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60)_李劍農

六〇

　　▼二　革命論與立憲論的激戰

　　同盟會正式成立的那天，本已決定接收《二十世紀之支那》為該黨機關報，八月二十七日商妥移交。不料到第二天，因該雜誌揭載《日本政客之經營中國談》一文，觸怒日本政府，被日本政府禁止發行，將所印就的雜誌全行沒收，並派警吏向該社追求辦事的人員。九月中，經黨內幹部數次會議，決定不用《二十世紀之支那》的原名，改用《民報》兩字，表示與前者無關；並且因為將在日本發行的原故，此後務求避去排外的言論，以免招日人的嫌忌。到十月二十日，《民報》第一號出版了。

　　革命黨在興中會時代，已在香港創辦了一個《中國報》（從己亥到癸卯），與保皇黨的《嶺海報》（在廣州）、《商報》（在香港）對抗；在檀香山創辦了一個《民生日報》（創於甲辰年），與該地保皇黨的《新中國報》對抗；在舊金山創辦了一個《大同報》（創於甲辰年），與該地保皇黨的《文興報》對抗：這都是在同盟會成立以前，已開革命党與立憲党筆戰的端緒。但這些筆戰，及于內地青年知識階級的影響還是很薄弱（除《中國報》在廣東附近對廣東方面有些影響外，餘則對於內地很少影響）。及同盟會發行《民報》，與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對抗，從此革命論與立憲論的戰爭，日趨激烈。梁啟超遇著不能克復的敵人，他在言論界所占「獨執牛耳」的地位，漸被革命黨推翻了。

　　《民報》先後主纂的重要人員為汪精衛、陳天華（即著《中國革命史論》的思黃，時或署名過庭）、胡漢民、章炳麟等。陳天華於該報出版後不到一月，因日本文部省頒佈取締留學生規則，留學生尚多不知自檢，憤激投海而死。章炳麟於《民報》出版時，尚在滬獄，到丙午年六月底拘獄期滿，才由同盟會派員迎赴東京，主持《民報》編纂事務，在第六號的《民報》上才有署名太炎的文字。

　　太炎在當時的社會中，無論新舊方面，都早已著名。（章為俞曲園弟子，丙申年曾為《時務報》編纂員，此時章嘗叩梁啟超以康有為之宗旨，梁以變法維新及創立孔教對。章謂變法維新為當世之急務，惟尊孔設教，有煽動教禍之虞，不能輕於附和。戊戌春間，以夏曾佑、錢恂之推薦，被張之洞聘入幕府。張之洞著《勸學篇》方脫稿，上篇教忠，下篇論工藝等事，以示章，章於上篇不置一詞，謂下篇尚合時勢，張不悅。

　　時梁鼎芬為兩湖書院山長，一日詢章：「聞康祖詒欲作皇帝，信否？」章答謂：「只聞康欲作教主，未聞欲作皇帝；其實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異，惟欲作教主，則未免想入非非。」梁大駭，因語張之洞，謂章某心術不正，乃使人諷其離鄂。這便是章太炎與舊社會關係的歷史。）汪精衛、胡漢民兩人，被國內多數青年知識界的認識，即自《民報》的發行始。精衛在《民報》第一號第一篇《民族的國民》文內，便向梁啟超宣戰，從此雙方的陣容旗鼓一天一天的嚴厲，每期的《民報》與《新民叢報》都有對敵的長篇文字。《民報》出版至第二十四號，日本政府受了清政府的運動，把它封禁了。汪精衛于宣統元年，以法國巴黎濮侶街四號為總發行所的名義，繼續出版，其實仍在日本印刷，但僅出兩期而止。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後來也停了版，於庚戌年又改出《國風報》，但革命党早已入於實行時期，言論上的戰鬥，反在休止的狀態中。

　　《民報》與《新民叢報》激戰的論點，自然是包括民族、民權、民生所謂「三民主義」的全部，但使當時一般讀者最感覺興味的，還是在關於民族、民權兩問題的文字。兩報內容的全部，現在還可于各種文集中探得其一二例如下表：

　　上表所列，都是兩報針鋒相對的論文，其他尚有許多重要篇目不必盡舉。至於兩方面理論的價值如何，現在無庸評判；讀者若欲參詳，可取兩方面的文字對看。但就當時多數青年的心理言，《民報》的勢力確是在《新民叢報》之上，所以發生如此的效果，大概不外下列幾個原因：

　　一、就文字上說：梁啟超的筆端固然「常帶感情」，對方汪精衛的筆端卻也常為感情所充滿；梁若拉出什麼「西儒」，什麼法理學家、政治學家來作護符，汪也可以拉出同等的護符來；梁若要掉中國書袋，章炳麟的中國書袋比他的還要充實而有光輝。這是在文字上的勢力兩方可以相角。

　　二、就青年的心理說：大概青年是喜歡極端新的，喜歡突破現狀，反對保守的。《民報》議論在當時恰與此種心理相合，《新民叢報》到了乙巳以後，則與此相反。

　　三、就兩方的議論思想上說：《民報》固守三民主義，前後頗能一貫；《新民叢報》則以前鼓吹破壞，現在反對破壞，因時代而改觀。在梁啟超以為「報館所以指導國民者應操此術」，但讀者卻認這是反復無常，前後矛盾，縱有價值，也不知他的真價值到底在前後的哪一端，因此便減少了讀者的信仰。所以有人評論他的思想議論，說它「譬如玻璃碎片，積疊成堆，其色或紅或白，不能斷定其全體為某種顏色；其形或方或圓，不能斷定其全體為某種形狀」。他自己也常說「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他說是奉王陽明的良知主義：「吾今日良知所見在此，則依吾今日良知以行；明日良知又有開悟，則依吾明日良知以行；鄙人知服膺此義而已。」不知道「良知」這種物事是最沒有標準的物事，你有你的良知，我有我的良知；既專憑良知，則多數青年的良知決不能與他的良知一致；或者前日與他一致，今日又不與他一致了，今日與他一致，明日又不與他一致了；因為他的良知可以變更，多數人的良知也是可以變更的。討論國家政治改革的根本方針，憑著這種「良知」主義沒有不失敗的。

　　四、就兩方所指陳的事象說：梁啟超所描寫革命共和的惡果，如內部必至自生分裂，彼此爭權，亂無已時，未嘗不與後來的事實有幾分相符，但這些事實在當時是未表現出來的事實，一般人看不見的；而《民報》所描寫清政府的壞象、改革的敷衍、立憲的虛偽、排漢的險惡，都是當時確鑿的事實，人人看見的；不惟革命党人以此向政府進攻，就是梁自己也常持此以攻擊政府。青年的恒性，大抵是只看見現在的不好，對於將來的不好，一則未必看得定，二則相信將來的不好自有將來的救濟的方法，斷不肯因為將來的不好，就把現在的不好容忍過去了。

　　以上面所舉的幾個原因，立憲論的聲勢便不如革命論的浩大。但是梁的議論，在他主張立憲的方面雖然減殺了效力，在革命的方面，有時反發生一種反宣傳的功用，例如說：

　　……革命黨所持之主義，吾所極不表同情者也。謂其主義可以亡中國也。雖然，吾未嘗不哀其志，彼迷信革命之人，固國中多血多淚之男子，先國家之憂樂而後其身者也。多血多淚，先國家之憂樂而後其身之人，斯亦國家之元氣，而國之所以立於天地也。其曷為迷信此可以亡國之主義，有激而逼之者也。激而逼之者誰，政府也。以如是之政府，非底於亡國不止。等是亡也，不如自亡之而希冀萬一於不亡。此彼等之理想也。其愚可憫，其遇可悲也。使彼等而誠有罪也，則現政府當科首罪，而彼等僅當科從罪。……乃政府全不自省，而惟以淫殺為事，甚且借此為貢媚宦達之捷徑，舞文羅織，作瓜蔓鈔，捉影捕風，緹騎四出，又極之於其所往，要求外國以破國際法上保護國事犯之公例。如最近長江一帶疊次之黨獄，與夫要求上海領事引渡其黨員，要求日本政府驅逐其黨首，類此之事，日有所聞。嘻！是亦不可以已乎……（見《現政府與革命黨》）

　　這是他對於清政府痛恨極了的話，不知不覺替革命黨張目；既說「如是之政府，非底於亡國不止。等是亡也，不如自亡之而希冀萬一於不亡」，則革命是出於萬不得已的了。他又嘗說：

　　……夫鄙人之為此言，誠非有愛于滿洲人也。若就感情方面論之，鄙人雖無似，亦一多血多淚之人也。每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未嘗不熱心溢湧。故數年前主張排滿論，雖師友督責日至，曾不肯即自變其說，至今日而此種思想蟠結胸中，每常酒酣耳熱猶時或間發而不能自製。苟使有道焉可以救國，而並可以復仇者，鄙人雖木石，寧能無歆焉。其奈此二者決不能相容，復仇則必出於暴動革命，暴動革命則必繼以不完全之共和，不完全之共和則必至於亡國，故兩者比較，吾寧含垢忍辱，而必不願為亡祖國之人也。……（見《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

　　這是他勸人不要排滿的話，但是不知不覺承認了種族情感是人人所具，不能消滅的，而所謂「共和必至亡國」，卻未必能證實，無異作戒淫小說的人，結果是「警一而勸百」，只有反面的效力，得不到正面的效力。他又嘗說：

　　……以今日論之，號稱第二政府之天津，坐鎮其間者滿人耶？而北京政府諸人，不幾於皆為其傀儡耶？（此暗指直督袁世凱，並且這幾句話便是袁世凱的致命傷。）兩江、兩湖、兩廣之重鎮，主之者漢人耶？滿人耶？乃至滿洲之本土東三省，今撫而治之者漢人耶？滿人耶？平心論之，謂今之政權在滿人掌握，而漢人不得與聞，決非衷於事實也。……

　　這是說你們不要排滿，現在的政權還是在我們漢人手裡。但是革命黨看這些握政權的督撫都不過是滿人的奴隸，而滿人對於這些督撫正在疑忌交集，得此指點，越覺得非將他們所握的權柄設法削去不可，於是越發不肯將政權公諸漢人了；排滿的效力不曾減殺，排漢的心理反越加堅強了。諸如此類的議論，《新民叢報》中不勝枚舉，所以他天天反對排滿革命，鼓吹立憲，革命黨固不信他，就是滿洲人也不信他。革命的思潮越漲越高，滿洲人排漢的事實也越進越顯，他的反宣傳功用卻是不少。總之，當時橫梗在朝野兩方面心裡唯一的重要問題，莫過於滿漢問題；這個問題，已不是筆墨口舌所能解決。所以陳天華的《絕命書》中說：

　　……革命之中有置重於民族主義者，有置重於政治問題者。鄙人所主張固重政治而輕民族，觀於鄙人所著各書自明。去歲以來，亦渴望滿洲變法，融和種界，以禦外侮。然至今則主張民族者，則以滿漢終不並立；我排彼以言，彼排我以實；我之排彼自近年始，彼之排我二百年如一日；我退則彼進，豈能望彼消釋嫌疑，而甘心願與我共事乎？欲使中國不亡，惟有一刀兩斷，代滿洲執政柄而卵育之……（見《民報》第二號）

　　這是他看到當時滿漢問題的真相的話。我們試看清政府在預備立憲期中所表現的排漢事實，便相信他的話是很不錯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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