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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六


  二、政潮的演進

  此次大政潮的掀起,當時頗有責備民黨操之過激的;其實首先向民黨挑戰的還是北洋軍閥。段內閣的外交總長唐紹儀,起初並非絕對不肯就職,唐氏由滬北上時,北洋軍人便通電反對(由張勳出名);唐氏抵津,複假直隸紳民的名義,散發詆毀唐氏的傳單。唐因此憤而辭職。這是北洋軍閥向民党宣戰的第一聲。段閣成立後,內務總長孫洪伊在第一次閣議中,便和國務員秘書長徐樹錚發生牴牾。(秘書長在內閣會議本無發言權,徐樹錚竟在閣議時,對於廣東李烈鈞與龍濟光之戰爭,主張電令閩、粵、湘、贛四省會剿李烈鈞,孫洪伊主張去電和解,閣議皆以和解為宜,亦並未制止徐之發言。

  徐氏竟將會剿李氏電擅行發出,及四省覆電到院,孫因面斥徐之荒唐,徐猶強執,因此恨孫刺骨,是為孫、徐交惡之始。)段氏的專擅行為和後來所謂府院的惡感,都是由徐樹錚的跋扈驕恣所釀成。孫氏站在內務總長的地位,對於各省長位置的變動當然有權;省長的配置與各黨派勢力的伸張,有密切關係;而徐樹錚往往倚仗段氏總理的地位,專擅無忌,孫氏當然不肯放讓,因此孫、徐之間勢成水火,到十一月二十日,竟以總統命令將孫氏免職。(孫曾免去內務部司長祝書元等之職,祝等控孫違法,孫之免職與「免祝案」有關。)這是北洋軍閥向民党挑戰的第二炮。在國會裡面,研究系主張擁段,可算是段氏的羽黨,商榷會的右翼因為谷鐘秀、張耀曾兩總長的關係,也傾于維持段閣;左翼則以北洋軍閥跋扈太甚,主張倒段;這是兩派對於內閣的態度。

  關於憲法問題,兩派有幾個重要爭點:甲、研究系主張修改草案上的兩院制而採用一院制(萬一必采兩院制,對於上院的組織須變更);商榷會的大多數則堅決維持草案上的兩院制。乙、研究系主張省制須以普通法律定之,萬不可參入憲法中,並且反對省長民選;商榷會則主張非在憲法上把省制大綱規定不可,並且主張省長民選。(其他關於國會解散、國務員信任等問題,亦有不同的主張,但不如上二事之重要。)

  國會開會後,從九月十五日起開始審議黨草,因為省制入憲的問題,發生有名的鬥毆案。事後研究系通電各省督軍攻擊敵党議員,(對方因研究系通電督軍,亦通電全國以相抗。)因此啟督軍團幹憲之端。到二一日,北京便發現所謂「憲法促成會」(由北洋軍閥暗中主持而成);這種促成會發現,便是北洋軍閥向國會下警告的。總統府和國務院,也漸漸發生了暗潮;其原因也是段氏過信徐樹錚,以國務總理負責為口實,事事不令總統府與聞其實,但令蓋印畫諾。原來丁世嶧所以入為府秘書長,就是因為黎總統人太忠厚,恐其為北洋派所挾制,想以秘書長的地位輔黎之不足;看到徐樹錚的跋扈行為,委實不能忍耐,因此遇事也就不肯隨便畫諾。

  (丁世嶧後來辭秘書長職,發表辭職書,有云:「國務會議以前無議事日程,會議以後無報告,發一令總統不知其用意,任一官總統不知其來歷……嚴家熾未經閣議[財政總長亦聲明未與聞],而必以立時蓋印為滿意……國務總理,恒匝旬不一晤總統,惟見有秘書長傳達于其間,有所詢則以事經閣議,內閣負責為對抗。大總統無見無聞,日以坐待用印為盡職。……曹汝霖使日事,一月以前,日外務省早經奏明日皇,而我大總統至時尚未盡知其事。內閣與章公使來往十余電報未一呈閱……」觀此可見段、徐之專擅。他們所以如此專擅,就是誤解責任內閣,以為責任內閣制之元首本是偶像,不知元首雖不積極負責任,對於重要國務亦有相當的權能也。)

  到十二月後旬,便有所謂二十二省軍民長官忠告總統、總理、國會的聯電(電由馮國璋領銜),電中大略說:總統宜信任總理,兼持大政,國會宜早定憲法,勿干涉行政。這個聯電,便是督軍團威嚇總統和國會的先聲。

  上面所述,都是五年秋冬間的情形,已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內閣自孫洪伊免職後,政府初提任可澄,繼提張國淦(都是從前附于進步党的官僚),皆被國會否決;於六年一月一日,乃任命範源濂兼署。(因各派皆欲取得,爭持不相下,故以兼署了事。)一月五日,梁啟超抵京,(梁由滬赴京,曆訪馮國璋、張勳,有所接洽。)外間喧傳梁氏到京後,政局將有大變動,國會或竟解散,其實都是反對黨神經過敏的揣測。平心而論,梁氏此時雖很與段氏接近,還是站有盡力調和的地位,不過他對於憲法主張上院的組織宜變更,省制不入憲;還有一點招忌的地方,就是他常常宣言不入政途,將從事教育事業,卻常常和段氏等以聲氣相呼應,好像要作段政府的後臺老闆一樣,所以反對黨處處以疑忌的眼光對之。(梁氏招反對黨的嫉視由軍務院撤銷問題起,前節已言之。)但是他並不能轉移段派軍閥的行動。

  一月九日,張勳、倪嗣沖、靳雲鵬、徐樹錚等又在徐州開省區聯合會,謀對付總統、國會了。(馮國璋在南京開壽筵,各省因派代表祝壽,張勳等乘機邀往徐州開聯合會。)到二月初旬,對德潛艇戰策的抗議事件發生,(德國宣佈於二月一日起以潛艇封鎖海上,美德絕交,中國接到美國的通牒,亦於二月九日提出抗議。)便促起國內的大風潮來。

  對德提出抗議在二月九日,正式宣告絕交在三月十四日;到五月七日,始將對德宣戰案提出於國會;十日,便有公民團包圍眾議院、毆辱議員的事件。由二月初到五月中的長時間,對德外交問題算是政治上最重要的問題。同此時間內,在國會裡面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憲法會議的二讀會。(憲法二讀會於一月二十六日開始至國會二次解散時尚未終了。)在憲法二讀會中,研究系的主張大部分皆失敗,因此痛恨已極。

  關於對德宣戰問題,情形極複雜:由抗議到絕交的期間內,第一,黎總統、馮副總統(馮國璋於五年十月當選為副總統)及大部分的督軍皆反對加入協約國(馮於二月十二日、十七日兩次電政府持反對態度,各督軍亦持反對態度),國務員中也有懷疑的;第二,在野名流孫中山、唐紹儀及各商民團體,也皆反對加入(中山於三月八日電政府反對,唐紹儀於三月十日電政府反對),惟梁啟超則極端鼓吹加入;第三,在國會中,研究系皆從其領袖梁氏之主張,舊國民黨系(即商榷會系)的丙辰俱樂部派極端反對(馬君武在三月八日並提出質問書謂:梁啟超干涉外交,陷中國於危險地位,請政府注意),益友社派(以張繼為中堅)及政學會派則皆贊成。但在此時,贊成、反對的兩方面都是在國家的利害上打算,並非牽于平時的黨見,所以在三月十日國務員全體出席兩院,報告外交方針,眾議院即日投票表決通過(贊成者三三一票,反對者八二票),參議院亦於次日投票通過(贊成者一五八票,反對者七二票)。

  十日,德國駐京公使送到德政府的答覆者,十四日,便正式宣佈絕交。在未宣佈絕交以前,段總理和黎總統發生一次大衝突:三月三日,段總理與各國務員同往總統府,提出一件訓令駐日公使章宗祥的電稿,要求總統簽印拍發,電中的大意是要他轉告日本政府,「中國政府已決定對德絕交,所有中國之希望條件:一、庚子賠款,德奧方面永遠撤銷,協約方面緩還十年;二、現行進口稅,實抽百分之五,改正貨價後,實抽七分五,裁厘後抽十二分五;三、解除《辛醜條約》中國于天津周圍二十里內不得駐兵,並解除各國駐兵使館及京津鐵路之約束:凡此三端,以深信日本政府對於中國友好之誠意,請求援助」云云,黎總統因為問題重大,此時尚未取得國會同意,不宜便向外國發表,所以反對將此電發出。段氏便憤然地說:「總統既以內閣所為為不合,無妨另簡賢能。」午後,即辭職往天津。所謂府院的衝突至此便大爆發。後經馮國璋(馮於前月入京)往津調解,附以總統不干涉對德外交並驅逐府秘書長的條件,段氏方再返京任職(致章公使電于段返京後總統照發)。但是黎、段間的感情上,已留著一條很深的裂痕。

  對德外交的大方針既已通過國會,宣佈絕交後應當不致發生大問題了。但是一部分持反對態度的人仍舊反對,在野名流贊成和反對的兩派仍舊不一致。參議院議員章士釗因主張增設不管部的國務員,將在野各派的領袖一體羅致,既可調和各派的感情,又可統一對外的意見;但是不為當局所採納,僅在國務院組織一個國際政務評議會,由總理聘請各派人士為評議員,而各派所謂第一流領袖仍不在內。

  梁啟超於三月二十六日致函評議會,主張速向德奧宣戰,地方各團體對於梁函多加反駁;馮國璋回到南京後於四月八日致電政府,仍舊反對參戰(馮謂前在京贊成絕交,實為調和府院意見,對德奧宣戰則不贊同)。國際政務評議會意見也不一致;在朝在野的要人,始終主張參戰的,可說只有段總理和梁氏二人為最堅決。梁是想學意大利的加富爾加入克裡米亞戰役,藉以增高在國際上的地位;段則早與日本軍閥秘密勾結(由張宗祥、陸宗輿等作引線),已落入日本人的圈套裡去了,他一方面未嘗不想倚賴日本的贊助,改善國際地位(這是與虎謀皮),一方面還是想取得日本的金錢和軍械,堅固北洋派的實力,以制服國內的反對黨。梁氏固不明白段氏的真意思,就是段派的督軍也多有不知道段氏的秘密,所以對於參戰也有懷疑的。段因決計召集各省督軍來京開軍事會議,一面統一督軍團體的意見,一面可以威壓國會。

  到四月二十五日,各督軍在京開會了,到會的督軍七人、督統二人、省長二人、代表十六人(非北洋系的督軍大抵皆只派代表),段自為主席;段氏將參戰的秘密預先告知他的徒黨,結果皆贊成參戰表決簽名。五月三日,督軍團公宴議員,替段氏疏通參戰案;七日,參戰案提出於國會;八日,眾議院開秘密會,國務員全體出席,報告參戰案,表決交全體委員會審查。假使北洋軍閥不用過激手段,參戰案當然可以平安通過,因為國會裡面對於參戰案持反對態度的本只有極左翼的丙辰俱樂部一派,研究系自然贊成,政學會派和益友社派也是贊成的(政學會由谷、張主持,益友社由張繼主持)。

  但是那些軍閥的要人生恐目的不能達到,要祖述民國二年選舉總統的慣技,用威迫國會的手段;到十日眾議院開會時,忽有所謂公民請願團、五族請願團、北京市民主戰請願團、軍政商界請願團,共約三千餘人,由陸軍部人員指揮(傅良佐、靳雲鵬到場指揮,為當時人所目見),包圍眾議院毆辱議員多人,並聲言必俟參戰案通過才解散。眾議院因此憤激,停止會議。國務員谷鐘秀、張耀曾、程璧光、伍廷芳等相率提出辭職呈文(陳錦濤早受交通系陷害去職,許世英也因事免職了),範源濂後來也提出辭呈;於是內閣只剩了段氏一人。段氏自己也知道弄巧成拙,不能收拾,於十二日擬具辭職書,將要提出,忽被左右阻止,決計與國會硬抗,再三諮催國會速議宣戰案,對於圍擾國會的責任問題,置諸若有若無之間。國會的極左翼本不滿於段氏,自此風潮發生,除了研究系一派以外,大多數皆主張倒段。

  到十八日,北洋系與日本軍閥勾結的秘密,又被北京英文《京報》髮露;(是日,英文《京報》載,段氏由陸宗輿、曹汝霖議借日款一萬萬元,由日人代行整理三兵工廠,並請日本軍官練兵,日田中參謀來華,與此事有關[田氏時已到華]。該報主筆為陳友仁;次日,因此新聞,陳友仁被段政府捕去。)國會大多數更不信任段氏了;十九日,眾議院開會議決:現內閣僅余段總理一人,不能行責任內閣之實,本院對於此種重大外交案件,應候內閣改組後再議(意思就是參戰案是可以通過的,但段非去職不可)。

  督軍團知道國會無可挽回,決意破毀國會;但此次事件咎不在國會,無可措辭。研究系因為關於憲法的主張失敗,積憤既深,看此形勢,段氏又難於維持,也決計利用督軍團來改造國會;因煽動督軍團,假憲法草案議決的條文不適國情為口實,呈請政府解散國會。黎總統招孟恩遠、王占元入府,告以約法上總統無解散國會之權,解決時局的辦法惟有請段總理辭職。督軍團知道黎總統已站在國會的方面,相率出京,往天津、徐州等處會議去了。到五月二十三日,黎總統以國務員伍廷芳副署的命令,免去段祺瑞國務總理之職,即以伍氏代理國務總理。隨即督軍團宣告反叛,國會第二次解散,張勳便演出復辟的滑稽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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