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54)_李劍農

五四

　　▼二　新勢力復活的醞釀

　　梁啟超在《清議報壹百冊祝辭》裡有幾句話說：「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交點之一刹那頃，實中國兩異性相搏相射，短兵緊接，面新陳嬗代之時也。」因為拳亂髮生於一九〇〇年，是十九世紀的最後一年，也就是中國反動的舊勢力發洩到最高度的時候。接著一九〇一年（《辛醜和約》成立）便是新勢力復活的時期到了。二十世紀最初的五年間（從《辛醜和約》到日俄戰爭）可稱為中國新勢力復活的醞釀時期。此時期與維新運動的初步時期（甲午到戊戌），情勢已大不相同。

　　在前期內，因為中日戰爭把中國的弱點完全暴露，西方帝國主義者的侵略野心就無限制地猖獗起來；但是中國大多數人士還只感覺外人的可惡可恨，對於清政府還不敢藐視。自經過拳亂的大禍後，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國民頗起了一點戒心，侵略的方法稍稍變了；對於清朝廷，一面壓迫，卻又一面加以保持扶植。但是中國的大多數人士，卻把恨惡外人的心理完全移到清朝廷身上去了；越感覺外人的可怖，就越感覺清政府的無能。簡言之，就是清政府的信用至此已掃地無存。這便是此時期與前時期情勢不同的所在。所以在此時期內，中國必須變法已絕對不成問題，絕沒有人反對，不若在戊戌以前，尚有許多懷疑的人。此時期所成為問題的，就是戊戌百日維新變法方式尚可以應付當時的潮流，饜足國人的企望否？我們試把此時期由新勢力所發動的各種事端觀察一下，便可以答覆這個疑問。請分國內與留學界兩個方面觀察：

　　一、國內

　　當唐才常在上海組織正氣會時，拳亂方始萌芽，未幾，改名為自立會，謀在長江一帶起事。及至六月拳亂大作，北方的名士如嚴複等也避地南下至上海，唐才常便假保國救時的名義，運動在滬各省的維新志士，開會于張園，名之曰「國會」。到會的名流有容閎、嚴複、章炳麟、宋恕、吳葆初、張通典、荻保元、馬相伯、戢元丞、文廷式、沈藎、龍澤厚等，共約數百人，推容閎為會長，嚴複為副會長，唐才常為總幹事。開會的時候，章炳麟當眾把辮發剪去，表示對於清朝決絕的意思，頗聳動一般人的耳目。其實這種集會，參與的分子很複雜，知道唐、林的秘密的人極少，大多數的會員不過震于「國會」、「民權」等新說，乘興來會罷了。

　　及至八月，唐才常的自立軍在漢口失敗，張之洞諮請江督劉坤一查拿「國會」要人，於是與會的名流人人自危，匿居租界，不敢出頭，並且有許多人逃往海外出國了，這還是庚子年的事。國內新勢力的運動，因此頗受一小挫折。辛醜年一年內，沒有什麼惹人注目的事端，但由戢元丞在上海創設了一個作新社，從事譯著新書，又發行一種《大陸報》月刊，鼓吹革命（秦力山、楊廷楝、楊蔭杭等皆屬編著人員）。

　　到壬寅年，上海便有所謂中國教育會的創立，發起人為章炳麟、蔡元培、黃宗仰等。恰好在這年，東京留學生與駐日公使蔡鈞發生衝突，吳敬恒被逐回國，國內南洋公學也發生學生全體罷學的風潮；於是就由所謂教育會的人士章、蔡、黃及吳敬恒等主持成立了一個愛國學社，南京陸師學堂複有一部分的退學生如章士釗、何震生、穆湘瑤、胡敦複等，也來加入愛國學社的團體。

　　由此，這個愛國學社就成為革命思想在中國的彙集所，張園便成了革命的演說場，《蘇報》便成了革命的宣傳品。（《蘇報》初為日本人所創，後湖南衡山人陳範，以江西知縣因教案落職來上海，感激時憤，遂承辦是報。陳能隨時勢而進步，主辦是報約四年，是時由章士釗主筆，風行一時。）到癸卯年春間，便有張園反對桂撫王之春的大會（王之春有借法款假法兵平匪亂之議）；四月，便有張園的拒俄大會（俄人要求改訂東三省撤兵條約）；閏五月，便有所謂「蘇報案」的發生，章炳麟、鄒容因此入獄，（癸卯年四五月間，清商約大臣呂海寰受王之春囑託，函告蘇撫恩壽，謂上海租界有所謂熱心少年者在張園聚眾議事，名為拒法拒俄，實則希圖作亂，請即將為首之人密拿嚴辦。蘇撫立飭上海道向各國領事照會拿人。各領事業經簽名許可，而工部局獨不贊成。

　　上海英文《泰晤士報》著論嘉許工部局能主持公道。呂海寰指名逮捕者為蔡元培、吳敬恒、陳范、章炳麟、黃宗仰等。西報對於此事記載甚詳，因此被拿者聞之，多向工部局報告姓名、居址，工部局允予特別保護。但至閏五月初，蘇撫上海道等稱奉清帝諭旨，向租界交涉甚力，遂由租界當局分派中西警探多名，赴愛國學社拘拿章炳麟、吳敬恒、蔡元培等。吳、蔡外出，僅捕拿章炳麟一人；又赴《蘇報》館捕拿陳範。陳亦外去，捕去司賬員程吉甫一名。鄒容聞訊自往捕房投到。蔡元培走柏林，吳敬恒走倫敦，《蘇報》被封，愛國學社亦解散。）被拘三年。

　　當此案在會審公廨審訊時，清政府所延的律師聲稱：「陳范住三馬路二十號門牌，登報大逆不道，污蔑今上。閏月初五，登論界說《康有為與覺羅氏之關係》；五月二十三，登《滿人九世深仇》；五月初八，登《客民篇》；五月十四，登《讀〈革命軍〉》，有『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老降小不降，總之驅逐滿人，匡輔真主』；五月初五，登《章炳麟駁康有為書》，交通外人，能得歡心，可使中外子民輕蔑皇上；五月七日，登『殺人主義即復仇主義，以四萬萬人殺一人，能不快心』；五月初十，登特別要聞，東京留學生捏造上諭。總之，《蘇報》污蔑皇上事多，不勝一一指出。中國政府飭拿章炳麟、鄒容，因其大逆不道，謀為不軌。其《革命軍》一書，第一章敘『披毛戴角之滿洲人，應予殺盡，可比登三十六天堂，升七十二地獄，巍巍哉革命，皇皇哉革命』；第二章有『革命革命，人心不平，戴滿人而為君；滿人約五萬人，目不識丁者系親王大臣，唱京調者系將軍都統』等語。……」觀此，我們可以知道所謂《蘇報》的內容，並可知道當時國內新黨的言論聲勢。

　　回溯己亥年，上海愛國志士由經元善、蔡元培所領導的愛國活動，尚以光緒帝的存廢問題為中心，現在竟至呼清帝為「小丑」，可想見思想變動的程度了。愛國學社解散，《蘇報》被封後，蔡元培、吳敬恒等雖皆去國，章士釗、何靡施、張繼、盧和生等，又于本年六月在上海組織一個《國民日日報》，聲勢與《蘇報》相同（該報旋因內部發生問題停刊）。從癸卯到甲辰、乙巳的兩三年間，上海革命的出版物，如《皇帝魂》、《蘇報案紀事》、《國民日日報彙編》，章士釗的《蕩虜叢書》，劉光漢的《擬書中國民族志》，陳去病的《秘史》、《陸沈叢書》，蘇元瑛的《慘世界》……不下百數十種。革命的思潮，逐漸增高。甲辰年九月，便有黃興等運用會黨馬福益謀在長沙發難的事（後再詳述）；十月有萬福華在上海行刺王之春的事。革命的思潮，漸漸地要隨處表現於行動了。上面所述，是二十世紀最初五年間新勢力在國內所表現的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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