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00)_李劍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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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帝制運動的公開演進

　　袁世凱爬到「爐火之上」去，大部分的原因，恐怕是袁克定催促而成的。在民國二三年之交，北京便流行一種傳說：「共和不適於國情，證諸元二年椒擾之象，可以概見；非改弦更張，不足以救亡。」對於這種傳說便有人揣度，是由袁大公子播散的（不過無從證實）。不過恢復帝制的思想有兩派：除了袁家一派，還有清室遺老的復辟派。自新約法公佈後，袁既成了事實上的皇帝，九月袁又發佈祀孔令，預備到了冬間，還要祀天；清室遺老勞乃宣、劉廷琛、宋育仁、章梫等便有些不平，想乘機實行復辟運動，首先發佈勞乃宣的《正續共和解》。（勞乃宣在辛亥冬即著《共和正解》，未發佈。

　　到民三六月，又作《共和續解》，至此合印為一冊，名曰《正續共和解》。全書不足萬言，附有章梫所作之跋。勞自言曾交趙秉鈞呈袁總統閱過。其正解大意據周代故事，謂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與和而修政，故曰共和。故共和雲者，乃君主政體，非民主政體。不學之流，乃用為民主之名詞耳。因曆言中國不能行民主之制，是為正編。其續編乃自詡其前此有先見之明，而揣測今之總統，于皇帝初不甚尊崇，繼乃異常擁戴，謂為有伊尹之志。因主張創作一種憲法，謂宜名為「中華國共和憲法」，以共和立名者，謂合於彼之《共和正解》也。名中國不名民國者，示行君主制也。然則何以不稱帝國，謂帝國為日本名詞也。何以不稱大清而稱中華，謂中華地名，而大清乃代名也。）接著便有宋育仁等聯合國史館的守舊派人員，上書呈請復辟之議（實際宋等之呈文尚未遞上）。

　　到十一月初旬，北京的復辟風說幾有「滿城風雨」之勢。於是肅政使夏壽康等呈請查禁，袁氏批交內務部辦理。旋以宋育仁（時為國史館協修）有復辟運動的嫌疑，由步軍統領逮捕，解回原籍。（宋被捕在步軍統領衙門訊問時，問官訊以：「見勞乃宣所著書否？」答謂：「勞書專從個人上說，我意則欲從政體立論，作一篇文字。」主者請示于總統，總統謂不妨令其作去。宋因作一書呈上。書中大意謂非贊成勞說，乃主張春秋親周王魯之旨，以清室比之東周，清室滅亡，只能存其尊號，萬難復辟。若大總統則等於魯，魯有聖人，其義當王云云。此宋以畏死之故，由復辟說而變為推戴袁氏說也。遺老之價值如此。）這是對袁家帝制運動的一個打擊。因為復辟既不可行，又烏可發生新帝？但是袁家的人物到底不能忍耐。到四年春初，運動依然進行。梁啟超說：「……去年（指四年）正月，袁克定忽招餘宴，至則楊度先在焉。談次，曆詆共和之缺點，隱露變更國體，求我贊同意。余為陳內部及外交上之危險，語既格格不入，餘知禍將作，乃移家天津，旋即南下。……」可見袁克定和楊度的活動，早在籌安會公開之前。但此時的環境，於帝制運動實大不利。因為在三年七八月之交歐戰爆發後，西方各列強不暇東顧，日本成了東方獨霸的虎狼國，把山東的膠濟一帶要地佔領了。

　　到四年一月十八日，便提出有名的「二十一條」要求。此時革命黨人莫不看到中國所處地位的危險，恐怕袁政府受內政外交的困難，不能專心禦侮，因是都通電宣言停止革命活動，主張一致對外。不料袁家的人物反以此為帝制運動的好時機，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時，卻是袁公子宴客張羅帝制時。他們以為西方列強既無暇干涉中國事情，獨有日本一國，與以少許的權利作交換品，便可了事。（據游晦原的《中國再造史》，袁氏曾欲以承認「二十一條」為日本贊助中國帝制之條件，特外交秘密，不易證明耳。作者曾記日本某報載有當時日首相大隈重信之談話，大旨謂：日本為君主國體，中國若行帝制，則與日本同一之國體，日本當然樂為贊助。且袁世凱氏，事實上已總攬中國之統治權，改行帝制尤與事實相合云云。此報一時未能檢出，但記其大意如此。大隈氏此種談話，實所以誘袁入彀者，性質上絕無國際上之責任。袁氏以為大隈氏既有贊助帝制之表示，大事當無不可成功之理。）此所謂「白晝攫金於市，只看見金，看不見市上的人」。

　　到五月九日承認日本的要求後，一般國民認為奇恥大辱，而袁家的臣僕反頌揚「元首外交成功」；袁家的報紙反發佈「雙方交讓，東亞幸福」的傳單；袁家的封疆大吏，反祝電紛馳；並有請舉行提燈行列，開會慶賀的。（原來日本提出最後通牒時，所列要求條件共為五項：前四項是必須承認的，第五項是故示嚴重，留作讓步餘地的。袁氏承認日本要求時，對於第五項未予承認，日本亦未再加強迫。袁家人物便以為這是日本讓步了，故頌揚「元首外交成功」。）他們為什麼這般無恥，就是因為候補皇帝的聲威，在中日交涉的當中未免毀損了一點，想借「外交成功」四字，修補裝飾一下。到五六月之交，袁家的人物躍躍欲發了，袁氏還堅決地不承認；他對美報記者宣言：「吾之國體，既同於美，以後惟有奮力前進，以期發展真正共和之精神。」

　　日本東京都喧傳了帝制的風說，袁氏又明白宣示，謂：「第一次革命之際，清皇族中曾議以帝位讓余，而餘不受，胡今忽欲取之。果其取之，是欺人孤兒寡婦，不仁不義，余何忍為。且由中國歷史觀之，帝王數代必逢革命，子孫絕滅，貽禍無窮。即日君主立憲，亦終不能不依君主其人以為興替。余若為皇帝，是自絕其姒續，而無益於國家，人雖至愚亦不至此。……」（見是年六月十七日東京《朝日新聞》，《甲寅》雜誌引述）

　　《朝日新聞》謂帝制由楊度、孫毓筠建議，楊、孫亦電駐日公使陸宗輿，托其在該報上更正。馮國璋得到一點消息，約梁啟超入京探聽內幕，袁向梁、馮也堅決地否認，且說「國人若必欲以帝位相強，餘當逃往倫敦」。但是到了八月上旬，袁氏的顧問美人古德諾氏，在《亞細亞日報》上發表一篇《共和與君主論》，說中國不適宜於共和；不到一星期，六君子便據古氏的論說發起籌安會，從此帝制運動進於公開的時期。

　　發起籌安會的所謂六君子，便是楊度、孫毓筠、嚴複、劉師培、胡瑛、李燮和。這六人當中，孫、胡、李三人是以革命元勳的資格被借重的，劉師培是以國學淵博的資格被借重的，嚴複是以學貫中西的資格被借重的，（據嚴複與熊純如書，嚴之列名籌安會實被楊度強姦，嚴自謂雖主張君主立憲，然應戴誰為君主實為難題。嚴書見《學衡》雜誌。）然而都不過是裝點場面的配角，該會活動的中心人物要算是楊度。楊是光緒維新變法時經濟特科所拔選的人才；戊戌政變後，與革命領袖的黃興、陳天華輩很親密；後來覺得革命党暴烈有餘，成事不足，決心作君憲黨，與梁啟超賡同調；後來又覺得梁是西太后所痛恨的人，與他合作有害無利，乃獨樹一幟，以謀活動；到預備立憲時，以四品京卿的榮擢，參與憲政編查館，在此時便與袁世凱發生很密切的關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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