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35)_李劍農

一三五

　　中山所恃籌畫後方接濟的鄧鏗，於三月二一日由香港回省，在廣州車站被刺死，後方的接濟更無希望；中山因於三月二十六日在桂林大本營會議，決意變更計劃，令在桂各軍，一律返粵，潛師而行，到了梧州，陳炯明才知道。此時陳部主要的軍隊，尚多在南寧，知不能與中山抗，便電請辭職。四月十六日，中山到梧州電召陳氏往梧面商，陳不敢往，中山因於十九日下令准陳辭去粵軍總司令及廣東省長職，著其專任陸軍總長；另任伍廷芳為廣東省長，粵軍總司令一職即行裁撤，粵軍悉歸大本營直轄。二十日，中山率軍至三水，陳於是晚離廣州，赴石龍，轉往惠州，所部親信軍隊盡行退去廣州，佈防于石龍、虎門等處。

　　蔣中正此時為粵軍第二軍參謀長，主張即時進攻石龍、惠州，消滅陳炯明，再行回師消滅在桂的葉舉等各部陳軍，然後北伐。中山因為陳氏尚未彰明昭著地反抗，又以在桂的粵軍為年來共同行動的軍隊，想保存他們；並且奉直戰爭已經開始，前已與奉方協定南北共同進兵，假使要等到消滅陳部後再行北伐，恐怕失了時機；只要陳氏放棄廣東政權，不為北伐軍後方的阻礙，就讓他去罷了；所以不用蔣言。這是中山削奪陳炯明職權的經過，便是孫、陳破裂的發端。

　　中山于處分陳炯明後，以為陳氏不過是不與己合作而已，決不敢別有何種舉動，故仍決計繼續北伐，改道入贛，命諸軍集中韶州，在韶設置大本營。但因此遷延，北方的奉直戰爭已經要完事了；奉軍於五月五日敗退軍糧城，中山於五月六日才到韶州誓師，北伐制勝的機會已經失去了，何況更有人在後面牽制呢！中山當進行北伐時，仍與陳炯明電報信使往來不絕；中山反復向陳說明：只要對於北伐大計不生異同，必當倚任如前；陳氏在惠州也表明仍願留陸軍部長之職，稍事休息後當再效力行間；兩方並且商定委任葉舉為粵桂邊防督辦，令率所部分駐肇、陽、羅、高、雷、廉、欽，梧州、郁林一帶。但至北伐軍已入江西發生戰事後，葉舉等忽率所部五十余營回到廣州，廣州衛戍司令魏邦平無力制止。中山在韶聞耗，因令葉等加入北伐軍；葉等要求恢復陳炯明粵軍總司令及廣東省長之任，並免胡漢民職。中山以粵軍總司令已經撤銷，不能恢復，但因前方戰事正在吃緊的時候，對於葉等仍想敷衍，於五月二十七日，命陳炯明以陸軍總長辦理兩廣軍務，所有兩廣軍隊悉歸節制調遣。

　　陳氏複電，也說「願竭能力以副委任」，並謂「已催葉舉等部迅速回防」，又說「葉等必無不軌行動，願以生命人格擔保」。但葉等所部以索餉為名仍留廣州，人心恐慌異常。中山因於六月一日，令胡漢民留守韶州大本營，自率衛士回駐廣州總統府，一則鎮攝廣州，一則示前敵將士以後方並無變故，可以安心前進。北伐軍於六月十三日佔領贛州，北政府所派援贛的大軍未能即到，陳光遠已經很恐慌。但北伐軍佔領贛州城時，在北軍遺棄的文電中查出一道密電，發見陳炯明有與陳光遠密通聲氣妨害北伐軍的痕跡；當時以為北伐軍若打敗仗，陳炯明必落井下石，既打勝仗，陳必不敢輕舉；因於十五日仍決計前進。誰知葉舉、洪兆麟等也在此日，決計圍攻廣州總統府，中山因於十六日蒙難，由總統府避居軍艦。從六月十六日起，中山僅僅據有幾艘軍艦，在珠江與陳部相持，共曆五十餘日；初欲待北伐軍回師，共同戡定陳部，直至八月初旬，得悉北伐軍被陳部所阻，不能回到廣州，才於八月九日離粵。這是中山蒙難的經過，便是陳炯明叛孫的結果。

　　南方的陳的叛孫，與北方的奉直鬥爭，表面上本是兩件事，但是骨子裡面卻是相聯的。陳炯明與直系有聯絡，孫中山與奉系有聯絡；奉系既被直系打倒，中山北伐成功的希望，已經是很少了。因為此時一般國人的心理都深惡奉系，左袒直系；中山聯奉倒直，實與一般國人的心理相反。在中山以為直系是當時各軍閥中最強橫的一個，「擒賊先擒王」，要打倒軍閥，便應該先從打倒直系下手，奉系既能俯就，不妨暫時與他合作。但是一般國人不能瞭解此種意思，覺得吳秀才總比張鬍子好，聯絡張鬍子去打吳秀才，未免近於倒行逆施；況且當時北伐軍的兵力由雜湊而成，很難打倒直系，既無打倒直系的把握，不如與直系妥協，和平解決的為好；所以直系一提出恢復法統的計劃，大家便欣然贊成，希望中山從此可把護法的旗子卷起來，將廣州的總統府取消，免去南北的戰爭。

　　這種心理，是一般人急切求和平統一的心理。陳炯明一派的武夫，便揣摩一般人的此種心理行事。當中山削奪陳炯明的職權時，便有人替陳表同情，以為陳氏不贊成北伐，是志在保境息民，整理兩廣內部，無可厚非。中山削奪他的職權，未免操之過激；及至徐世昌退位，法統恢復，見諸事實，葉舉等圍攻廣州總統府，也便藉口護法的任務已了，通電請孫文實踐與徐世昌同時下野之宣言；國內各方面也紛紛通電，贊成統一，勸中山下野；就是學者名流如蔡元培等，都表示同樣的意見；可見一般人急切求和平統一的心理。中山離粵到滬後，報告國民黨同志書，結尾的一段說：

　　……文率同志為民國而奮鬥，垂三十年，出生入死，勝敗之數不可屈指，顧失敗之慘，未有甚於此役者。蓋歷次失敗雖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則為失敗於敵人。此役則敵人已為吾屈，所代敵人而興者乃為十餘年卵翼之陳炯明，且其陰毒兇狠，凡敵人所不忍為者皆為之而不惜。此不但民國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憂也。……

　　其實陳炯明是利用一般人渴望和平的心理而行，雖說是失敗于陳炯明，還是失敗於一般人不能瞭解中山的意思。不過就陳炯明和中山的關係上說，陳氏的行動實在是不應該：原來陳氏是向中山宣過誓、捺過指印的同黨黨員，有服從黨魁之義務；他所部粵軍的基本，完全是中山從桂系手中搶出來給他的；若說時勢上絕對不宜於北伐，不妨向中山力爭，爭而不得，則飄然引去亦可，否則正正堂堂地宣言脫黨後，再與中山為對抗的行動亦無不可；既捨不得目前的地位和政權，又不敢宣言脫黨，一面使部下向中山開戰，一面還寫信向中山稱總統，求調和；（孫中山在蒙難中，尚接陳炯明一函如下：「大總統鈞鑒，國事至此，痛心何極，炯雖下野，萬難辭咎。自十六日奉到鈞諭，而省變已作，挽救無及也。連日焦思苦慮，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年患難相從，此心未敢絲毫有負鈞座，不圖兵柄現已解除，而事變之來，仍集一身，處境至此，亦雲苦矣，現惟懇請開示一途，俾得遵行，庶北征部隊，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和平。國難方殷，此後圖報，為日正長也。」）手段未免太惡辣，人格未免太卑劣；中山罵他「陰毒兇狠」，說是「人心世道之憂」，實在不是過當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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