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27)_李劍農

二七

　　二、清廷政權的推移

　　此時期中清廷政權的推移，可分兩方面觀察：（一）中央方面，漸啟佞幸攬權之機；（二）地方勢力漸次加重。

　　先就中央方面說：

　　當英法聯軍入京、咸豐帝逃往熱河時，扈從車駕同去的，有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穆蔭、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焦祐贏、御前大臣額駙景壽；以外，還有三個為帝所親信的宗室要人，為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戶部尚書肅順（端華之同母弟），但此三人，皆非咸豐帝的最近親屬；帝之親弟恭親王奕訢受命留守北京，主持與英法聯軍媾和之事。載垣、端華，皆于咸豐初年襲爵，俱官宗人府宗正，領侍衛大臣；肅順初為戶部郎中，以端華之薦入內廷供奉，旋升戶部尚書入軍機。

　　三人皆喜為狹邪游，善迎合帝意，以聲色之事獻媚於帝，為帝所愛幸，漸至參與機要政務，實權在各軍機大臣之上，及隨帝同往熱河，權勢更張。與英法和議成後，恭親王及留京各朝臣，奏請車駕回京，輒為肅順等所阻；於是清政府分為兩個中心勢力：熱河以肅順為中心，北京以恭親王奕訢為中心，各樹黨援，互相暗鬥。延至一八六一年（咸豐十一年），咸豐帝在熱河駕崩，正後（後稱東太后）無子，僅帝之寵妃那拉氏（後稱西太后）有一子名載淳，年僅六歲，遺詔立為皇太子，即帝位。於是發生一件宮廷的大政爭事件。

　　咸豐帝未死時，肅順等三人的權勢即已超過各軍機大臣，帝死後，其他幾位隨駕的大員，當然更惟三人之命是聽了。於是肅順等八人，在咸豐帝的遺詔上共同取得「贊襄王大臣」的名位（後來宣佈他們的罪狀，說他們是矯詔；但果否為矯詔，不可得知。咸豐帝既寵倖他們，或不一定是由矯詔而來的）；他們又諭令恭親王不要往熱河去奔喪。於是一切大政皆由他們八人定奪取決，實際上全由肅順一人操縱。此時生出兩方面反感：一在熱河方面，兩位太后對於肅順的專橫十分惱恨；一在北京方面，恭親王及與肅順有積怨的一派人，也十分不滿。

　　咸豐帝駕崩後約一月，首由在北京的禦史董元醇出名上奏，請兩官皇太后垂簾聽政，並派近支親王一人輔政，兩宮皇太后得奏後便想照準實行；肅順抗議說「本朝無太后臨朝故事」，令軍機處擬旨駁還。兩太后對於他們的行動若有異議，他們便說他們是贊襄王大臣，不能聽命于太后，就是請太后看折，亦屬多事，因此兩太后十二分的不能容忍了。不久，恭親王赴熱河叩謁梓宮，太后召見，便與定誅鋤肅順等三人之策。恭親王隨即回北京，佈置網羅。太后于恭親王回京後，即傳命回京；肅順等力阻，兩太后不聽。九月二十三日，派肅順護送先帝禦櫬先行回京，兩太后率幼帝於次日別由間道疾馳，載垣、端華扈從。此時北京方面又由大學士賈楨、周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四人，聯名上奏，再請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奏語中一段說：

　　……權不可下移，穆則日替。……我皇上欽奉先帝遺命，派怡親王載垣等八人贊襄政務，兩月以來，用人行政，皆經該王大臣議定諭旨，每有明發，均用禦賞同道堂圖章，共見共聞，內外皆相欽奉。臣等尋繹「贊襄」二字之義，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無巨細，皆憑該王大臣等之意先行議定，然後進呈皇上，一覽而行：是名為佐助而實則主持，日久相因，能無後患。今日之贊襄大臣，即昔日之軍機大臣；向來軍機大臣，事事先面奉諭旨，辦駁可否，悉經欽定，始行擬旨進呈；其有不合聖意者，朱筆改正：此太阿之柄，不可假人之義也。為今之計，正宜皇太后敷宮中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權，使臣工有所稟承，不居垂簾之名，而收聽政之實。昔漢之鄧皇后，晉之褚皇后，遼之蕭皇后，皆以太后臨朝，史冊稱美，宋之高太后有女中堯舜之稱。……我皇上聰明天亶，正宜涵詠詩書，不數年即可親政。……

　　同時，欽差大臣勝保也奏請簡近支親王輔政，以防權奸之專擅。兩太后及幼帝車駕於十月朔日到北京，立即用周祖培（前與肅順同為戶部尚書時，屢受肅順之欺淩侮辱）之言，免肅順、載垣、端華等贊襄王大臣之職，密旨任恭親王為議政王，另派大學士桂良，戶部尚書沈兆霖，戶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寶鋆，鴻臚寺少卿曹毓英，為軍機大臣。肅順尚在途中，載垣、端華雖與太后同時到京，也夢不得知。

　　次日（十月初二日），恭親王入朝，載垣、端華先入，見恭親王至，大聲喝止，謂外臣不得入宮；少頃，恭親王受詔宣示，將載垣、端華、肅順革去爵職，拿交宗人府治罪。載垣、端華還厲聲抗議說：「我等未入，詔從何來？」但是那些侍衛已走來將二人的冠帶摘去，擁往宗人府幽禁了；肅順在途中被捕。初六日，詔賜載垣、端華自盡，肅順斬立決。兩太后垂簾聽政，恭親王奕訢以議政王名號輔政。前在熱河時，已決定改明年為祺祥元年，至此藉口「祺祥」二字意義重複，又改明年為同治元年，頗寓兩宮皇太后共同聽政的意思。

　　這種政爭，本來不過是愛新覺羅氏家族內的鬥爭，仿佛於中國政局無甚關係，然而關係卻是很大。論清室祖宗的家法先例，本無太后臨朝的故事，肅順等所持，並非無根據；開國初期，順治帝也是以幼沖即位，但未嘗許太后臨朝，而由幼帝之叔父睿王多爾袞攝政。清政府事事拘守先例，尊重祖宗家法；現在對於此事，獨不顧先例，不守家法；賈楨等奏請太后垂簾，竟援引漢、晉、遼、宋各賢良太后的故事，忘記漢代還有一個極不賢的呂後，唐代還有一個極不賢的武后；若說由多數贊襄王大臣主政，恐怕威柄下移，又何不援引多爾袞攝政的先例，直截了當請由恭親王奕訢攝政呢？我並不是說太后絕對不宜主持政務，不過說以事事尊重家法先例的清廷，公然不要家法先例，實為清廷政治史上一個大變局。以當時清室的人物臧否而論，肅順雖非近支親屬，他知道滿人不中用、無能力，勸咸豐帝重用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等，可見他不是沒有眼光的人；兩太后與奕訢一派人的政治知識、才幹，雖然未必劣於肅順，也未見得果在肅順之上，肅順好為狹邪游，西太后也不是不狹邪的。肅順排斥恭親王，確是他可議之處；他抑制太后不許其干政，未見得於清室、於中國有何不利。

　　清廷的大權，以前全操于皇帝手中；皇帝以下，權勢最大的為軍機處；肅順在咸豐帝死後，將軍機處的權移到贊襄王大臣，失敗後，政權並未回復到軍機處，而分寄于皇帝之上的兩個太后及議政王奕訢，實際議政王與軍機處皆仰兩太后鼻息；而兩太后之中，東太后才力、知識既極薄弱，又因幼帝非己所生，事事謙退緘默，實權又全操于西太后。同治帝剛及成年即死去，無嗣，又擁一個年甫四歲的光緒帝為傀儡，東太后旋亦死去；於是西太后獨攬大權，縱欲無度，寵倖閹宦，佞幸干政，漸至內外大僚想要保持權位，非與閹宦相結納不可。故自同治帝即位以後，大權在握的皇帝變為無用的偶像，而終清之世，中央的實權操於幾個女子、小人之手；清廷的顛覆固然由此決定了，中國政治的前途，也從此更入於艱險之途了。一般粉飾升平的士大夫，因為太平天國打倒了，美其名曰同治中興，頌揚兩宮皇太后的聖德，那知愛新覺羅氏的龍椅已經折了腿，中國四萬萬人的生命也幾乎要被那拉氏斷送呢！

　　再就地方勢力的變遷說：

　　在洪楊戰役以前，各省巡撫大概沒有兵權（初惟晉、魯、豫三省巡撫兼授提督銜，可以典兵，因其上無總督，兵事無人統理故也），總督雖然兼理軍民，有兵權，但全國的軍隊編制額數、駐紮地點、佈置調遣，皆根據一種經常的統一軍制；軍政軍令的總機樞，悉操于皇帝之手；全國的軍隊是一個單元體，遇有重要軍事行動，輒由皇帝特簡欽差大臣，總司兵符。就是在洪楊戰役的初期，這種總司兵符欽差大臣，還是很重要。但是因為經制兵不中用的原故，欽差大臣的輕重，全視其下所統轄的軍隊的實質以為輕重。例如向榮、和春、官文，都是總司兵符的欽差大臣，曾國藩後來也取得了欽差大臣的職位。向榮、和春的欽差大臣位置，以張國樑的軍隊來維持，張國樑的軍隊破毀了，他們的欽差大臣也根本消滅了。官文的欽差大臣位置，以湖北巡撫胡林翼的軍隊來維持，欽差大臣實際上作了湖北巡撫的傀儡。只有曾國藩是一個名實相符的欽差大臣，因為他的軍隊是他自己所編練的軍隊，他的權位是由自己的軍隊勢力取得的。故雖同為欽差大臣，實權的輕重，不存於名位，而潛移到軍隊的本身上去了。

　　洪楊戰役中，經制兵與地方臨時編練的非經制兵（稱之曰「勇」），兩兩相形，前者的效力遠不如後者；於是前者雖仍存在，而後者遂有不能廢止之勢。曾國藩兄弟于攻陷南京後，因為那些妒功忌能的人，蜚語中傷，清廷也暗中疑忌，曾氏自請將湘軍的主要部分遣散，清廷立即允准，仿佛不要這種臨時編練的募勇了。但是北幾省還有所謂撚匪的巨大流寇，勢力日張，不能不借重這種地方臨時編練的募勇。湘軍的主要部分雖然遣散了，李鴻章的淮軍又代湘軍而起，李鴻章是由曾國藩卵翼而成，淮軍也是由湘軍卵翼而成。後來曾、李二人相續任直隸總督，編練新軍隊，大概以淮軍為基礎；再後一點，袁世凱的創練新軍，又淵源于李鴻章的基礎。所以，北洋軍閥的老祖宗，可遠溯至李鴻章；而湘軍勢力移於淮軍，則又為其最遠的伏線。

　　又在洪楊戰役期中，許多人的巡撫、總督位置，全由軍功取得，一面作督撫，一面帶兵打仗。如江忠源、胡林翼、李鴻章、左宗棠、劉長佑等，不計其數。自此，領兵成為地方疆吏當然之事，不問是總督或是巡撫。此後的督撫，不惟有領兵之權，並且兼有隨意編練兵隊之權。因為在洪楊戰役中，地方編練臨時軍隊雖須奏明，由清廷裁可，但發意率由地方疆吏；兵數的多寡，餉械的籌備，皆由地方疆吏定計後，奏明皇帝；皇帝因為急於平亂，只要地方有辦法，沒有不裁可的；裁可後，即由各地方疆吏及領兵大員自由施行；需要補充或擴大額數時，又用同一的辦法，一面奏報，一面辦理，湘軍都是由此種程序成立、擴大的。因此不知不覺之間，練兵成為地方疆吏一種當然的職權。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曾國藩調授直隸總督，入京陛見，幾次與西太后對答的話語，很可尋味：

　　是年十二月十四日，陛見，西太后說：「直隸甚是空虛，汝須好好練兵！」曾氏答：「臣的才力怕辦不好！」同月十六日，陛見，西太后又說：「直隸空虛，地方是要緊的，汝須好好練兵！……」曾氏答約如前。

　　次年正月十七日入見，西太后又問：「汝到直隸辦何事為急？」

　　曾氏答：「遵旨以練兵為先，其次整頓吏治。」

　　西太后又問：「汝打算練二萬兵麼？」

　　答：「打算練二萬人。」

　　問：「還是兵多些，勇多些？」

　　答：「現尚未定，大約勇多於兵。」

　　問：「劉銘傳之勇（即淮軍的一部）現紮何處？」

　　答：「紮在山東境內張秋地方。他那一軍有一萬一千餘人，此外尚須練一萬人，或就直隸六軍增練，或另募北勇練之，候臣到任後察看，再行奏明辦理。」

　　問：「近來外省督撫，也說及海防的事不？」

　　答：「近來因長毛撚子，鬧了多年，就把海防事都看松些。」

　　問：「這是一件大事。」

　　答：「這是第一件大事。兵是必要練的，那怕一百年不開仗，也須練兵防備。兵雖練得好，卻斷不可先開釁。講和也要認真，練兵也要認真，二事不可偏廢，都要細心的辦。」

　　（此段問答見《曾文正公大事記》）

　　曾氏到任後，奏稱「直隸練兵，當參用東南練勇之法」，奉旨報可。我們在前面的問答詞中，可以想見洪楊戰役後，清廷對於地方疆吏的職權，認練兵為其最重要職權之一，絕無疑義。後來因中日戰爭失敗，各省督撫以力求自強相號召，更相率創練新軍；於是清代單元體的軍隊組織，完全化為多元體。那些多元體的軍隊，就是後來革命黨的工具，也就是後來各省分立小軍閥的老祖宗；而洪楊戰役期中，由地方自由編練臨時軍隊，則又為其最遠之伏線。

　　概括起來，清政府地方勢力在洪楊戰役期中的變化不外兩點：一、督撫取得軍事上的實權，其勢漸重；二、軍隊由單元體化為多元體，中央失去把握之權。這兩點是清廷顛覆的誘因，也是民國時代軍閥割據的誘因。

　　此外，還有一種新起的地方勢力，就是地方的縉紳階級。洪楊戰役中，長江流域及南部各省舉辦團練，皆由各本省巨紳司其事；這些巨紳，因募兵餉籌剿匪，漸參與各本省的重要政務，或且被延攬入本省督撫的幕府，如左宗棠、李鴻章，皆曾在本省巡撫幕中主持要政。那些明敏的督撫，看到局勢艱難的情形，知道要應付這些艱難，非得本省有名望的縉紳的援助不可，故處處尊重地方縉紳的意見；地方的縉紳階級，不知不覺，養成一種潛勢力，甚至在有些省內，有左右並動搖地方長官的能力。後來變法維新，運動立憲，主張的和反對的兩方面，都有這種地方勢力參在裡面。追索這種勢力的來源，也是由洪楊時代培養起來的。

　　故洪楊戰役，為後此幾十年政治變化的一個大關鍵。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