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48)_李劍農

四八

　　三、生活的不安

　　自五口通商以後，外國的經濟勢力侵入，中國固有的舊式工業受了壓迫，失業的人漸次增多；加以累次對內對外的用兵，因軍費賠款、橫徵暴斂而生出來的負擔加重，軍事完結後，兵勇的解散，潰卒的流亡；並且自光緒即位以來二十餘年間，沒有一年不被天災，或大水，或大旱，或河決，北方幾省尤甚（試參看文明書局出版的《清史紀事本末·光緒入繼》一篇可知）：皆足以擴大失業人民的數量。概括言之，就是民眾的生活上受了壓迫（即所謂經濟的壓迫），社會上必然生出不安的現象來。但是這種經濟的壓迫，上面所舉三種人的第一種（握有權位的親貴），自然是不會感覺的；就是第二種（一般士大夫階級），感覺得也很少。第三種所謂失業的群眾，本是由經濟壓迫所產生，對於這種壓迫，自然特別感覺痛苦。

　　但是他們只知自己的生活無所依靠，卻並不知他們的生活所以失靠的真正原因。他們很籠統的思維，以為使得我們窮困都是由於中國的不太平，不太平都是由於洋人的欺負。修鐵路，開礦山，把我們的龍脈挖斷了，地藏的寶氣洩漏了；設教堂，把我們的神祗祖先侮蔑了：所以使得我們一天窮困一天。我們要想免除這種窮困，非把一切洋人驅逐出去不可，那班信洋教、講洋學的人都是漢奸，也非一律殺掉不可。他們把一切的害惡，籠統歸納到「洋教」兩個字上面。但是看見洋人的兵艦槍炮卻著實利害，於是想到「封神」、「西遊」在戲臺上所表顯的神通法力，必定是有幾分可靠的；起初由少數的奸猾者藉以哄騙多數，漸至彼此互相哄騙，久而久之，大家自己哄騙自己。這便是所謂群眾的心理，由生活的不安演為借神力以排外。從德國奪取膠州灣後一年半間，山東一省鬧出來的路、礦、教三項外交案，共達一千餘件；從己亥年冬到庚子年春夏幾個月間，拳民的聚積達若干萬人，都是由這種群眾心理結合而成的。

　　四、政爭的陰謀

　　自戊戌變政以來，西太后痛恨光緒帝，痛恨康梁；一般依附西太后謀得政權的人，也和西太后一樣的心理。但是康梁的逃走，都是由於外國人的救護（康之脫險，由上海英領事的救護，見梁啟超《記南海先生脫險事》；梁之出險，由日本大島兵艦之保護）。後來康梁在外國倡立保皇會，外國人不惟不加以干涉，並且還予以保護，於是由恨康梁之心，而遷怒到外國人身上去了。

　　羅惇曧的《拳變余聞》上述說：「剛毅奉命江南查案……得梁啟超《清議報》進於孝欽後，後大怒，憤外國之庇康梁，必欲報此仇，益恨德宗，思廢之。立端王載漪之子溥儁為大阿哥，將于庚子正月行廢立，剛毅實主之，力引載漪居要職，寵眷在諸王上。後又慮廢德宗，各國有違言，先命榮祿私于李鴻章以廢立意詢各國公使，皆不協，後益大恨。剛毅日言仇洋，見談洋務者皆斥為漢奸，過金陵見劉坤一之儲才學堂立命閉之。」又說：「載漪自以將為天子父，方大快意，聞各國阻之，乃極恨外人，思伺時報此仇。適義和團以滅洋為職，乃大喜。……」惲毓鼎的《崇陵傳信錄》也說：「義和團為邪教……朝廷所以信之者，意固別有所在，邵陵高貴之舉，兩年中未嘗稍釋，特忌東西鄰責言，未敢倉猝行。載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計非藉兵力以懾使臣，固難得志也。義和拳適起……載漪遂利用之，以發大難。故廷臣據理力爭，謂邪術不足信，兵端未可開，皆隔靴搔癢之談也。」可見，西太后和一班親貴的反動心理，又別有所在。

　　上述四種反動心理，第一、二、三是士大夫階級和一般群眾所同具的，可命之為國民的心理，第四種是政府當局獨具的心理，合起來遂構成一種大大的反動勢力。反動雖同，所要求的卻不同。國民的心理是公的，愚而可恕；政府的心理是私的，就悖而不堪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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