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基集卷二十(3)

卷二十(3)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云云〉救鄭，楚子使椒來聘

　　外夷猾夏，而中國失禦侮之道，故外夷遂強，而用中國之禮焉，此夷夏盛衰之大機也。

　　夫外夷之所以強，皆由中國不振而已矣。當我文公之時，晉靈少懦，不在諸侯。楚人師於狼淵以伐鄭，是以此嘗晉之能否也。晉大夫以五國之師救鄭而緩不及事。《春秋》貶大夫而人之，以見中國之不振，自此始歟。由是楚勢遂張，而使椒聘魯，乃以爵書，而君臣並見，然後華夷無複辨矣。可不為之寒心哉！嘗謂夷狄猾夏未足憂，而中國之衰為可憂，何哉？當齊桓創伯之時，荊始入蔡而伐鄭，其勢張矣。桓公同盟於幽之後，荊始來聘，其進不過書人，而國號且未改也。既聘之後，屢駕伐鄭，而改稱楚，不駸駸乎強大而將不可遏歟？然而次陘之伐，振旅於前；而城濮之戰，獻捷於後。終桓、文之世，不得以爵見經，以中國之有人也。城濮以來，楚人不敢北向者十有五年。今而忽起伐鄭之師，甯不謂中國無人而可以逞其願乎？是役也，實華夷盛衰之大機也。晉之執事，不思折衝禦侮以消外患，雖起救鄭之師，而逡巡畏縮，不即赴敵，遂使鄭國失三大夫，不得已而及楚平，誰之咎耶？《春秋》于伐鄭之楚，猶以「人」書，向使晉能遏之於此，亦何致遂成其強哉？惟晉人不識事勢，而坐失其機，然後強夷得遂其志，而越椒來聘，公然以中華之禮行乎望國，觀其以玉帛而來，固異乎執干戈以從事，推原其心，豈誠知義而慕之者哉？不過借此以為窺覘之計耳。《春秋》于救鄭之役，貶諸大夫而稱「人」，而中國之失策自此始也。至於來聘之役，遂進楚而稱「子」，以蠻荊之得與齊、晉並肩自此始也。由是而次厥貉，由是而侵陳，遂侵宋，無乃濫觴于伐鄭，而滔天于聘魯也歟？甚而至於辰陵之盟、于邲之戰，首足遂倒懸焉。然則晉靈趙盾長亂之罪，無所逃矣。

　　或曰：「來聘之舉，傳謂與之，今子之雲，得無異乎？」曰：「君臣並書，固與之也，而浸強之意見焉；不然，何以從此而凡役得書爵耶？愚請為之說曰：滕子來朝，自是而皆稱子。若曰滕之淪于夷狄，自朝桓始也；楚子使椒來聘，自是而得稱子，若曰楚之進於中國，自聘魯始也。籲！聖人之旨微矣哉！」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禮施于不當施之人者，人事之失；瑞降于不當降之國者，天道之變也。夫時聘結好，常禮也，而以為非，何哉？魯桓以不義得國，王法所當討也。今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茲非人事之失乎？百谷順成，嘉瑞也，而以為異，何哉？魯桓以不義得國，天理所不容也。今五穀皆熟以有年，茲非天道之變乎？在他君以聘問為禮，而施於桓公則非；在他君以有年為常，而降於桓公則異。聖人之旨微矣哉。

　　嘗謂《春秋》之作，無非為存天理、正人倫計也。人事舛，則倫不正；天道僭，則理不明。聖人上奉天時，下立人紀，故有賞刑之庸，而有燮理之道焉。《春秋》，天子之事也，安得不於天人之際交致其謹也哉？是故魯桓篡隱而奪其位，人倫之大變也。執之者無罪，殺之者無禁。暴明其惡，恭行天罰，宜也。魯之臣子，義不戴天，而莫能討，則鄰國之所當舉法也，況于太公，實受賜履之命，齊可以不問乎？奈何不修方伯之職，乃使其貴介弟將玉帛以修好？人事之反其常，未有甚於此者矣。《春秋》書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所謂禮施于不當施之人也。桓篡隱而有其國，天理之大變也。不有人禍，必有天殃。旱幹水溢，疾疫饑饉，宜也。天下諸侯視以為常，而莫能討，則惟天能誅之耳。況于豐年之瑞，當應於有道之國。魯何以致此乎？奈何不有凶災之譴，當其即位之三年，乃獲五穀皆熟之慶？天道之反其常，未有甚於此者矣。《春秋》特書曰「有年」，是謂瑞降於不當降之國也。《春秋》深明天人之理，安得不以為非常之事而謹書之哉？厥後宣公之惡，猶桓也。元年齊侯與之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則亦僖公修聘之類也。十六年而大有年，則亦桓公有年之類也。人事之失，天道之變，《春秋》特於二公備之。聖人誅亂討賊之法嚴矣哉！

　　雖然，弟年來聘，齊之罪也，而有年之瑞，天亦僭乎？以桓公在位十有八年，大水螽災，每見於經，而僅一有年，則他歲之歉可知矣。桓公之罪可誅，而周公之遺民不可殄也。天為民而有年，豈桓公有以致之哉？不然，彭生之難，亦不異於氏之禍，何耶？故曰「天定亦能勝人」，不可誣矣。

　　◇考仲子之宮。築王姬之館於外

　　望國以非禮為禮，《春秋》書之，所以正其失也。

　　夫知其不當為而為之者，天下之大罪矣。故仲子，惠公之妾也，不當祀以夫人之禮，而隱公成其父之邪志，為別立宮以祀之，蓋自以為得禮，而不知其非禮也。齊者，魯之仇也，不當為之主婚，而莊公忘其父之仇，為築王姬之館於外，亦自以為得禮，而不知其悖禮也。由此言之，豈非故為其所不當為者乎？此《春秋》所以深惡之也。

　　古者庶子在父母之室，為其母不禫，所以厭於尊；慈母與妾母不世祭，所以降於嫡。此禮之當辨者也，況以妾母而敢立宮以尊之乎？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與同國；九族之仇，不同鄉党。此義之當行者也，況以父仇而敢築館以主其婚乎？今隱公紊嫡庶之分，而莊公忘父子之親，天理絕而人倫亡矣，《春秋》安得不深責之哉！且仲子者，桓公之妾母也。隱公承先君之邪，而讓非其所當讓，將立其子，而先尊其母，特以孟子既入惠公之廟，則仲子不得與之並享，則非不知仲子之為妾矣，故特奉之以別宮。自常情言之，則不敢致諸太廟，而別立宮焉，疑若稱也；由君子觀之，則謂公雖不敢祔仲子於太廟，而立宮之禮亦非。故《春秋》因其始祀而書曰「考仲子之宮」。「考」者，始成而祀也；不曰「夫人」而曰「仲子」，正其名也。而隱公之以非禮為禮可知矣。莊公之于齊，不共戴天之仇也。天王嫁女于齊，而使魯為之主，害義甚矣。為莊公者，泣血以請辭焉而勿從之，可也，奈何藐然不顧而遂受命焉？然不館之於國內，則非不知其不當為也，故特築王姬之館於外。自常情言之，則築館於外，不失居喪之禮，疑若可也；以大義言之，則公也方當寢苫枕戈之時，而與仇人主婚姻之禮，不亦悖乎？故《春秋》特書「築王姬之館於外」，則莊公之以非禮為禮，又可見矣。夫考宮，常事也，其得為者不書，而「考仲子之宮」則書，以其亂夫婦之倫也。考宮書於上，而繼之以「初獻六羽」，六羽尤非仲子所當用，則隱公之罪不可逃矣。魯主王姬久矣，其得為者不書，而莊公之主齊婚則書，以其忘父子之倫也。築館書於上，而繼之「王姬歸於齊」，歸齊則非魯所當主，而莊公之罪不可逭矣。斯二者，三綱之所系也，《春秋》安得不深謹之哉！

　　嗚呼！魯之禮若是耶，而曰猶秉周禮也，然則當時諸侯之于禮可知矣！

　　◇會于蕭魚，秦人伐晉，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伯主既服貳國，而不能制外患，此《春秋》之所惜也。夫功不在大，而患不在小也。惟不慮患于功成之後，則未有不失之者矣。

　　晉悼公疊三駕之勞，以得鄭于蕭魚之會，此中國莫大之功也。奈何秦人繼之以伐晉。借曰秦，晉仇也，蕞爾莒乃敢伐我東鄙而圍台，彼固有以覘晉之怠矣。而當悼公之世，有是焉，寧不深可惜哉？故自蕭魚而晉伯衰矣。吾嘗觀于齊桓公矣，方其伯之盛也，攘夷狄，恤與國，糾逖王慝，如恐弗逮，何其勤耶。至於葵丘既盟，怠心遽肆，由是楚狄交熾，公不能抑。君子傷之，以為有始而無終也。然而緣陵之城，救徐之役，功雖不足，猶有事焉，而未至如晉悼之遽自畫于服鄭也。人徒知葵丘為桓公盛衰之會，又孰知夫蕭魚為悼公勤怠之機耶！何也？悼公之入國也，逐不臣七人以治內，圍宋彭城以治外，而複伯之權輿，已在此矣。由是而睦諸侯，和戎狄，三分四軍，以待來者，其勤為何如耶？故鄭人之未服也，申之以五會，震之以三駕，屢盟而屢叛，屢叛而屢伐。公亦知服人以威之未盡善矣，於是乎肆青圍鄭，聊以張吾三軍，而納斥候，禁侵掠，旋繼于行成之後，講好會而卻擔盟，推至誠以待鄭使，反復之人，不惟面革，而有服其心，庶幾乎王者之氣象矣。奈何服鄭之後，遂自縱弛。秦，虎狼也，党楚而來謀我，盍亦預為之防乎？今也徒知一鄭之服為可喜，而不知外侮之至為可憂。蜂蠆有毒，況敵國乎！秦人來伐，乃使士魴以孤軍禦之，卒易秦而不設備；于櫟之戰，不敢以告諸侯，亦可恥矣。比及明年，僻陋在夷之莒，亦敢興師伐魯，而圍其邑。夫魯，晉之同姓，事晉最謹，而莒敢陵之，豈徒弱魯而已？知晉之怠而不畏也。觀《春秋》書蕭魚之會，而繼書「秦人伐晉」，明年又書「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無乃與「盟於葵丘」而繼書「狄滅溫，楚人伐黃」之事類乎？

　　雖然，蕭魚之會，晉悼之終也，諸侯賴之，稍獲息肩，當衰亂之世，亦可謂之小康。然以聖人之王道律之，則不然矣。悼公以清明之資而止于此，寧不深可惜哉？悼公沒，晉伯替矣。推原其由，悼公之政，大抵以大夫分之。當其盛也，有荀、魏絳之良；及其衰也，伐秦制于欒黶，而會戚惑于荀偃、師曠，然駸駸不振，而溴梁之乖見矣。無競維人，豈虛語哉？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鄭罕達帥師取宋師於岩

　　列國互用詐以相覆，《春秋》直書之，亦可見出乎己者之反乎己也。夫兵，聖人之所惡也，而況於以詐謀交相傾覆者乎！

　　我哀公之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越五年，而鄭罕達又帥師取宋師於岩。夫「取」者，悉虜而俘之也。成師以出，而使敵人得盡取之，則敗者必有不備不虞之失，而勝者必有出其不意之計。詐謀並作，仁義塗炭，寧不重可憐哉？觀《春秋》書宋、鄭互相取師之文，可以有所感矣。

　　先王用三驅而不掩群；君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待物且爾，而況人乎？時入春秋，諸侯放恣，干戈相尋，靡有寧歲。用詐逞奇，紛紛而莫之禁。以奸宄為仁義，以殺戮為尋常，在王法不可勝誅矣。今鄭大夫欲外取邑以與嬖人，於是乎有圍宋雍丘之舉，其罪豈不大哉！《春秋》乃舍鄭人之圍邑，而專著宋人取師之罪，何也？夫敵加於己，自反而有禮焉，則修文告以卻之，不得則告于天子，請于方伯，必有能伸之者。今也不然，則圍鄭師於雍丘，日遷舍以合壘，是宋人之志，在於盡割其眾，而異于解罔祝禽者矣。則不仁孰大焉？故《春秋》不書鄭之伐宋，而但曰「宋皇爰帥師取鄭師於雍丘」，言「取」，則無一人得脫可知，而鄭之懸軍深入、自取敗亡之罪，亦可見矣。佳兵，不祥之器，出乎爾者，必反乎爾矣。不越五載，而鄭罕達又以取宋師書於經。夫向巢欲盡平元之族而圍岩，亦猶鄭人之圍雍丘也。鄭罕達救岩而圍宋師，亦猶皇瑗之救雍丘而圍鄭師也。則鄭人之志，亦在於報宋，必欲悉虜而俘之矣。彼以不道施諸我，而我又以不道報之，以怨易怨，當何時而已乎！《春秋》亦不書宋人之伐鄭，而直書曰「鄭罕達帥師取宋師於岩」，則用詐之罪在鄭，而宋之不備不虞、以取喪敗之罪，又可知矣。

　　夫國以民為本。君子之愛民也，如保赤子，不時且不敢使，況以私忿小怨，驅而納諸陷阱之中，使其肝腦塗地、骨肉離析至此極哉！有伯者作且不可容，律以春秋之王法，皆當服上刑矣。抑嘗考之春秋之初，書曰「宋人、衛人入鄭」，而繼之曰「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是二國之以詐謀相掩，非一日矣。桓文迭起，而取師之文不見於經，至是乃兩見焉，而又出於宋、鄭。宋以先代之後作賓王家，而鄭以母弟懿親蕃屏王室，而壞法亂紀，至於如此，可勝誅哉？嗚呼！觀宋殤、鄭莊於春秋之始，而知天下之無王，觀宋皇瑗、鄭罕達於春秋之終，而知天下之無伯，始而諸侯，終而大夫，又可以言世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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