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49)_李劍農

四九

　　▼二　反動的演進——己亥建儲與庚子拳亂

　　戊戌八月西太后再行臨朝訓政，為反動的開始。一方面排除所謂新黨，除前章所記捕拿康梁，殺戮六君子，謫戍張蔭桓，永禁徐致靖以外，凡與維新有關係的人，一律革黜，最著的如湖南巡撫陳寶箴、尚書李端棻等。一方面佈置親信剛毅、榮祿、啟秀等以次入軍機，實授裕祿以直隸總督。北洋各軍，向由直督節制指揮，榮祿既由直督召入軍機，仍舊節制北洋各軍，僅以裕祿為幫辦：這是西太后鞏固樞府實權的辦法。於是將前百日所舉辦的所謂新政，在一個月內，一律翻過來：

　　一、命京內詹事府等飯碗衙門，照常設立，毋庸裁併；
　　二、複設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並河道總督各缺；
　　三、停止各省書院改設學校之舉；
　　四、命各項考試仍用八股文、試帖、經文策問；
　　五、停止經濟特科；
　　六、廢農工商局；
　　七、廢官報局；
　　八、禁止士民上書言事；
　　九、禁止結會；
　　十、禁止報館，嚴拿主筆。

　　總括一句話，就是一切仍舊。在那年十二月裡，有位新授湖北的巡撫曾鑠，奏請變通成例，先後被人參劾，說他「擅請變法，莠言亂政」，就賞他一個「革職永不敘用」。從此沒一個人敢言及「新政」兩個字了。但是在西太后和親信的後党心裡，還有一個不曾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光緒帝的皇位。從戊戌秋到庚子夏，兩年的反動期間，所日夜經營不能放過的，就是這個問題。

　　在八月政變以前，本已密定了天津閱兵藉行廢立的計劃。及政變起後，光緒帝已幽於瀛台，兵也不用閱了，光緒帝病重的謠言也散佈滿了，要廢就可以廢了。但是老于世故的西太后，知道外重內輕之勢已成，雖然拿住了直督和北洋軍事權，卻不知南方各省督撫的意思如何，因令軍機處密電南方各督撫，探詢意旨。不料遇著一位不辨風色的兩江總督劉坤一，說出什麼「君臣之義已定，中外之口宜防」的十二個字來，把他們的計劃頓挫了，光緒帝有名無實的皇位又暫時保住了（這是戊戌冬間的事）。

　　到己亥年冬間，西太后和剛毅等到底忍不住了，因為康梁在海外天天倡保皇，不把這個保皇的目標更換終究是禍。榮祿比較慎重一點。有一位被西太后極敬重的老理學家徐桐，和啟秀、崇綺很明瞭太后的意旨，於是這個問題又發動了。

　　惲毓鼎的《崇陵傳信錄》說：

　　「時承恩公崇綺久廢在私第，大學士徐桐覬政地綦切，尚書啟秀在樞廷，與徐殊洽，鹹思邀定策功；而大學士榮祿居次輔，雖在親王下，最為孝欽所親信，言無不從，大權實歸之。三公者（崇、徐、啟）日夕密謀，相約造榮第，說以伊霍之事，崇、徐密具疏草，要榮署名，同奏永甯宮。十一月二十八日，啟朝退，先詣榮，達二公意。榮大驚，佯依違其詞，速啟去，戒閽者勿納客；二公至，閽者辭焉。次日朝罷，榮相請獨對，問太后曰：『傳聞將有廢立事，信乎？』太后曰：『無有也。事果可行乎？』榮曰：『太后行之，誰敢謂其不可者！顧上罪不明，外國公使將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太后曰：『事且露，奈何？』榮曰：『無防也。上春秋已盛無皇嗣，不如擇宗室近支子，建為大阿哥，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宮中，徐纂大統，則此舉為有名矣。』太后沉吟久之曰：『汝言是也。』遂於二十四日（己亥十二月）召集近支王公、貝勒、御前大臣、內務府大臣、南上兩書房、翰林部院、尚書于儀鑾殿。上下驚傳將廢立，內廷蘇拉且昌言曰：『今日換皇上矣。』迨詔下乃立溥儁為大阿哥也。……」

　　這便是所謂「己亥建儲」的由來。

　　這次的動作，依榮祿的計劃，算是很慎重了；怕劉坤一又行反對，就預先命他來京陛見，以鹿傳霖署理兩江總督，這就是「調虎離山」的方法（次年仍命劉回兩江）。李鴻章這時候很失勢，是不反對的，就命他去作兩廣總督；因為康梁在海外聯絡華僑倡保皇，華僑多粵籍，恐怕廣東出甚變故，所以要李去鎮壓。這種佈置，算是很周密了，不料上海又伏著一些什麼志士經元善、蔡元培等聯絡紳商千餘人電爭；海外華僑數十萬人也相繼電爭；大阿哥雖然立了，皇位的授受到底還要再等機會。實際上，他們對於這些反對的電報也並不十分怕，他們所不敢即行的原故，還是不明了外國人的意旨。於是使人諷令外國公使入賀；假使外國公使對於立大阿哥的事肯來道賀，便是贊成廢立了。但是外國公使卻置之不理，於是他們憤極了，非借重八卦教的義民不可了。

　　八卦教的義和拳遠源起于嘉慶時，現在不必詳敘。利用它作排外工具的人，最初是李秉衡、毓賢，其次廷雍、裕祿，其次剛毅、載漪而達于西太后。李秉衡、毓賢、廷雍的行動是代表前節所謂國民心理的，剛毅、載漪、裕祿的行動是代表前節所謂政府心理的。光緒乙未，李秉衡作山東巡撫，山東有大刀會主仇西教，秉衡很獎許他們；丁酉十月，大刀會殺德教士二人（便是德據膠州灣的導源），因德人的要求，將秉衡革職。毓賢以曹州知府至藩司，是秉衡所最親善的，到己亥二月，任山東巡撫，循秉衡的舊規，獎勵大刀會；「匪」首朱紅燈自稱「義和拳」，建「保清滅洋」的旗號，毓賢出示改為「義和團」。「匪」樹毓字旗，殺教民，焚教堂。因為法國公使的責問，乃召毓賢入京，命袁世凱為山東巡撫。袁世凱力剿，把朱紅燈捕獲殺了，山東的拳黨就轉入直隸去了。

　　毓賢在山西嘗向他的僚屬說：「義和團魁首有二：其一鑒帥（李秉衡），其一我也。」這是很確切的自白。到庚子春初，「拳匪」蔓延直省，吳橋令勞乃宣嚴禁傳習，並上書建議督署。總督裕祿以勞書示臬司廷雍及藩司廷傑。傑惡勞不先白司，廷雍則已暗與「拳匪」聯為一氣，因此將勞乃宣的建議置之不理。不久，裕祿也贊許了拳團；到三四月間，拳亂就蔓延直省各縣了。這是廷雍和裕祿在直隸養成拳亂的初步。毓賢前由山東入京後，向端王載漪（大阿哥的父親）、大學士剛毅等誇說義和團如何的忠勇可靠，載漪、剛毅就很歡喜地據以入告西太后（毓賢因此得授山西巡撫）。

　　及至「拳匪」在直屬各處肆行焚殺教堂教民時，西太后一面嚴諭拿辦，一面命剛毅和刑部尚書趙舒翹等分途前往解散。其實並不是命他們去解散，而是命他們去察看這種「義民」的情形的。舒翹看見這些義民都是市井無賴，知道他們不足用，但是不敢違背太后的意向，就報告太后，說他們真是很可靠的義民。剛毅不惟說他們可用，並且和載漪等把這些義民引導到北京來了。這便是義和團入北京的由來。

　　拳民入京後，政府應付的經過，惲毓鼎的記述最為可靠，因為他是當時參與御前四次會議的人，現在把他的記述附錄在下面：

　　……五月十五日，戕日本使館書記杉山于馬家埠；日日殺教民，株連無辜。二十日，複縱焚正陽門西，火及城樓……其時使館街西兵，環甲實槍，嚴守東西街口，如臨大敵。午刻忽傳旨召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入見於儀鸞殿東室，約百餘人，室中跪滿，後至者皆跪於檻外。殿南向，上及太後背窗向北坐。樞臣禮親王世鐸、榮祿、王文韶、趙舒翹跪禦案旁，自南而北若雁行，諸臣皆面南，剛毅則出京察看未歸。既跪行一叩禮，上首詰責諸臣，不能彈壓亂民，色甚厲。

　　翰林院侍讀學士劉永亨跪在後，與毓鼎相接，默謂毓鼎，適在提督董福祥許，董自任可驅拳匪出城外，毓鼎促其上聞。永亨膝行而前，奏云：「臣頃見董福祥，欲請上旨令其驅逐亂民。」語甫半，端王載漪伸大指厲聲呼曰：「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永亨懾，不能畢其詞。太后默然。太常卿袁昶在檻外，高呼「臣袁昶有話上奏」。上諭之入，乃詳言拳實亂民，萬不可恃；就令有邪術，自古及今，斷無仗此成事者。太后折之曰：「法術不足恃，豈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國衰弱已極，所仗者人心耳，若並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國？」太后又曰：「今京城擾亂，洋人有調兵之說，將何以處之？爾等有何見識？各據所見，從速奏來。」

　　群臣紛紛奏對，或言宜剿，或言宜撫，或言宜速止洋兵，或言宜調兵保護。隨而派侍郎那桐、許景澄出京勸阻洋兵，一面安撫亂民，設法解散。遂麾群臣出。毓鼎與光祿卿曾廣漢、大理少卿張亨嘉、侍讀學士朱祖謀，見太后意仍右拳匪，今日之議未得要領，亂且未已也。乃行稍後，留身複奏曰：「臣等尚有書。」亨嘉力言拳匪之當剿，但誅數人，大事即定。張閩人，語多土音，又氣急不盡可辦。祖謀言皇太后信亂民，敵西洋，不知欲倚何人辦此大事。太后曰：「我恃董福祥。」祖謀率然對曰：「董福祥第一即不可恃。」太后大怒，色變厲聲曰：「汝何姓名？」對曰：「臣為翰林院侍讀學士朱祖謀。」太后怒曰：「汝言福祥不足恃，汝保人來！」祖謀猝不能對，毓鼎應聲曰：「山東巡撫袁世凱忠勇有膽識，可調入京，鎮壓亂民。」曾廣漢曰：「兩江總督劉坤一亦可。」軍機大臣榮祿在旁應曰：「劉坤一太遠，袁世凱將往調矣。」毓鼎複言：「風聞驚輿有西幸之說，根本重地，一舉足，天下動搖矣。」太后力辯無此說。四臣遂起，太后于祖謀之出，猶怒目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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