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51)_李劍農

五一

　　▼三　反動期中革命黨與保皇黨的離合運動

　　中山自傳說：「自乙未初敗以至於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為革命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為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清廷為尤甚。……」他所謂「革命最艱難困苦」的真相怎麼樣，恐怕一般人還不易知道，我們須知道在庚子以前，中山革命唯一的地盤基礎，在國外是華僑，在國內是會黨。所謂士大夫讀書階級，差不多完全是康梁維新派的地盤基礎。戊戌以前，康梁有了士大夫階級的地盤，對於國外華僑及會黨尚不過問。及至戊戌政變以後，康梁逃居海外，把固有的地盤完全失了，要想活動無所憑藉，于是非利用向不過問的地盤，即華僑和會黨不可了。於是由中山歷年經營所得僅有的地盤，被康梁奪取一大部分去了。這是由維新反動所生出來的結果，便是「革命最艱難困苦」的真相。現在把這種侵奪地盤的事實，略略敘述幾件：

　　興中會在海外的分會，除檀香山外，以日本橫濱為中心。中山自乙未失敗後，常把橫濱作二次活動的策源地。當時橫濱會員約百余人，多屬著名僑商。丙申冬，鄺汝盤、馮鏡如等組織一個教育華僑子弟的學校，想到中國來聘請教員，與中山商量。中山因為興中會員都是實際活動的人，不暇從事教育，以為康梁請求變法，可算是救國的同志，並且康講學多年，門徒很多，於是就寫一封介紹信給康，叫鄺汝盤持信往滬，與康面商，並且將校名定為「中西學校」。

　　鄺到上海晤康後，康就薦徐勤、陳默庵、湯覺頓等往任教務，並說「中西」二字不雅，更名「大同」，替他們親寫「大同學校」四字的校牌。徐勤到了日本，時與中山會面，也相互引為同志，但是徐勤等因為占得學校的地位，常與各僑商往來，慢慢地把僑商拉到他們手裡去了。戊戌八月後，康梁亡命到日本，中山以為同是為國事而失敗之人，親去見康，康以帝師自任，恐怕與革党首領往還，于將來的活動有礙，托故不見。不久，橫濱就有保皇會出現，僑商的興中會員大半跑到保皇黨會裡面去了；大同學校並發現「不許孫文到校」的標語了。這是保皇會在橫濱侵奪革命黨地盤的故事。

　　梁啟超那時候卻不如康有為的矜持，與中山往來很密，並且表示贊成革命；中山也相信他。梁又曾與興中會員陳少白商議兩黨合併的辦法，後來推陳少白和徐勤起草聯合章程。但是徐勤、麥孟華暗中反對，寫信給康有為（此時康已赴新加坡）說：「卓如漸入行者圈套，非速設法救解不可。」康得信大怒，立派人攜款赴日促梁即赴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

　　梁在日本起程赴檀時，約中山共商國事，還是說兩黨一定合作。因檀島為興中會發源地，托中山作書介紹同志。中山坦然不疑，便作書介紹于其兄德彰及其他親友。梁到檀後，拿介紹書去會僑商李昌、鄭金、何寬、卓海諸人，很受歡迎；又到茂宜島去訪德彰，德彰更優待他，並且把兒子托他帶往日本去讀書。梁在檀幾個月，漸漸倡議組織保皇黨，向各僑商說，名為保皇，實即革命。僑商因為他是中山介紹來的，也就相信他，並且捐集鉅款（作後來漢口起事之用）。後來中山得知，作書責梁失信，但已無可如何了，於是檀島的興中會員也大半變作保皇會員了。這是保皇會在檀島侵奪革命地盤的故事。

　　梁啟超在湖南時務學堂時，認識了唐才常、林圭（號述唐）。唐才常又是譚嗣同和畢永年（長沙人）的至友，譚嗣同遇害後，唐才常異常憤恨，想乘機起事。此時畢永年已往日本，得交中山及日人宮崎寅藏、平山周等。畢與湘鄂會黨首領很有往來，中山因派平山隨畢赴湘，聯絡會黨，出入湘鄂好幾次。唐才常因為要與康梁商議起事的計劃，也於己亥年往日本去，畢永年便介紹他去見中山，籌劃長江各省與閩粵合作起事的辦法。林圭在湖南時也與會黨頭目很有往來，己亥年也到了日本，在高等大同學校讀書。

　　此時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通共不過七八十人，但是具有革命思想的約莫也有一小半了，如蔡鍔、吳祿貞、秦力山、戢翼翬、藜科、傅慈祥……不必列舉。平心而論，畢、林、唐和那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留學生，這時候對於清朝都沒有什麼顧惜，並且都有點厭惡了，就是梁啟超也是一樣的。不過厭惡的程度有深淺，而梁因康有為的關係，又受了光緒帝的知遇，就不能不站在保皇黨的旗幟下面。與梁親近一點的如唐才常、林圭、秦力山輩，也不便過於與梁立異。

　　畢永年很想把唐才常拉到中山的旗幟下面去，而康梁把唐當作他們的徐敬業。唐左右為難，經畢多方斡旋，始定「殊途同歸」之約，於是在己亥冬間，由唐、林率領秦力山等留學生共二十余人回國，在湘鄂長江一帶謀大舉。由日本出發時，梁啟超、戢翼翬等在紅葉館設宴送別，中山和陳少白、平山、宮崎都在座。林圭于啟程前，並親往中山處作別，由中山作書介紹於漢口某俄國商行買辦、興中會員容星橋（後來林圭在漢口很得容的助力）。這便是庚子七月唐才常在漢口謀起事的先聲。

　　唐、林等到了上海，便在上海秘密發起一個正氣會（後改為自立會），作運動的機關。林圭便往漢口上游招納會黨，散放富有票，畢永年也招納會黨，派往香港、廣東方面去。但是唐才常所訂正氣會章程的序文中有「非我種類，其心必異」的話，又有「君臣之義，如何能廢」的話，這本是他周旋兩派不得已的辦法，不過太自相矛盾了。

　　畢永年因此很不以唐的辦法為然，與唐力爭，勸他斷絕康梁的關係。此時，唐不惟不忍與康梁立異，並且辦事的經費全恃康梁在海外接濟，實有不能撇去康梁的苦衷，與畢相持，辯論至一晝夜，不得結果，畢大失望。不久，畢所招集派赴香港的會黨頭目李雲彪、楊洪鈞、張堯卿、李堃、師襄等，為康有為的金錢所誘，也舍卻興中會而投往唐的旗下。畢受種種刺激，憤而削髮為僧（改名釋悟玄，初往浙江普陀山，後又改名普航，中山謀起義于惠州時，彼又在香港活動相助，惠州之役失敗後，遂入羅浮山化去）。這雖不算是保皇黨奪取革命黨的固有地盤，頗有兩派互爭地盤的樣子，若就利用會黨一點說，是保皇黨開初第一回。假使沒有百日維新的失敗，便沒有這回事了。

　　（對於上列各事，可參看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上述三件，都是反動期中發生的事故，後來革命党與立憲黨的不相容，在此時期內已暴露著一點形跡出來了。

　　當唐才常、林圭在長江一帶預備舉事的時候，中山和興中會的同志也預備在廣東方面起事。到庚子夏初，義和團的事件發生，兩方面都認為是起事的最好機會，積極進行；廣東方面因有閏八月惠州之役，長江方面有七月漢口和大通之役。惠州之役，革命黨以寡敵眾，很打了幾回勝仗，因為外交方面情勢中變，中山潛入內地及武器接濟的計劃不成功，終歸失敗，犧牲了一位日本同志山田良政，史堅如在廣州謀炸粵督德壽（與惠州之役有關），亦失敗而死義。

　　長江方面，唐、林在漢口，秦力山在大通，還有安慶、新堤、常德各處的佈置，本約定七月十五日各處同時起事（林圭並曾作長函托容星橋轉達中山約在廣東同起），因康梁匯款不到，再三展期，而大通方面，於七月十三日已被政府察覺，十五日單獨舉事，自然失敗；漢口方面，則以候款之故，延至二十七日，總機關被張之洞破獲，唐、林以下同時被逮殉難者共二十人，常德、新堤、安慶各處自然同歸消滅。這是利用會黨，謀以武力保皇的最初一次，也就是最後一次，此後找不到第二個徐敬業，除了在《新民叢報》上恭維光緒帝幾句空話以外，再沒有用武力去保皇的機會，也再沒有用武力去保皇的勇氣了。但是革命黨的身價卻因此抬高了一級。

　　粵督德壽對於史堅如和惠州之役發佈的告示和奏摺，雖然在孫文的「文」字上仍舊加上三點水作「汶」，卻把孫和康梁並稱，什麼「無非因康、梁、孫汶各逆從中煽惑」，什麼「康、孫各逆勾結土匪」，把廣東方面的事也牽到保皇黨身上去，對於康梁未免冤屈了一點，但是把「紅眼睛綠眉毛」的孫，公然放在「帝師」一列，卻承他過於抬舉了。中山說：「當初次之失敗也（指乙未），舉國輿論，莫不目予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以惡聲相加。」這是實情。因為清廷的罪惡，現在已為多數人所公認。就是唐、林的本意也不是要保皇，不過借旗號罷了。唐、林失敗，給予青年知識階級一種很強烈的刺激，從此借用「保皇」兩字作旗號的人，反漸漸地減少了。這可算是由反動產出來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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