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8)_李劍農

八

　　盧坤以新來的「夷目」如此不諳成規，不先領取紅牌，擅來廣州滋擾，於二十七日複下令責成公行及通譯人等向律勞卑明白開導，制止其目無法紀之行動，若不開導，即該員等亦當受處分。令文大略：一、外人止許在澳門居住，若因商事來廣州，須向稅關領取紅牌；二、此次律勞卑初來，不諳中國法規尚可原諒，關於商情，仍許其調查，但調查告終後即須返澳門；三、中國大臣，向不許與外人私通信函，該夷目來信例不可受；四、官憲對於商務瑣事，向由洋商（即公行）取理，該夷人如欲變更通商規則，須與洋商接洽，連合陳請於官廳，待奏明皇上，得諭旨許可，方得施行。

　　公行員一面迭受官廳的督責，一面又無法使律勞卑退去廣州，勢處兩難，因於八月十日，約集英國商人開會，商議調和辦法。律勞卑不欲放棄其主務監督的資格，又以公行並無挽回總督意思的能力，不許英商到會；結果公行所召集的會議，英商無一人到者，乃將督署迭次所下命令送交英商。十六日，公行員為保全自身地位計，議決停止英人通商，凡英商貨物，一概停止裝卸，一面稟請官廳宣佈封倉。盧坤於十八日下令，略謂：夷目律勞卑之目無法紀，破壞成規，實由彼一人頑鈍無知之咎，該國王向來恭順，決不願其所派之人如此；且該國恃吾茶葉、大黃、絹絲以為生，彼運來之呢絨、毛布於中國並非重要，即停止與彼通商，於我國無所損；惟因該夷目一人越紀犯分之故，使彼國人失其生活必需之具，非天朝所以懷柔遠人之道，姑寬待數日，以候該夷目之悔悟。

　　但是事實上，公行對於英商已經停止貨物的交換了。二十三日，盧坤覆命同知潘尚楫及廣州府協二人親往英商館，面向律勞卑查問三事：一、彼來廣東的理由；二、彼所受于本國職務的性質；三、何時回澳門。律勞卑對於第一點，答謂彼之來此，實根據一八三一年粵督命令公行員告知東印度公司，於該公司解散後，須派一有力代表來此整理商務；對於第二點，答謂彼致總督函中已明白敘述，若開閱該函即知，但開閱後須將該函帶交總督；關於第三點，答以視彼之便宜而定。二人自然不肯開閱他致總督的書函，無結果而退。

　　英國商人因商業被停止，於二十五日，結合組織商業會議所，律勞卑藉向該會議所表示意見的機會發表宣言，責粵督盧坤的無理，大略說：前任的粵督要求英國於東印度公司解散後，派一有力的代表來整理商務；現彼為英王特任之代表，求與現任粵督一通信函而不可得，反任彼公行商人停止對英之商務；英人對華通商是謀兩方面的相互利益，決不願放棄兩國平等的重要主旨。到九月二日，粵督正式宣佈停止與英人通商。自此命令宣佈後，廣州頓形騷擾，粵政府對於英商館嚴重防範，施行檢查及種種迫脅行動，使英人大感不安。律勞卑於九月五日下令於其隨來之護衛艦二艘駛入虎門；岸上炮臺發炮製止，二艦還炮，強航至黃埔；律勞卑並於八日發出佈告（系用向英商宣言體），痛詆粵督，說他的言論、行動對於中國皇帝為欺詐，現已到了引起戰爭的程度；並且盛誇英國王的威力，決不受此種無理的壓迫。

　　盧坤於十一日也向公行下令，要他們告知英商，說他們要將大班改為酋長雖未嘗不可，但中國大員除貢使外，向未與外國夷目發生直接交涉；即就英國此次派來之律勞卑而言，該國事先既無正式照會，彼又未攜有信任狀，何由知彼為該國派來之員。且貿然闖入，並不容督署有向朝廷請旨之猶豫期間，且以戰艦駛入為威嚇，其膽大妄為已極；若不退去，決以兵力制服之。此時兩國的戰機，已經很迫切了。但事實上，律勞卑受自英政府的職權既極有限制，隨來的護衛艦兵力亦極薄弱，加以律勞卑勞憤交集，於九月初旬忽生熱病；十四日，據英商得自公行的消息，說彼若退往澳門，並將英艦開出，停止通商的命令可以收回；醫生見他病重，也勸他往澳門去休息；律勞卑於二一日命二艦退出虎門，他自己別乘小艇，也於二十六日退往澳門。二十九日，粵督解除停止通商令。十月十一日，律勞卑病歿於澳門。一場大糾紛，至此暫告一段落。

　　此次的糾紛，雖由盧坤過於固執，不肯接受律勞卑平行的書函，但我們不能怪盧坤，只能怪當時的君主專制政體，和一般士大夫的無知識，不認世界上有與中國同等的民族和國家。盧坤是固守成例；固守成例是在清朝專制政府下面作官的唯一官箴；他說中國的大臣不許與外國人私通信函，也是本于所謂「大夫無私交」的「春秋之義」。所以當他奏陳處置新來夷目的辦法時，皇帝的批諭說他「所辦尚妥，所見亦是」；及將英艦闖入虎門的事情奏聞時，皇帝便將他革職留任，說他不早為防備。所以盧坤的根據成規以抵抗新來的夷目，在他是認為很應該的。

　　再就英國政府方面說，英外相巴馬斯頓雖然算是十分慎重，但他的慎重政策也有失當之處。當律勞卑離英時，要求政府發給他一紙信任狀，並須先行通知北京朝廷或廣東當局；巴馬斯頓認為不必，竟不肯給他一紙信任狀，也不通知中國當局，只命他到廣東時，自己通函告知粵督；不知道這時候外人與中國大員直接通函是不容易的。關於這一點，非但盧坤執為拒絕律勞卑的口實，就是英人後來評論此事的，也說巴馬斯頓不對，說當時粵督若竟接受律勞卑的函書，允許與他面晤，及到面晤時，要他提出信任狀來，並責問他既無信任狀，英政府何以並不先行照會，他將狼狽不堪。所以，巴馬斯頓也不能不負缺乏東方知識之咎。

　　律勞卑退往澳門後，通商恢復，一時雖告無事，但此問題並未解決，好比一包炸藥潛埋在地下，只等裝上引火線便要爆發的。律勞卑死後，以帶威升任主務監督；次年（一八三五年），帶威辭職回國，又以魯濱孫升任主務監督；一八三七年（道光十七年），魯濱孫又退職，甲必丹·義律（Captaia Elliot）升任主務監督。義律升任主務監督時，已不設第二、第三監督，僅主務監督一人，職權性質已有變更，中國因稱之為領事。帶威曾任東印度公司事，久於東方，能華語，深通東方情形，律勞卑之行動必無結果，彼早已料及。當彼升任主務監督時，並不與粵督通信，亦不往廣州，住居澳門，概守靜默，惟將種種情形報告英政府，事事候政府之訓令；魯濱孫任主務監督時，一切依循帶威的辦法，惟增設事務所於伶仃島。

　　但是英商對於繼任監督的靜默政策，很不以為然，說他們無能，曾聯合向英政府請願，陳述意見，大略說：政府所派的監督，權限太小，不能直向北京抗議；政府既設此監督，即宜賦予以特權，並宜備以相當兵力，一旦有事，便可向北方進行，與中央政府交涉，通商口岸宜擴張於廣東以外；若如現時情況，事事聽命於中國，實為難忍。及義律接任主務監督時，英外務大臣已為英商之建議所動，訓令義律，大略說：以平和手段維持對中國的商業關係，本為政府所希望，惟此等和平政策，為居住廣東之英商所反對，即吾意亦覺欲使商務發展，非可以尋常的手段成就。這就是表示政府將要採用非常手段了。

　　義律就職後，試與粵督交換公文書，恐被拒絕，書面權用稟單形式，粵督（此時粵督為鄧廷楨）接受了；答覆時，仍用命令書由公行轉交，叫他暫居澳門，候皇帝諭旨許可；未幾，果得諭旨許可了，義律始入廣州。義律報告英外務部，謂已與粵督交換公文書，系用一種巧妙之方法，其形式雖同于中國官吏對於長官之報告，然非英語之所謂請願書。

　　英外相巴馬斯頓不以為然，再三訓令義律，說與中國總督交換公文書，無論如何，不可經公行之手，且不可用稟單形式；意思就是要他務必取得與總督平等的權利。義律得到此種訓令後，向粵督試探，但所得到的，只是粵督嚴厲的訓飭侮辱。（粵督對義律所下的訓飭，如曰「大班」不用天朝之敬語，而用對等之「貴國」「殊為不合」；如曰「大清帝國之威嚴，大班勿再淩辱」；如曰「該大班去澳門以後，無論何時，當報告地方行政官廳」；如曰「汝宜善保其地位勤勉厥職」云云。）於是，義律報告其本國外務部說：若欲取得對等主權利，非訴諸武力，不能有效。此時中國禁止鴉片問題漸趨嚴重，故義律報告其本國又說：鴉片問題，早晚必起衝突，希望政府派遣相當兵力東來。

　　英政府因於是年（一八三七年，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命在東印度之艦隊司令、海軍少佐曼特蘭（S.F.Maitland，中國官文書譯為嗎咃）率軍艦數艘赴中國，訓令要旨：一、保護英人利益，有正當理由對於中國官吏申訴事，主務監督可左袒之，應提議時可即提議；二、廣東英商，對於主務監督的主張，務必順從。此時候，英政府已放棄從前的和平主旨，決計採用非常手段，來打破中國的門戶了。而清政府的大小官吏，還在睡夢之中，時向公行發命令，要他們好好約束夷人，毋得任令夷人肆行無忌；不知埋在地下的炸藥，安上引火線就要爆發了。鴉片問題，就是絕好的引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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