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01)_李劍農

一〇一

　　袁氏被載灃放逐後，楊雖不曾同時被擯，但在那種排漢潮流的當中自然不能得志。辛亥革命事起，袁世凱出山，楊的活動機會到了；當時在北方的所謂「國事匡濟會」，便是以他和汪精衛為中堅人物；清帝退位，孫、袁總統位置的授受，他和汪便是當時重要的牽線人物。楊度若真正看到中國不適宜於共和，為什麼不在此時和梁啟超一致，力持君憲主義，卻為推翻君位的內幕人物？他的解說，是滿漢情感既裂，已無彌縫的餘地，非另造君統不可。但是二十世紀的新君統，是不容易創造的；楊若果有創造新君統的遠識，應該如梁啟超所指示的，必使「今大總統內治修明之後，百廢俱興，家給人足，整軍經武，嘗膽臥薪，遇有機緣，對外一戰而勝，功德巍巍，億兆敦迫，受茲大寶，傳諸無窮」，乃當「強鄰迫脅，吞聲定盟之時……果未熟而摘之……孕未滿而催之……」

　　楊的見識，到底不及梁啟超遠了（上所引梁啟超語，見梁著《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楊于籌安會成立後，發表他的《君憲救國論》，大意是說共和決不能立憲，惟君主始能立憲；與其行共和而專制，不若立憲而行君主，仿佛袁氏之所以專制是因為共和的原故，我們想要立憲，須把世襲的皇冠和袁氏交換，單止一個總統位置是不夠換取憲法的。這種理論，誰能相信？所以梁啟超詰問他說：「吾欲問論者挾何券約，敢保證國體一變之後，而憲政即可實行而無障？」其實楊氏所持的理論，都是飾詞；他的潛意識，就是急於接近政權。

　　辛亥革命以來，他替袁氏出力不少，終不能與梁士詒輩並駕齊驅，分嘗鼎之一臠。熊希齡組閣時，想取得一個交通總長的位置，都不能達目的；因窺得袁氏父子的隱衷，極力和袁克定要好，想替袁家製造一個世襲皇冠，庶幾袁帝國第一任的內閣總理可以取得。所以籌安會的出現，可以說是袁氏借重楊氏，也可以說是楊氏借重袁氏，（天津某報所發表之《北洋軍閥小史》謂：袁世凱當帝制議起時，絕無表示，凡有向袁氏說者，皆大受申斥，袁之動心，由於說客某之進言曰：「北洋諸將，從公多年，所為何事，亦惟欲攀龍附鳳，求子孫富貴耳，公不早定計，其如諸將何？」袁聆之默然，蓋已心許之矣。此所謂「說客某」者，或謂即指楊度，但今無從證實。）一個要皇冠，一個要開國的總理。誰知袁的皇冠戴不成，楊的內閣總理也終於徒托夢想。

　　籌安會本定八月二一日開成立大會，後來恐怕開會時被人搗亂，於十九日發佈啟事，說：「本會與各界接洽之事甚忙，故不待大會，先告成立，推定楊度為理事長，孫毓筠為副長，嚴、劉、李、胡皆為理事。」其通告會員書中，略謂：「本會宗旨在研究君主、民主國體二者孰適於中國，專以學理之是非，與事實之利害為討論範圍，此外各事，概不涉及。」隨即以該會名義通電各省文武長官，請派代表到京，並寄與古德諾論文、入會願書及投票紙，請各員書明贊否，並代募會員。

　　此時袁氏的聲調，漸漸變了；有問以對於籌安會的行動應否干涉的，他答說：「此項言論，耳聞已熟。予所居地位，只知民主政體之組織，不應別有主張。帝王非所願，總統非所戀。研究此義者，作何主張，予固無嫌疑之可慮。惟予與國人均有身家產業、子孫戚族，其欲研究所以永保安全之法，亦為人情所應有。予受國民付託，何敢以非所願、非所戀之嫌疑而強加干涉乎？」又說：「如不任令學者自由研究，則一部分主張頗力，恐以武力搖撼國體，不如以此緩和其氣。」及各省電詢政府意見，則答以「該會為積學之士所以研究國體者，苟不擾亂治安，政府未便干涉」。

　　肅政使以全體名義呈請取消籌安會，袁但飭令內務部：「對於該會以後言論行動，為之酌定範圍。……」於是大家明白籌安會的來由了。以後有人向肅政廳、檢察廳或內務部稟請封禁籌安會或提起公訴的，都無批答的下文；籌安會所，和楊、孫的私宅，並且有握槍的軍警替他們守門。各省文武官員對於該會的函電，因此無不贊成，紛紛派代表入京。到九月中，該會通告會員，附以表決票一紙，說：「本會原擬候各代表到齊，定期開會。現因入會者將近萬人，會場難覓，不得已用投票議決之法，請於表決票上填寫君憲或共和二字，本會即據票數多少以為議決標準。」所以籌安會，號稱以研究學理是非、討論事實利害為範圍，實際上並不曾開過一次會。所謂「研究」，所謂「討論」，都是他們自己騙自己的話。這是帝制運動公開後的第一幕。

　　籌安會的初意，欲俟該會各省代表到齊，會議決定後，便呈請實行。但該會不是法定機關，沒有呈請實行的資格。於是改變方針，由該會各省的代表以公民資格，請願於代行立法院的參政院，由該院呈請實行。但參政院在九月一日便要開會了，而該會各省的代表未能立即到京。於是不等各省代表到齊，便運用各省旅京人士，分頭組織各種名目的公民請願團。所有請願書，一律由籌安會代為起草，以便參政院開院時呈進。這是不待第一幕完功，便預備第二幕的開演。

　　到九月一日參政院開院後，投遞請願書的便陸續不斷，如雪片飛來。六日，該院開談話會，袁氏派楊士琦到院宣言，大旨說：「改革國體，極應審慎，如急遽輕舉，恐多障礙，本大總統認為不合事宜。至國民請願，要不外乎鞏固國基，振興國勢，如徵求多數之民意，自必有妥善之辦法。」他的意思，是怕參政院徑行議決呈請實行，要他們經過「訴諸民意」的手續。參政院中有人說依照立法院職權，不能收受此種國體請願事件。討論結果，於九月二十日議決：「請政府於年內召集國民會議，為根本上之改決；或另籌徵求民意妥善辦法。」

　　（新約法曾規定民國憲法，應由參政院推定起草員十人起草，經參政院審定後，由國民會議複決；故約法會議曾經議定《國民會議組織法》，於四年三月十二日公佈；六月，參政院且已舉定憲法起草員十人，梁啟超亦憲法起草員之一，旋因帝制之議發生，憲法起草之議無形消滅。此所謂「於年內召集國民會議」者，欲依三月十二日所公佈之《國民會議組織法》而行事也。又恐依此組織法進行尚太麻煩，故又以「另籌妥善辦法」為言，其意蓋重在後者。）

　　議決後，連同請願書八十三件，諮送政府。這是參政院第一次的建議。袁氏於二十五日諮複，採用提前召集國民會議辦法。但帝制派的急色兒，總覺得國民會議的手續太繁重，於是有由梁士詒主使所組織的「請願聯合會」，把以前成立的請願團體並新組的請願團體一齊聯合起來，再向參議院請願，說該院前次的議決不應該並列兩種辦法，使政府難以應付；且國民會議是決定憲法的機關，不能代決國體問題，應請該院立即議定召集徵求民意機關的辦法。參政院接到此項請願，於九月二十八日開會討論，參政梁士詒、孫毓筠等主張依請願團的辦法，即由該院議決一種《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於十月二日諮請政府公佈施行。這是參議院第二次的建議。袁氏即於十月八日將此項組織法公佈。此為公開運動後的第二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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