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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


  二、滿漢大員的暗鬥

  自變法之議複起以後,各地排滿革命之風固然盛行,北京宦海中的飯碗候補者間滿漢軋轢尤為激烈。當時往遊北京的人出而傳說:各部員司候補者,每部多至千余人,滿漢司員,見面不交語;對於政務,滿人專斷處置,一無顧忌,漢人敢怒而不敢言,出則「排漢排滿之聲,歎息盈耳」。原來自剛毅造出「漢人強,滿洲亡,漢人疲,滿洲肥」十二字的口訣以來(剛毅造此十二字口訣,見梁啟超的《中國積弱溯源論》),排漢的精神已深藏在滿洲親貴的心裡,萬不可拔了;及立憲之說一起,滿人處處戴著有色眼鏡來觀看。此期內滿漢大員暗鬥的故事,如榮慶之于張百熙,奕劻之于瞿鴻璣;最顯著的莫如鐵良之于袁世凱。當初設京師大學堂時,原只用張百熙一人為管學大臣。張是一個附和維新的人,喜歡引用當時所謂新人才,那班新人才,議論無所顧忌,於是滿人就有忌刻他的,想設法搆陷他。他嚇慌了,請以太后所親信的榮慶同管學務。

  榮慶本是持排漢政策最力的人,專注意八旗學堂的擴張發達,對於張的措施,動輒掣肘,凡事不先稟命,張不得行;但是榮慶尚不滿足,想把管學的全權攬入一己的手中,於是議設學部,置尚書一人而己任之。這是設立學部和榮慶任學部尚書的由來(此事在乙巳年的秋冬間)。瞿鴻璣和奕劻同處軍機,本是西太后特別看重他。瞿有一位門生汪康年(汪曾為《時務報》經理,也是一個維新党人,於光緒丙午年,創辦《京報》於北京),在北京的《京報》上時常譏刺奕劻和他的兒子載振(時奕劻、載振以「段芝貴行賄案」被言官趙啟霖所劾,即宣傳一時之「楊翠喜案」)。汪、瞿的師生關係本是人人所知的,奕劻因此早疑及瞿,滿洲親貴對於瞿都已側目而視了。丁未年五月某日,瞿入值軍機,西太后偶與談及奕劻,表示不滿,有擬令其退出軍機的話(因為奕劻被人指責得太多)。

  瞿歸告其夫人,其夫人又告汪之夫人,汪又告之曾敬詒,曾以告之倫敦《泰晤士報》駐北平記者馬利遜。這些輾轉相告的,都不過把它作一種閒談,而馬利遜竟把它作一種實在消息,電告《泰晤士報》發表。西太后因此責瞿漏言,奕劻便嗾使言官劾瞿,說他「暗通報館(指《京報》),授意言官(指趙啟霖),陰結外援(指《泰晤士報》),分佈黨羽(指汪、趙等)」。於是月下諭命孫家鼐、鐵良查複;孫、鐵還沒有複奏,旋即下諭命瞿開缺回籍。而奕劻反得留任。這是奕劻和瞿相傾軋的故事。

  至於袁、鐵之爭,關係尤為重要。原來袁世凱自補授直督兼北洋大臣以來,在天津陸續奏設軍政司(甲辰年改稱督練公所)、學校司、農務司等種種機關;而軍政司之下,仿效日本參謀本部訓練總監及陸軍部的組織,區為參謀、教練、兵備三處,儼然在天津成一個小政府。但起初清廷也不忌刻他,他也沒有據地自雄的陰謀。(袁於光緒二十九年癸卯春曾奏請統一軍政,謂:「各省兵制不一,軍律不齊,餉械不同,操法互異,平居聲息不相通,臨敵勝負不相顧,故成效難期,規定統一之法,實為扼要之圖」云云。)

  當壬寅年挑選旗兵交袁訓練,時袁且奏派鐵良為京旗練兵翼長,代為佈置,足見當時並無齟齬。到癸卯年冬間,北京設立練兵處以後,排袁的運動漸漸見端了。北京練兵處的設立,用意本是在統一軍權於中央的,但是開辦之初,雖由奕劻管理,實權還是在北洋系的掌握中。因為練兵處的提調便是徐世昌,軍政司正使便是劉永慶,軍令司正使便是段祺瑞,軍學司正使便是王士珍:都是袁的部屬。此時留學日本的士官學生陸續歸國了;其本自北洋送出的,都派往各鎮充下級將校。其間有一個士官生良弼,是清貴族中的佼佼者,表面和革命黨員的吳祿貞極要好,實在是排漢主義的急先鋒,因與歸國士官生的一部分暗倡排袁之議,利用鐵良為主腦。袁、鐵之爭,便起於此時。

  袁世凱看見良弼那種落落不群的氣度,尚想籠絡他,委他任第六鎮第二十三標標統。當時的標統已算一個顯職,以初歸國的士官生一躍而任標統,算是很特別的,但是良弼雖受了標統的薪俸,始終不曾到差。從此北京的排袁的空氣,一天一天的濃厚。因為袁所兼什麼什麼大臣的頭銜太多,舊官僚也有嫉妒他的;士官生中的革命黨員急於取得軍權作革命基礎,也想排開他;良弼樂得與他們結合,免除排漢的痕跡。所以,表面上仿佛是士官生與北洋系的相排,其實是滿漢爭死活的問題。

  到丙午秋間議改官制時,削減督撫權限問題發生,袁世凱便成了滿洲親貴的眼中釘;彰德秋操後(即在發佈新官制時,袁、鐵同為閱兵大臣),都中排袁運動一時大盛,禦史奏劾,親貴搆煽,袁自己也知道握權太重,便於是年十月奏請開去各項兼差;又奏稱:「陸軍第一鎮,系臣會同鐵良督率訓練,第二、三、四、五、六各鎮,系專由臣督練;現鐵良已補授陸軍部尚書,各該鎮均請歸陸軍部直接管轄,毋須臣再督練。惟第二鎮駐紮永平山海關一帶,第四鎮駐紮天津附近;現在外軍尚未盡撤,大局尚未全定,直境幅員遼闊,控制須賴重兵,所有第二、第四兩鎮,請仍歸臣統轄督練以資策應。……」奏入報可。

  於是北洋六鎮的兵權,袁僅留得兩鎮,鐵良奪去四鎮了(但是下面的將校鐵良沒有方法去掉);這算是排袁第一步的成功。但是親貴派並不以是而滿足,因為袁還有兩鎮兵權在手裡;(袁與載振,也有一段相爭的小故事:初立商部時,載振任尚書,總攬全國路政,訂立新章,擬將在工供差之監督總辦等,加劄作為商部議員,而派本部章京,分赴各路幫辦工事,意欲藉此收攬各省路政的實權。

  袁此時尚兼某路督辦大臣,因奏稱:「國家設官,內外各有責成。各部員司,受成於堂官,而不得徑行於疆吏。各省僚佐,稟承於疆吏,而不能徑達于部曹,此內外之權限也。如部臣以疆吏為不足問,而與司道直接,則疆吏為虛設。如更以司道為不足恃,而由部派員以佐之,則司道為贅疣。用內侵外,以小加大,而權限紊矣。夫商部遴選議員,只可調查各項事件,條其利弊,呈由本部,訂為章制,通飭遵行。今以辦事之監督總辦兼議員之名,又以持議之章京侵辦事之權,十羊九牧,一國三公,勢必牽制牴牾,阻礙百出,國家迭設新部,如昧於中央之制度,橫幹地方治事之權,各部派員赴各省辦事,地方官皆失其職,竊恐天下不靖,而危亂隨之。臣方以兼差太繁,力求辭謝,豈願與部臣爭管事之權,實以治亂所關,不容默已,故縷切陳之。」奏入,商部之計劃遂阻。載振因此很不高興。新官制成立,載振變為農工商部尚書,為親貴派中的要人。)要制服他,只有把他的直督的地位,根本推翻。

  不過奕劻是早已深入袁的牢籠,宮廷中也有袁的奧援,所以不易動搖。直到丁未年七月,袁與張之洞同時調入軍機,親貴派的排袁算是得了大大的勝利。當時北洋軍界頗有為袁抱不平的;不過北洋軍人的腦中,尚以為是士官生排擠北洋系,不知道是鐵良等排擠漢人勢力的計劃;因為良弼極與漢人士官生相結納的原故。革命党的士官生如吳祿貞等能在北方軍隊中播散革命種子,未始不由於此。革命後,北洋系的要人排斥他派的士官生也未嘗不種因於此。但這都非鐵良等所及料的。

  鐵良等的軍事排漢計劃,尚有一層最深刻的,便是創立貴胄學校。他們以為當兵的漢人雖多不足憂,所可憂者就是統率兵隊的上級將官,也將被漢人占了多數。倘若中國的兵都能夠用滿人為將,就好比以牧人驅群羊一般,滿人可以高枕無憂了。因此便創立一個貴胄學校,其程度期與外國的陸軍大學相等;將來的上級將官,必皆由此校派出;由各省武備學校出身的,只能充當下級的佐尉。貴胄學校原定的章程,必宗室八旗子弟方准入學,後來想掩飾漢人的耳目,乃增加一條:三品以上實缺大員之子亦得入學。其實此條等於空文,因為三品以上實缺大員之子,不是京堂便是道府,罕有來入這種學校的。不過他們所辦的貴胄學校,後來並沒有達到目的;因為那些貴胄享慣了驕奢淫逸的福,看相雖好,實際上都不成才,所以沒有發生一點效果。

  在上面所述滿漢相忌的情形中,所謂立憲的預備不過是一種愚弄漢人的虛文罷了,哪有施行真正憲政的希望,但是一般立憲黨人並不因此絕望。下節略述立憲黨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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