復法統來敷衍一下也未嘗不可，若要真正解決國內的爭端，還是非用聯治的方法不可：這是其他國民團體一般心理。當時可以代表此種心理的團體，在上海有一個八團體聯合會的國是會議，（所謂「八團體聯合會」，是起於十年十月五日在上海開會的商會聯合會，繼於十七日加入教育會聯合會，稱為「商教聯合會」，主張在滬開國是會議，至十一年三月，又加入農、工、銀行、律師、報界、省議會的六種團體，擴大為八團體，於三月十五日在滬舉行開會式，定名為「中華民國八團體國是會議」，這要算是人民自由集合討論國事的團體。）主張由各省自製省憲，再由各省聯合制定中華民國的國憲；他們並且組織了一個「八團體國是會議國憲草擬委員會」。

　　在法統恢復進行的當中，曾用國憲草擬委員會的名義通電，表示他們的主張，並且在七月中旬發佈他們所擬定的國憲大綱，內容完全採用聯邦分權的辦法。在北京方面，還出現了一個學者所組織的言論團體——《努力週報》。他們雖主張恢復舊國會制憲，卻不附和什麼法統之說；他們認定由舊國會制憲，不過是一種方便的辦法；他們勸告黎元洪，叫他自認為事實上的總統；勸告舊國會，叫他們自認為事實上的國會，努力制憲，不要再鬧什麼無意識的糾紛，作政治的買賣；他們主張採用聯邦制，以免軍閥割據之禍，很恭維八團體的國憲草案；他們屢次勸告當局，主張召集一個各省聯合會議，公開地討論一切重要問題，解決一切糾紛，若要避免聯省之名，不拘叫什麼會議都可以。

　　（他們因為孫中山、吳佩孚反對聯治，在該報第十八期的短評裡面忠告孫、吳，說：「只有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軍權的代價，只有省自治可以執行『分權於民』和『發展縣自治』的政策；只有聯邦式的統一，可以打破現在的割據局面；只有公開的各省代表會議，可以解決現今的局面；只有公開的會議，可以代替那終久必失敗的武力統一。」）

　　這一些主張，很可以代表當時一般國民最純正的心理。到國會開會後，北京又出現了一個「修正憲法草案請願團」，主張將《天壇憲法草案》重加修正，將中央與各省的事權劃分成為一種聯邦制的憲法。故就一般的國民心理說，法統恢復的時候，便是聯治運動達于最高潮的時候，所以此時可稱為護法運動與聯治運動的合流。

　　在此兩種運動合流並進時，那個被恢復的黎總統和舊國會，仿佛也覺悟到此點。黎氏於七月一日發表一道命令，說：

　　地方自治，原為立憲國家根本要圖。……現在國會業已定期開議，將來制定憲法，所有中央與各省權限必定審中外之情形，救偏畸之弊害。一俟憲典告成，政府定能遵守，切實施行，俾得至中至當之歸，允符相維相系之義，國家統一前途，實嘉賴之。

　　這道命令，便是應付聯治的要求的。國會開會後，於八月十九日的憲法審議會，以大多數通過「省之事權應取概括主義，中央取列舉主義」。於八月二十六日的憲法審議會，又通過了兩案：一、各省于不抵觸國憲範圍內，得自製省憲；二、「地方制度」章內應規定關於省憲各原則；這也是應付聯治的要求的。如此，對於民國統一的前途，仿佛多少有一點點希望；但是曹錕只夢想作總統，吳佩孚只夢想單純的武力統一，黎元洪和舊國會，都不過是他倆暫時所玩弄的工具，因此各方的實力派也依舊鉤心鬥角，和曹、吳對演他們袖子裡面的秘戲；一般國民最純正的心理所要求的，都成空想。不久，廣州重建大元帥府，曹錕實行竊位，國會最後的自殺，又轉入別一幕的怪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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