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87)_李劍農

八七

　　▼一　政黨的產生與演化

　　同盟會在清帝制推倒以前，只是一種秘密的革命團體，還不能作為公開的政黨。在清朝末年，形式上成為公開的政黨的，只有由「國會請願同志會」演進而成的憲友會。當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資政院成立後，該院中由各省諮議局所選出的議員（大都是「國會請願同志會」的人物）和敕選議員臭味不同，兩相對抗，於是前者便組織一個憲友會；敕選派的議員為對抗憲友會起見，也組織一個憲政實進會；還有一小派的人又組織一個辛亥俱樂部。這三個政團雖然都是站在君主立憲的範圍以內，但是後面兩個（憲政實進會、辛亥俱樂部）是純粹的官僚團體，到清帝制推翻時，便全然消滅；只有那個憲友會可算是後來進步党的老祖宗。

　　憲友會除了在資政院內儼然成為一個政黨外，並且有許多院外的人物參加，在各省設有支部，如直隸的孫洪伊，湖北的湯化龍、胡瑞霖，江蘇的沈恩孚、黃恩培，山西的梁善濟，奉天的袁金鎧，江西的謝遠涵、黃為基，湖南的譚延闓，福建的劉崇佑、林長民，四川的蒲殿俊、羅綸等都是該會各支部的領袖。自武昌革命軍起，到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幾個月間，革命派的同盟會和立憲派的憲友會，都起了絕大的變化。表面上第一個變化為同盟會由秘密變為公開，而憲友會的旗幟消滅。但是最大的變化，還是兩派的「化分」與「化合」。這種化分與化合的作用化來化去，一時政黨林立，好似「雨後之筍」，直到第一次正式國會成立的前後，又化成革命派與立憲派對立的兩個大黨：前者為國民黨，後者為進步黨。這種化分化合的經過情形極其複雜，幾令人不能辨識；但是關係頗為重要，請略為敘述於後：

　　同盟會原來所標榜的主義有民族、民權、民生三大綱，而輔之以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的革命方略；到組織臨時政府的時候，三時期的革命方略已經完全拋棄，就是對於三民主義，也漸漸地黯然失色了。因為在組織同盟會時，許多黨員便只認定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就是漢族對於滿族謀光復。清帝制一倒，許多革命黨員以為目的已經達到，以前結合的原因消失，於是分化的作用便起來了。同盟會要人章炳麟，在辛亥革命以前已和孫中山有很深的隔閡，到辛亥光復事畢，便與同盟會分離，改組中華民國聯合會：這是由章炳麟領導的化分作用的開始。湖北方面的孫武、藍天蔚、劉成禺等，原來也都是同盟會派的人物，現在也和張伯烈、饒漢祥等擁戴黎元洪為首領，以湖北人為中心，組織一個政團，叫作民社：這又是分化作用的一個表現。

　　立憲派的憲友會在資政院時代，以君憲為目標；現在因為目標消滅，也不能不起化分作用：湯化龍、林長民等率領一部分人化分而成一個共和建設討論會；孫洪伊等率領一部分人化分而成一個共和統一黨；又有籍忠寅、周大烈等一部分人化分而成一個國民協進會。

　　上面所舉，是革命立憲兩派最明顯的各自化分。有了化分作用，便立即又起化合作用。在南京臨時政府時代，當然還是同盟會的幹部人員握重權，而該會中的少年黨員妄自驕功，舉動暴烈，幹部領袖不能節制，同盟會便為人所詬病；於是凡非同盟會的團體與由同盟會化分出來的團體，漸有互相結合以抗同盟會的趨勢。章炳麟所改組的中華民國聯合會，與往昔預備立憲公會的領袖張謇等，以江浙人士為中心，聯合而組成一個統一黨，這是第一步的化合。接著統一黨又與籍忠寅等的國民協進會、湖北團體的民社，聯合而組成一個共和黨，便是第二步的化合。

　　此時湯化龍等的共和建設討論會，孫洪伊等的共和統一黨，尚未十分活動；在北京臨時參議院中，積極與同盟會為對抗行動的，還只有化合的共和黨。同盟會以民權黨自命，共和黨則以國權党自居；同盟會對袁世凱謀防制，共和黨則擁護之；前者詆後者為御用黨，後者則詆前者為暴民黨。但兩黨議員在參議院中皆不及半數，而共和黨有袁世凱的軍閥官僚勢力與相援接，故參議院的行動常為共和黨所操縱；於是又有最重要的第三黨及其他各種小黨，再起後來的大化合作用。

　　所謂最重要的第三黨便是統一共和黨。該党的重要人員有谷鐘秀、張耀曾、歐陽振聲、殷汝驪、彭允彝、吳景濂等，他們所擁戴的總幹事為蔡鍔、王芝祥。這一党的人士，有從前加入過同盟會的，也有不曾加入過的，有從前與立憲派發生過關係的，也有不曾發生關係的。這一黨在精神性質上，可以說是介於所謂「民權黨」與「國權黨」之間。它在北京臨時參議院中也有二十五個議席（同盟會與共和黨各四十余席），所以有舉足輕重之勢；並且在各省的支部也有六七所，所以是重要的第三黨。

　　所謂其他各小黨：（一）陳錦濤、徐謙、許世英、牟琳、陳籙等以伍廷芳為會長的國民共進會；（二）溫宗堯、王人文等以岑春煊、伍廷芳為名譽總理的國民公党；（三）董之雲等的共和實進會；（四）張國維等的民國公會；（五）潘鴻鼎等的國民黨（此非由同盟會改組之國民黨）；（六）共和俱進會、共和促進會及國民新政社等：這都是與後來的大化合有關係的。以外還有所謂自由黨、社會黨種種名目，都不過曇花一現便不見了。

　　大化合作用，發動于同盟會幹部的宋教仁。宋在當時的同盟會中，除了最高領袖孫、黃以外，算是最露頭角，政治手腕極靈敏，政治常識也比較充足，能為他黨所推重，政治熱也達於最高度。民党名士章士釗感於無意味的小党林立，在《民立報》上發表「毀黨造黨」之說，主張國內所有各黨一律毀棄，大家相互研究，棄小異，取大同，求出一個大同大異之點來，造成對立的兩大黨，以為實現責任內閣制度的良好基礎。宋教仁的政治理想恰與章說相合，他党的重要人士也有極贊成章說的，於是宋教仁首先展布他的敏捷手腕，與那個重要的第三黨——統一共和黨的人士相提攜；原來統一共和黨的重要人士多與宋為知交，感情極融洽；在民元八月，同盟會便與統一共和黨及國民共進會、國民公党、共和實進會幾個小黨合併而改組國民黨：這便是國民黨的大化合。

　　共和黨本是由統一黨、民社、國民協進會三黨化合而成與同盟會相對抗的；同盟會既化大為國民黨，共和黨的情勢卻與相反，一方面雖然吸收了民國公會和前國民黨兩個小党進來，章炳麟派的統一黨卻依舊分了出去。不過統一黨仍舊與共和黨，一致對抗由同盟會化成的國民黨罷了。

　　前此由憲友會化分的共和建設討論會和共和統一黨，本與梁啟超派是氣類相感的，到民元十月，梁啟超回國，想在國內政治上有所活動；此時正式國會的選舉將進行，湯化龍、孫洪伊等當然想在正式國會中取得重要的政治地位；於是便將共和建設討論會、共和統一黨合併而為民主黨，加入梁啟超為該党領袖，又吸收共和俱進會、共和促進會、國民新政社幾個小黨，以擴大民主党的組成成分，這便是民主黨的化合。

　　因此當第一次正式國會議員選舉時，競選的黨派，有最大的國民黨，及與國民黨相對抗的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共計四黨。以三個分立的小黨對抗一個大黨，況且此時各省的政治機關大半還是操在革命派的人手裡，所以選舉的結果，國民黨大獲勝利，其餘三黨皆歸失敗。於是三黨為在國會裡面對抗國民黨起見，乃合併而為進步黨：這便是進步黨的大化合。

　　民國初期政黨變化圖

　　民國初期的政黨，有幾種特色，為歐美各國政黨所罕見的：

　　一、黨員的跨党：往往一個黨員，既掛名於甲黨，同時又掛名於乙黨，甚至並掛名於丙黨的。這種跨党行為，有非出於本人的意思的，也有出於本人的意思的。前者大概為被擁戴的假領袖，在擁戴的團體，想借他作面子上的裝飾品，被擁戴的礙於情面，也便以掛名於黨作敷衍的應酬品；後者則直以入黨為競權牟利的工具，好比狡兔的三窟，此種黨員最為可恥，但在民國初期卻視為平常（到洪憲帝制推倒以後尤為特甚）。

　　二、黨議不過是空洞的招牌：在辛亥革命以前，革命党與立憲黨本各有鮮明特異的旗幟；及清帝制一倒，兩方的旗幟，都變得不甚鮮明；漸至小黨分立，党義的異同更難識別；例如同盟會（在公開以後）、統一黨、統一共和黨，在未化合為大黨以前，各方所標舉的政綱實難找出多大的差別來，請看下表：

　　我們試看前表，除了同盟會的「主張男女平權」一條為當時的他黨所難容許外，其他各項雖有詳略的不同，絕少彼此不能容許的處所；即如同盟會所標準的「促進地方自治」，倘若在不妨礙中央應有的權力範圍內，亦可為他黨所容許。至於統一黨，和統一共和黨所標舉的條款尤為相同；但在事實上，統一共和黨老早便與同盟會提攜，而統一黨則一合於共和黨，再合于進步黨，而與同盟會為政敵。可見黨義自為黨義，政爭自為政爭，最初分黨的真正原因與所揭舉的黨義沒有十分的關係。後來統一黨併入共和黨，再併入進步黨，同盟會擴大為國民黨，各方所揭舉的黨綱都有變化。其最大的變化就是彼此都采至簡單的項目，至有含蓄的語句，解釋起來，很有彈性，可以立異，也未嘗絕對不可求同，請看下表：

　　觀前表，國民黨棄了同盟會的「男女平權」，把同盟會的「力謀國際平等」變作「維持國際和平」，這是因為俯就被併合的他黨以擴黨勢，所以把黨綱改就溫和了。但與共和黨及進步黨的立異處，也只有「發展地方自治」的一項；對方認此足以減殺中央統一的權力，所以要與它立異；但它也主張「促成政治統一」，又未見得與對方的「國家主義」、「強善政府」絕對不相容了。總之，當時分党的真意義，不能全從表顯於外的黨綱上去尋求；黨員的精神上雖含有集權、分權的差別，但在國民黨方面的最高黨首孫中山，卻不是主張分權的，並且在特定時期以內也主張集權的（原來的革命方略，在軍政、訓政兩時期中，當然要採用集權的辦法），不過絕對不主張把國家一切大權集於不可信託的梟雄一人身上；在對方的共和黨及進步黨方面，也未嘗不贊成地方自治，但認此時居於中央的當局非有絕大的權力，不能維持統一。打開窗子說亮話，兩方都只注意在袁世凱一人身上；一方防制袁世凱，一方擁護袁世凱；這便是兩黨對抗的真意義，黨綱不過是一種空洞的招牌罷了。

　　三、一切黨都沒有民眾作基礎：中國的民眾，幾千年來站在積極的政治活動範圍以外，除了到最困苦的時候，對於某一方面表示消極的反對意味外，絕沒有積極主動的意思表示；又因經濟落後的原故，不曾產生出明顯的階級差別利益來，因此亦不能形成明顯的階級差別利益的團體。所以自有政團以來，都是沒有民眾作基礎的政團，政團不過是讀書紳士階級的專用品。在辛亥革命以前，革命党和立憲黨雖然都沒有民眾作他們的後盾，但因為清廷的惡政與滿漢民族的反感，在民眾心理上發生了一種消極反對清廷的意味，所以革命黨倚仗這種民眾的消極反滿意味成功。清廷顛覆後，所有的政黨都與民眾不生關係，都成了水上無根的浮萍，在勢都沒有成功的希望；但因同盟會下層的無知黨員驕縱失態，未免惹起一部分人的惡感，牽引民眾消極反對的動機；又因民眾厭亂偷安，頗希望有名的袁宮保給與他們一種「無為而治」的快樂；以此國民黨首先處於危險的地位，國民黨亡，而進步黨亦不能倖存。

　　上面三點，都是民國初年的政黨，與歐美的政黨特異的處所；但比起洪憲帝制亂後，南北混爭時代的政黨來卻又有天淵之別了。因為民國初年的政黨雖然有黨員跨党、黨義不著實、沒有民眾作基礎的弱點，但尚有集權、分權的精神差別可言，尚有標舉出來的黨綱可見；南北混爭時代的政黨全然變為個人的私黨，除了什麼「韜園」、「靜廬」、「潛社」，什麼胡同十二號，什麼大街二百號，什麼系的名號以外，便只有金錢和官位；「黨綱」兩字全然聽不到有人說及了。所以我們雖不滿意于民國初年的政黨，比起後來的狐群狗黨來，不能不承認前者還有政黨的意義，還有受責備的價值。至於國民黨和進步黨後來失敗的經過情形及其原因，待至以後各節，隨時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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