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46)_李劍農

四六

　　▼五　維新運動失敗的原因及其結果

　　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表面上仿佛就是光緒帝和康有為鬥不過西太后的法寶，問題的關鍵全在帝與太后的權勢消長上面。後來幻想和平改革的人，回憶此事，都只痛恨西太后，說當時若沒有西太后掣肘，光緒帝一定可作日本的明治天皇，變法可以成功，不致有後來排滿革命的大風潮，中國就早已進于富強的地位了。這種見解，未免把當時的事情太看簡單了。光緒帝和康有為的失敗，決不是西太后個人有制服他們的能力；問題的關鍵，也不全在帝與太后的權勢消長上面。約略言之，可分三層，除了西太后不肯放棄權勢的一層以外，還有兩層大原因：

　　一、是因為康有為的維新學說，褻瀆了聖典，觸犯了一大部分經生文人的眾怒。前面說康在此時，比較中山，是容易得士大夫階級裡面經生文人的賞識的，所以能取得維新運動的領導權。但是經生文人也有幾多種，除了一種借「通經以致用」的人肯受他的領導外，其餘一種以「衛道自任」和其他一種「假道求食」的多數人，就都要把他看作妖魔鬼怪了。例如朱一新是因參劾李蓮英受處分的人（李蓮英隨醇王校閱海軍時，朱上奏參劾李氏），當《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刊行時，他便寫信給康有為說：

　　……自偽古文之說行，其毒中于人心，人心中有一六經不可盡信之意，好奇而寡識者，遂欲黜孔學而立今文。夫人心何厭之有？六經更二千年，忽以古文為不足信，更曆千百年，又能必今文之可信耶？……竊恐詆訐古人不已，進而疑經；疑經不已，進而疑聖；至於疑聖，則其效可睹矣。

　　又說：

　　……從古無不敝之法，有王者作，小敝則小修之，大敝則大修之。法可改，而立法之意不可改。……今托于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實，無論改制出於緯書，未可盡信，即聖人果有是言，亦欲質文遞嬗，複三代聖王之舊制耳，而豈用夷變夏之謂哉。……乾嘉諸儒，以義理為大禁，今欲挽其流失，乃不求複義理之常，而徒備言義理之變。彼戎翟者，無君臣，無父子，無兄弟，無夫婦，是乃義理之變也。將以吾聖經賢傳為平澹不足法，而必以其變者為新奇乎。有義理而後有制度，戎翟之制度，戎狄之義理所由寓也。義理殊斯風俗殊；風俗殊，斯制度殊。今不揣其本而漫雲改制，制則改矣，將毋義理亦與之俱改乎。

　　這時候，康有為尚未得志，所以朱一新還是平心靜氣和他討論，沒有毒罵他。翁同龢也是主張變法的人，但是看見康的《新學偽經考》，就說他是「說經家的野狐禪」；看見他的《孔子改制考》，就向皇帝說「此人居心叵測」。等到他在北京大出風頭，他的弟子梁啟超在湖南替他宣傳主義學說的時候，那些「衛道」的先生們就群起而攻。湖南曾濂在北京向皇帝上書，說「康有為可斬」；葉德輝說：「寧可以魏忠賢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豚之足貴，斷不可以康有為擾亂時政，使四境聞雞犬之不安；其言即有可采，其人必不可用。」（見葉德輝《與皮鹿門書》）

　　那時候，梁啟超在湖南時務學堂，開口閉口，不是「公羊」便是「孟子」，不是「孟子界說」便是「春秋界說」，不是「通三統」便是「張三世」，使得王先謙、葉德輝一班「衛道」的先生們恨入骨髓。葉德輝與石醉六的書說：「今之公羊學，非漢之公羊學也，漢之公羊學尊漢，今之公羊學尊夷。」又與黃、劉兩生的書說：「康有為……其貌則孔，其心則夷。」他們除了在湖南的《湘報》上打筆墨官司以外，還與北京「衛道」的先生、弟子、朋友們書劄往還，互相應援，要盡力把這個瀆亂聖教的妖魔鬼怪撲滅。我們可知道戊戌變政的失敗，不單是「帝」、「後」權勢消長的問題了。

　　二、是因為變法的進行，要打破許多人的固定飯碗，和得飯碗的機會。那些「假道求食」的先生們，是斷不甘心的。我們試想想，一個裁汰冗官令下來，在北京要消滅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等六個吃飯的衙門，在外省要消滅湖北、廣東、雲南三個巡撫，一個東河總督和許多不辦運務的糧道、無鹽場的鹽道衙門。並且說：「其餘京外應裁文武各缺，命大學士、六部、各省將軍督撫分別詳議以聞。」單這一道命令，打破了幾多人的既得飯碗，激起若干人的恐慌。倘若讓它進行下去，不知還要怎樣。所以那道命令下來後，「群情大駭，謂帝大背祖宗制度，皆赴甯壽宮請太后保全，收回成命」；但是「太后笑而不言」。那道變更科舉程式、廢棄八股文的命令，仿佛並沒有打破人家既得飯碗；但是那裡面的飯碗機會卻不少，範圍且更大。不知有若干萬人，費了若干的心血光陰，揣摩高頭講章，咿唔之乎也者，希望在裡面得到「玉堂金馬」，忽然要他們另換方法，豈不是前功盡棄麼？年輕的人，還不難改弦易轍；年老的人，就難費事了。所以，嶽麓書院裡的先生們望著時務學堂裡的人，無異「洋奴」、「漢奸」，因為他們所假以求食的「道」，忽然要「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了，安得不切齒痛恨呢？梁啟超說：

　　……今守舊黨之阻撓變法也，非實有見於新法之害國病民也。吾所挾以得科第者曰八股，今一變而務實學，則吾進身之階將絕也。吾所恃以致高位者曰資格，今一變而任才能，則吾驕人之具將窮也。吾所藉以充私囊者曰舞弊，今一變而核名實，則吾子孫之謀將斷也。……吾今日所以得內位卿貳，外擁封疆者，不知經若干年之資俸，經若干輩之奔競而始獲也。今既……不辦一事，從容富貴，窮樂極欲，已可生得大拜，死諡文端，家財溢百萬之金，兒孫皆一品之蔭。若一旦變法，則凡任官者皆須辦事；吾將奉命而辦事耶，則既無學問，又無才幹，何以能辦；將不辦耶，則安肯舍吾數十年資俸奔競千辛萬苦所得之高官，決然引退以避賢者之路哉。……（見梁啟超《變法通議》）

　　這段話雖然說得太過火了，但是那些「假道求食」的先生們的心理，實在是如此。梁啟超又說：「張之洞嘗與餘言，以廢八股為變法第一事矣，而不聞上疏廢之者，蓋恐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忌，懼其合力以謗己而排擠己也。」康有為能夠不「恐」不「懼」所以稱為一時維新的領袖，亦惟不「恐」不「懼」所以失敗。

　　有上面所述那些複雜原因，所以戊戌變法的失敗，是必然不可避的，並不是偶然的。

　　至於此次維新工作的結果，除了失敗本無成績之可言，但是也有幾種意想不到的成績：第一，給予青年知識界思想上一種刺激。對於康有為的學說，無論接受與反對的人數怎麼樣，朱一新所謂「詆訐古人不已，進而疑經；疑經不已，進而疑聖；至於疑聖，則其效可睹矣」，這種「可睹的效」，的確由此不遠了。這是康有為的最大的成績。第二，給予反動派一種更堅的自信力，使得反動派越趨於反動，激起後來的波瀾（待後面詳述）。第三，促起漢滿種族惡感的復活。關於這一層，不惟康梁不肯承認，恐怕一般人都不大相信。因為康有為明明白白向皇帝上條陳，梁啟超也明明白白著論說，要化除滿漢的界限，怎麼說他們「促起滿漢種族惡感的復活」呢？但事實的表示卻是如此。梁啟超不是說「南海之奏對，其政策之大宗旨，曰滿漢不分，居民同治，斯言為滿洲全部人所不樂聞」麼？不是又說「滿人之仇視皇上，謂皇上有私愛于漢人，有偏憎于滿人」麼？不是又說「滿洲某大臣之言，曰變法者漢人之利，而滿人之害」麼？

　　當楊深秀奏請宗人府保薦王公貝勒等遊歷各國，蒙諭旨批准的時候，「親貴大嘩，謂帝破壞中國禮法，使滿洲之權勢處於危險地位」，帝不得已，又把諭旨取消。及下令「八旗人丁，如願出京謀生計者，任其自由」，滿洲人又「大嘩不已」。政變起後，有一位滿洲禦史會章見當時株連黨人太眾，抗疏略謂「外間浮言，頗有以誅戮悉屬漢人，遂疑朝廷有內滿外漢之意」等語。這都是當時的事實。原來自咸同後，滿漢的感情已有漸就融和的趨勢。因為變法的原故，想把滿漢界限完全消滅，反促起滿洲人的懷疑，這是出於意料之外的結果。從此，這個滿漢問題非等到愛新覺羅氏棄去皇位，不能解決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