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45)_李劍農

四五

　　▼四　百日維新的失敗——戊戌政變

　　維新運動，在戊戌年春夏之交，已經達到最高潮。北京方面，康有為最有力的奧援，大約要算徐致靖、楊深秀、楊銳幾個人。最初由楊銳打通了高燮曾，上疏極薦，於是始諭令王大臣傳康至總署，詢問變法事宜；王大臣始取其上年呈請工部代奏之書以上；帝覽之，指其篇中「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見煤山前事」等語，謂軍機大臣日：「康某何不顧死生乃爾，竟敢以此言陳於朕前。」然帝不之罪，仍命嗣後康某如有條陳，當即日呈遞，毋許扞格，並宣取所著《日本變法》、《俄大彼得傳》等書。（這事在戊戌年春間，即康有為得到皇帝賞識之始。）不久因徐致靖、楊深秀的先後奏請，於戊戌四月二十三日下詔定國是。隨即諭令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保薦工部主事康有為等，著於本月二十八日召見。旋命有為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光緒帝本想更重用他，因為此時光緒帝名雖親政，實際上凡二品以上大員的黜陟，皆須詣頤和園取進止，帝不得自專，故僅得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的官職。從此所謂新政開始了。舉其最要的如下：

　　一、命自下科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改試策論。
　　二、賞舉人梁啟超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
　　三、定鄉會試隨場去取之法，並推行于生童歲科考，又停止朝考。
　　四、命刪改各衙門則例。
　　五、命于京師設立農工商總局。
　　六、下裁汰冗官令，命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衙門，湖北、廣東、雲南三巡撫，並東河總督缺；其各省不辦運務之糧道、向無鹽場之鹽道亦均裁撤。其餘京外應裁文武各缺，命大學士、六部、各省將軍督撫分別詳議以聞。

　　尚有其他的所謂新政，不必列舉。從四月到八月百餘日內，要算是康有為最得志的時期，所謂「百日維新」就是這時期。但是在這時期中，康雖得了志，卻有最不得志的地方：他雖抓住一個皇帝，但是皇帝上面還有一個西太后，皇帝下面還有一個軍機處，北京以外還有一個兵權所寄的直隸總督。他以一個「總理衙門行走」，哪能夠制服這些人和機關呢？他入總理衙門行走時，西太后便命光緒帝將直隸總督實授榮祿，又命將裕祿放在軍機大臣上行走。裕祿是西太后所寵信，特把他放在軍機處偵探政局內情的。

　　康有為既沒有方法抓住軍機處，終不能大行其志，於是在七月內得各方的運動保薦，掀動了光緒帝，命「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這是因為光緒帝不敢將軍機大臣更換，故特擢此四人做軍機處的實際辦事員，想把軍機處的實權拉過來的方法。梁啟超說：「自四卿入軍機，然後皇帝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可見此事的重要。從此凡有奏摺，皆經四卿閱覽；凡有上諭，皆經四卿屬草，其餘軍機大臣就無不側目而視。但是四卿握權不到十天，有名的大政變就起來了。

　　當譚、楊、林、劉四卿未入軍機以前，有一件革斥禮部六堂官的事，原因是：有一位禮部主事王照向皇帝上書言事，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等不肯替他代奏，王照當面責難他們，說他們違背帝旨，於是堂司交哄，鬧到光緒帝知道了。光緒帝在此時，也想要借一件事情，黜退幾個守舊大臣，立一點威風，便把懷塔布、許應騤並該部侍郎堃岫、溥頲、徐會澧、曾廣漢所謂六堂官一齊革職，賞給王照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吳稚暉說，禮部六堂官革職的上諭，是康有為在南海館用客人名片反面寫好遞入，光緒帝照抄，後來被太后在光緒帝處檢得，故憤怒尤甚。）原來懷塔布的妻常在頤和園侍奉西太后，很得西太后的歡心。此事發生，她便向西太后哭訴，說光緒帝將把滿人都去了。（其實所革六堂官，滿漢一律。吳稚暉說，懷塔布的母親是西太后長親，哭訴于西太后的是懷之母親。茲據《崇陵傳信錄》。）西太后聽了她的話，就很不以光緒帝為然了。

　　到四卿入軍機後，更觸犯了樞輔的嫉忌；而四卿新進氣銳，恨不得將諸事立刻加以改革。惲毓鼎說：「四卿憤上之受制，頗有不平語，上手詔答之，略謂『頑固守舊大臣，朕固無如何，然卿曹宜調處其間，使國富兵強，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上不失慈母之意，否則朕位且不保，何有于國。』（這便是後來所謂『衣帶詔』。其實據此詔語意，雖有朕位不保之語，並無謀去西太后之意。據十五年二月《申報》所發表袁世凱《戊戌日記》載譚嗣同示彼之朱諭，語意亦略相同。）於是蜚語浸聞於西朝。」詔中所謂「朕位且不保」的話，是因當時已有一種謀廢立的風傳，即所謂「九月天津閱兵」的陰謀。

　　當時榮祿作直隸總督，節制北洋三軍（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並袁世凱的新建軍）。西太后不滿光緒帝所為，與榮祿密謀，諷禦史李盛鐸奏請帝奉太后至天津閱兵，於帝至津時，因以兵脅之而行廢立。李盛鐸奏上，帝請于太后，太后欣然許諾，遂下諭定九月奉太后赴津閱兵。諭下後，廢立風說日緊一日。四卿得到上記的手詔，知道光緒帝的地位很危險，一時忙下無計，便想羅致袁世凱去制服榮祿，並以制服西太后。（據梁啟超《林旭傳》所說，當時林旭獨不贊成此計，曾作一小詩代簡致之譚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他們以為「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他又曾為強學會之贊成員），是可以拉過來的。

　　於是密請皇上，結以恩惠，於八月初一日，召見袁世凱，開去其直隸按察使缺，以侍郎候補，專辦練兵事務；初二日，複召見；初三日夜，譚嗣同便去遊說袁世凱，要他在九月閱兵時保護聖主，複大權，清君側，肅官廷。袁世凱被譚嗣同脅住了，陽為表示同意。（關於譚嗣同遊說袁世凱詳情，梁啟超《譚嗣同傳》內所記，與《中國近百年史資料》中袁世凱《戊戌日記》所載大致相同，惟袁所記詞氣間有為自己及榮祿洗刷並表示譚等輕妄之意。請參觀梁著譚傳並《中國近百年史資料》。）

　　但是等到袁世凱請訓回津時，事變已經發動了，初六日即下諭抄捕南海館；說皇帝病了，西太后複行臨朝訓政。「自四月以來，京師謠言，皆謂帝病重，然帝仍日日召見臣工，固未嘗有病，及革禮部六堂官，擢四京卿，懷塔布及禦史楊崇伊等，先後至天津，謁榮祿，遂相與定謀，檄調聶士成軍五千駐天津，又命董福祥軍移長辛店，三次急電至總理衙門，言英俄在海參崴開戰，英艦七艘泊于天津，請飭袁世凱返津防禦。世凱至津，榮祿即乘專車抵京，與懷塔布、許應騤、楊崇伊、張仲炘至頤和園，上封事于太后。請訓政太后立命以榮祿之衛兵守禁城，令榮祿仍回津以候召命，會議至夜半而散。

　　翌晨，新黨謀圍頤和園之謠起，（先是太監于茶店中創一種風說，言帝設謀傾害太后，且引外人助己，士大夫多深信之，互相傳播。）太后垂簾之詔下。」這是《清史紀事本末》所記的。據惲毓鼎所記，則謂：「禦史楊崇伊、龐鴻書，揣知太后意，潛謀之慶王奕劻，密疏告變，請太后再臨朝，袖疏付奕劻轉達頤和園。八月初四日黎明，上詣宮門請安，太后已由間道入西直門，車駕倉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寢官，盡括章疏攜之去，召上怒詰曰：『我撫養汝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上戰慄不發一語，良久囁嚅曰：『我無此意。』太后唾之曰：『癡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遂傳懿旨以上病不能理萬機為詞，臨朝訓政。」（二者所說略有不同，但無關大旨。不過事變的發表確為初六日，而非初四日，恐惲記有誤。）這時候康有為已經出京。

　　原來在六月間軍機大臣就想把康排去北京，由孫家鼐奏請命康往上海督辦官報局（上海官報即由《時務報》改）；但康不願去，光緒帝也不想他去，命他緩行；及至七月杪八月初，風聲日緊，光緒帝連下密諭，要他趕快離京，他才於八月初五離京。初六日下詔捕拿時，他已到了海船上了。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康弟廣仁，一齊被拘下獄。張、徐二人一戍邊，一永禁；其餘六人不久便殺了，所謂「六君子」者便是。康有為的維新工作，至此告終；他的政治生命，也可說在此時告終了；因為此後，便不是他的時期了（後來的保皇會和復辟運動，不過是他的餘波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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