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77)_李劍農

七七

　　元年元日，孫總統就職，代表會停會一日；至初二日，蘇、皖、浙、桂、閩五省代表對於前日已經議決的修正案忽又提出異議，說如此重大的問題不應該在夜間議定，應作為無效。其實，當時的代表會開會並沒有一定的時間，只要有十省以上的代表到會，議決事項便有效；前日的決議已備此條件，推翻實為不合；因複提出修正案的修正案，經議決如次：

　　一、原第一條改為：「臨時大總統、副總統皆由各省代表選舉之，以得票滿投票總數三分之二以上為當選，代表投票權每省以一票為限。」
　　二、原第五條改為：「臨時大總統得制定官制官規，兼任免文武職員。但制定官制官規及任命國務各員及外交專使，須得參議院之同意。」

　　其他尚有幾點，無關宏旨。此修正案的要點，就是只承認增加副總統和國務員的椅子，而不許責任內閣制出現；換言之，就是要打擊宋教仁。以反對個人的精神，來定政府機關的組織，這是當時代表會極不健全的心理。組織大綱修正後，次日（即初三日），即選舉副總統，黎元洪當選。孫總統即於是日提出國務員名單求同意，原以宋教仁為內務總長，因修改組織法時，招代表會之忌反對之，乃改以程德全長內務（原定程長交通），湯壽潛長交通（原定湯長教育），另提蔡元培長教育（蔡原無名），全部國務員共九人，如下：

　　陸軍總長黃興
　　海軍總長黃鐘英
　　外交總長王寵惠
　　司法總長伍廷芳
　　財政總長陳錦濤
　　內務總長程德全
　　教育總長蔡元培
　　實業總長張謇
　　交通總長湯壽潛

　　於是中華民國第一次的臨時政府，算是在南京完全成立了。但是有最重要的一點，我們應該注意的，就是此種臨時政府的組織，是否與同盟會原來的革命方略和精神相符。同盟會原定的革命方略是「為綱有四，其序有三」：

　　第一期為軍法之治：義師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脫滿洲羈絆，臨敵者宜同仇敵愾，內緝族人，外禦寇仇，軍隊與人民同受治於軍法之下。……地方行政，軍政府總攝之，以次掃除積弊……每縣以三年為限……始解軍法，布約法。

　　第二期為約法之治：每一縣既解軍法之後，軍政府以地方自治權，歸之其地之人民……以天下平定後六年為限，始解約法，布憲法。

　　第三期為憲法之治：全國行約法六年後，制定憲法，軍政府解兵權行政權，國民公舉總統及公舉議員，以組織國會，一國之政事，依於憲法行之。……

　　（此種方略，是同盟會成立後在丙午、丁未間所定的。）

　　假使革命黨守定這種方略的精神，當時方在與清軍相持的當中，和議雖已進行，尚不知結果到底如何，應該以組織極端強有力的軍政府為目的，還談不到通常憲法上的總統制和內閣制問題。但是當時革命黨人，除了中山，已把原定的革命方略丟在九霄雲外去了。中山說：「民國建元之初，予極力主張施行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之目的……而吾黨之士多期期以為不可。經予曉喻再三，辯論再四，卒無成效，莫不以予之理想太高。……嗚呼，是豈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當時黨人知識太低耶？予於是不禁為之心灰意冷矣！……此予之所以萌退志，而于南京政府成立之後，仍繼續停戰，重開和議也。……」（見《孫文學說》）我們看了這段文字，便知道中山在接受臨時總統的時候，已知道一般人的見解和他自己相去太遠，便預備把總統讓給袁世凱，以待將來繼續奮鬥。原來當時一般普通人的心理就只積恨於清廷，以為把清帝打倒了，大家就安樂了。

　　代表會是代表知識階級的，分子已極複雜，立憲派和革命派混在一起，他們的心理自然比普通一般人要更進一步，除了推翻清皇位以外，還熱心希望共和憲政的實現。在立憲派的代表，本沒有看見過同盟會所定的革命方略；就是革命派的代表也不曾把往日所定的革命方略放在心裡。中山說：「當同盟會成立之初，則有會員疑革命方略之難行者，謂清朝偽立憲，許人民以預備九年，今吾黨之方略，定以軍政三年，訓政六年，豈不與清朝九年相等耶？吾等望治甚急，故投身革命，若于革命成功以後，猶須九年始得憲政之治，未免太久也。……」可見在制定革命方略時，一般黨員便只把它當作一種具文，來敷衍自己的領袖，全沒有實行的意思。所以到臨時政府組織的問題發生時，一般代表，就只注重在通常憲政制度的問題上，全沒有想及由專制達到共和立憲，中間有如許艱難困苦的過程。

　　總括一句，當臨時政府組織時，一般人的心理，已註定南北和議的成功；已註定清帝的命運全操在袁世凱手裡；已準備俟清皇位推翻後，把臨時大總統的位置作袁世凱的酬勞品；已準備在袁世凱作總統的時候，便得到共和立憲的政治。所以在南北和議尚未成功時，新產生的中華民國的命脈已落到袁世凱手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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