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53)_李劍農

五三

　　◆第六章　維新運動的再起

　　▼一　言論界的驕子梁啟超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最重要的一個言論運動家，大概人人都知道的。他在戊戌以前《時務報》時代便已出了名，一般人便以康梁並稱。但是戊戌以前的梁啟超只能算作康有為的走卒，與徐勤、汪康年、麥孟華輩同在康有為的圈子裡過活。他的思想議論純粹是康的思想議論：康有為假公羊、孟子為護符，他也假公羊、孟子為護符；康有為倡保教尊孔，他也說保教尊孔。所以在戊戌以前，只能算是康有為的時代，梁啟超還沒有獨立的位置。戊戌失敗後，康的思想始終沒有一點變化，梁在日本一面作報，一面習日文讀新書，思想言論漸漸地脫離康的羈絆，要立起異來了；丟了公羊、孟子不講，而講盧梭、孟德斯鳩、伯理知理……了；不談保教尊孔，而「論保教非所以尊孔」。

　　梁在日本所辦的報，前後共有三個名目，從戊戌十月到辛醜叫《清議報》，壬寅以後叫《新民叢報》，庚戌以後叫《國風報》。若就他的思想議論在學術上的價值說，自然是後勝於前，但就他在中國政治社會上所發生的影響說，卻是在《清議報》和壬寅、癸卯間的《新民叢報》時代。這時代的梁啟超，可算是言論界的驕子；報館雖在日本，影響及於中國的知識階級卻是非常地大。因為自戊戌政變後，國內新生的言論機關受了摧殘，己庚之間，上海雖有所謂《亞東時報》、《五洲時報》、《中外大事報》等頗倡新說，但當中國晦盲否塞達於極點的時候，不為人所歡迎，旋興旋滅；日本留學界在己庚之頃，也有所謂《譯書彙報》、《國民報》、《開智錄》等的發行，頗能介紹西方政治思想，但亦不能持久；獨《清議報》繼續至三年餘，《新民叢報》的生命更長。這是影響較大的一個原因。

　　其次，梁啟超的文章魔力，也不是當時一般言論家所能及，所謂「筆端恒帶情感」，最易激動讀者的心弦。到辛醜年科舉程式改變，廢棄八股，改用策論後，一班應考的秀才、童生們驟然失了向來的揣摩工具，《清議報》和《新民叢報》就變了他們的「小題文府」、「三山合稿」了；政府儘管禁止，國內卻是暢銷無滯；千千萬萬的「士君子」，從前罵康梁為離經叛道的，至此卻不知不覺都受梁的筆鋒驅策，作他的學舌鸚鵡了。這是它影響較大的又一原因。再其次，梁在這時代所發的議論，大約都是趨重打破現狀的議論；除了對於光緒帝仍舊稱「我皇上」、「我聖主」以外，排滿、革命、破壞、暗殺都視為救時之良藥。（甲辰、乙巳以後，他雖極端反對排滿，但在癸卯以前，排滿的民族思想常常流露於他的筆端，試通觀《飲冰室文集》可知。）我們試看他壬寅年的《新民叢報》中《敬告我同業諸君》一文所言可知，他說：

　　……著書者，規久遠明全義者也，報館者救一時明一義者也。故某以為業報館者，既認定一目的，則宜以極端之議論出之，雖稍偏稍激焉而不為病。何也？吾偏激於此端，則同時必有人焉偏激於彼端以矯我者，又必有人焉執兩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糾，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若相率為從容模棱之言，則舉國之腦筋皆靜，而群治必以沈滯矣。夫人之安于所習而駭于所罕聞性也。故必變其所駭者而使之習焉，然後智力乃可以漸進。某說部嘗言有宿逆旅者，夜見一婦人，摘其頭置案上而梳掠之，則大驚；走至他所，見數人聚飲者，語其事，述其異，彼數人者則曰，是何足怪？吾儕皆能焉，乃各摘其頭置案上以示之，而客遂不驚。此吾所謂變駭為習之說也。不寧惟是，彼始焉駭甲也，吾則示之以倍可駭之乙，則能移其駭甲之心以駭乙，而甲反為習矣。及其駭乙也，吾又示之以倍可駭之丙，則又移其駭乙之心以駭丙，而乙又為習矣。如是相引，以至無窮，所駭者進一級，則所習者亦進一級，馴至舉天下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無足以相駭，而人智之程度乃達於極點。……二十年前聞西學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變法者起，則不駭西學而駭變法矣。

　　十年以前，聞變法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權者起，則不駭變法而駭民權矣。一二年前，聞民權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則不駭民權而駭革命矣。今日我國學界之思潮，大抵不駭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駭革命不駭民權者百而得一焉，若駭變法駭西學者殆幾絕矣。然則諸君之所以嚮導國民者可知矣。諸君如欲導民以變法也，則不可不駭之以民權；欲導民以民權也，則不可不駭之以革命；當革命論起，則並民權亦不暇駭，而變法無論矣；若更有可駭之論倍蓰於革命者出焉，則將並革命亦不暇駭，而民權更無論矣。大抵所駭者過兩級，然後所習者，乃適得其宜。某以為報館之所以導國民者不可不操此術……

　　（這種議論，他在甲辰、乙巳以後是斷不肯發出來的。）

　　他的《清議報》和壬寅、癸卯間的《新民叢報》，確實是運用這種策略去作的。他的目的本不過在君主立憲，他的論議卻超過了君主立憲的範圍。但是一般讀者（除了政府當局）卻並不「駭」，不惟不「駭」，並且很歡迎。因為經過反動的大苦痛後，有志的知識界都醞釀著打破現狀的潛意識在心裡，有觸即發，遇到那種聲情激越的文字，沒有不投袂而起的。這是它影響較大的又一原因。總上面所述三因，梁啟超在此時期內，便握言論運動界的牛耳。後來嚴複罵他，說他「於道徒見一偏，而出言甚易」，又說他「主暗殺、主破壞，其筆端又有魔力，足以動人。主暗殺則人因之而僩然暗殺，主破壞則人又群然爭為破壞，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而不知其種禍無窮」，又說他與康有為是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的人（見《學衡》所載嚴幾道與熊純如書）。這種譏評，雖然未免過當，但在戊戌反動以後的五六年間，梁啟超確有喚起青年群趨於打破現狀的效力，是不可掩的。所以在本章敘述維新運動再起的發端，就首先將這位言論運動界的驕子，略述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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