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30)_李劍農

三〇

　　▼二　西法模仿與士大夫心理的反感

　　中國需要模仿西法的動機，最早起于鴉片戰爭結局時。魏源在此時所成的《海國圖志》序文內說：「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便是模仿西法的動機。因為受鴉片戰爭的挫敗，知道夷人也有夷人的長技，非中國人所能及，非師其長技不足以制之。在洪楊戰役中又受了一次英法聯軍入北京的大恥辱，這種感覺愈加迫切。李鴻章、左宗棠在江浙兩省與太平軍鬥爭，除得外國軍人的援助外，並得了外國槍炮、輪船種種利器的援助，對於夷之長技，更得了一番實地的經驗。李鴻章在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四月，致曾國荃的函說：「……此間於三月望日。克復太倉，實借戈登大炮之力。程方忠督所部逼紮昆山城下，該逆死拒不出。中隔大河，無法攻打，仍須參用開花炮或可得手。……」是月中，李氏又兩次致書曾國藩，其一次書中說：

　　……西洋炸炮，重者數萬數千斤，輕者數百數十斤，戰守攻具，天下無敵。鴻章現雇洋人數名，分給各營教習；又募外國匠人由香港購辦造炮器具，丁雨生即來監工。又托法英提督各代購大炮數尊，自本國寄來，大約今年底可漸集事。每思外國用兵，口糧貴而人數少，至多一萬人即當大敵。中國用兵多至數倍，而經年積歲，不收功效，實由於槍炮窳濫。若果能與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國有餘，敵外國亦無不足。俄羅斯、日本，從前不知炮法，國日以弱；自其國之君臣卑禮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槍炮輪船漸能制用，遂與英法相為雄長。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後，長可自立。仍祈師門一倡率之。……

　　又一次的書中說：

　　……洋務最難措手。終無辦法；惟望速平賊氛，請求洋器。中國但有開花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日本小國，現與英人構釁，提督糾伯臨之以兵，日本君臣欲與開仗，糾酋遂一再展期。此明證也。……

　　李鴻章傾心西法的精神，在此兩書中已經表現得很清白。他以為只要有了開花大炮、輪船兩樣，便可以對付外人，故他們的西法模仿，便首先銳意於此兩樣；方在與太平軍爭鬥中便購買造炮機器，設局製造。到一八六五年，便與曾國藩協議奏請設立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不久後又設分局于金陵）。是為積極的模仿西法之始。此後接續有下列各種的西法模仿事業：

　　（一）設輪船製造局于福州馬尾（一八六六年由左宗棠奏請設立）。
　　（二）設機器製造局于天津（初設年歲未詳，大約在曾國藩督直時已設立；一八七〇年，李鴻章繼任直督，奏請擴充整理）。
　　（三）派選學生赴美國留學（一八七二年由曾國藩、李鴻章協同奏請而行，是為中國派遣留美學生之始，所派者皆年輕幼童，學問、思想多無根底）。
　　（四）設輪船招商局（一八七二年）。
　　（五）籌辦鐵甲兵船（一八七五年）。
　　（六）派武弁往德國學習水陸軍械技藝，又派遣福建船政學生出洋學習（一八七六年是為中國派留歐學生之始）。
　　（七）購買鐵甲兵船，設水師學堂于天津，又設南北洋電報局（一八八〇年）。
　　（八）設開平礦務商局，創設公司船赴英貿易（一八八一年）。
　　（九）築旅順軍港船塢，又設商辦織布局於上海（一八八二年）。
　　（十）設武備學堂于天津（一八八五年）。
　　（十一）成立北洋艦隊（一八八八年）。

　　這些事業，除第三項以前由左宗棠、曾國藩與李鴻章共同計劃外，以後各項皆為李氏所經營的事業。李氏對於所謂洋務與西法的心理，可以在他奏請設立江南機器製造局的奏語末段看出，他說：

　　……中國文物制度，迥異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於勿壞者，固自有在；必謂轉危為安，轉弱為強之道，全由於仿習機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見；顧經國之略，有全體，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標，非謂培補修養之方即在是也。……臣於軍火機器，注意數年，督飭丁日昌留心仿求又數月；今辦成此座鐵廠，當盡其心力所能及者而為之；日省月試，不決效于旦夕，增高繼長，猶有望于方來。庶幾取外人之長技以成中國之長技，不致見絀於相形，斯可有備而無患，此臣區區之愚誠所覬幸者也。……

　　他相信中國的文物制度，比外國獉狉之俗好，不過亟則治標，非取外人之長技以為中國之長技不可。故他的洋務事業的範圍，不外造船，制械，築軍港，設電報局、招商局、織布局、礦務局，概括的說，不出於軍事、經濟的兩方面，而經濟方面又以裕餉為目的；就是興學堂、派遣留學生，也是全為軍事起見，否則為造就翻譯通使人才起見；對於政治、教育思想及制度上的根本改進，完全沒有夢想過，因為他認定中國的文物制度比外國好的原故。所以梁啟超批評他，說他「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務，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見梁啟超著《李鴻章傳》）。他所辦的事業，郭嵩燾在中法戰役以前，已知道不是根本救濟中國的辦法，不能靠著作用，不如日本模仿西法的方針正確。郭氏於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時為中國駐英法公使）在倫敦致書李鴻章說：

　　……日本在英國學習技藝者二百餘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倫敦者十九人；嵩燾所見有二十人皆能英語。有名長岡良芝助者，故諸侯也，自治一國，今降為世爵，亦在此學習法律。其戶部尚書恩屢葉歐摩，至奉使講求經制出入，謀盡仿行之……而學兵法者絕少。蓋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中堂方主兵，故專意考求兵法。愚見所及，各省營制，萬無可整頓之理，募勇又非能常也。正慮殫千金之技以學屠龍，技成無所用之，嵩燾欲令李丹崖攜帶出洋之官學生，改習相度煤鐵煉冶諸法，及興修鐵道電學，以求實用，仍飭各省督撫多選少年才俊，資其費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機器局，考求儀式，通知語言文字，而後遣赴外洋，各就才質所近，分別研習。……

　　郭氏寫此書時，正是李鴻章第一次派遣學生到歐洲，學習軍事及軍械方面的藝術；派往德國的幾人，由兵弁中選出來的，其他則由福建船廠中附設的船政學堂裡（略如今日之職工學校）選出來的。郭氏看到這種辦法遠不如日本；他又看到外國的長處不僅在船堅炮利，故想勸李鴻章改變方針，把模仿西法的範圍擴大。但李氏的答書說：「……鄙人職在主兵，亦不得不考求兵法……兵乃立國之端要，欲舍此而別求其大者遠者，亦斷不得一行其志，只有盡其力所能為而已。……」梁啟超說他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實在不是過當地批評。

　　但是我們要知道，李鴻章雖然只知有洋務不知有國務，他還知道一點洋務；大多數與他同時代的士大夫階級，連他所知道這一點洋務都根本地不承認。假使李氏再把西法模仿的範圍擴大，他必定受人攻擊得更利害，甚至於連地位都保不住。同治六年，北京設立了一個同文館，廷臣中有人受了曾李一派人的影響，提議于閣部翰林宮中，選年少聰穎者，入館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及天文、算學、造船、制器諸法。那位講程朱之學的大學士倭仁極力反對，向皇帝上奏說：

　　……數為六藝之一，誠如聖諭為儒者所當知，非歧途可比。惟以臣所見，天文算學，為益甚微。西人教習正途，所損甚大。……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之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學者誠學，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且夷人吾仇也；咸豐十年，稱兵犯順，憑陵我畿甸，震驚我宗社，焚毀我園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來未有之辱，學士大夫無不痛心疾首，飲泣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與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恥哉。議和以來，耶穌之教盛行，無識愚民，半為煽惑，所恃讀書之人，講明義理，或可維持人心。今複舉聰明雋秀，國家所培養而儲以有用者，變而從夷，正氣為之不伸，邪氣因而彌熾；數年以後，不盡驅中國之眾鹹歸於夷不止。伏讀聖祖仁皇帝禦制文集，諭大學士九卿科道云：西洋各國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累。仰見聖慮深遠，雖用其法，實惡其人。今天下已受其害矣，複揚其波而張其焰耶。聞夷人傳教，嘗以讀書人不肯習教為恨。今令正途學習，恐所習未必能精，而讀書人已為所惑，適墮其術中耳。伏望宸衷獨斷，立罷前議，以維大局而弭隱患，天下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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