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基集卷二十(2)

卷二十(2)

　　◇秦伐晉，狄侵宋。楚子、蔡侯次於厥貉

　　強國並起而伯勢分，《春秋》所以深為世道慮也。世至文公，中國衰而外夷強矣，是故秦有伐晉之師，而狄亦為侵宋之舉。二強並起，遂使楚子得以乘間而挾蔡侯次於厥貉，以與晉爭伯。《春秋》狄秦於前，而爵楚於後，然則成楚之強者，秦與狄也。觀「伐晉」、「侵宋」而「次厥貉」，書於一年之間，諸侯之無伯，害哉！

　　嘗考春秋之時，倚方漢之險，以憑陵諸夏者，楚也；據崤亟之固，以抗衡伯國者，秦也；恃豺狼之爪牙，以逞其貪婪者，狄也。桓文不作，伯業不振，無歲不有秦、狄之師，無國不有荊楚之患。《春秋》不以秦、狄之患為憂，而以秦、狄党楚為憂者，何哉？蓋當時天下之所倚賴者，一晉而已。今荊既盛于南，而秦又起于西，狄又跳踉於北：三強競爽，不弱一個焉，晉之世伯，不易守矣。是故秦人伐晉，而楚遂滅江；秦、晉戰於令狐，而狄遂侵我西鄙；楚師至於狼淵，而狄又有侵齊之告。何其不約而同耶！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如線，可不懼哉？況于晉君沖幼，不在諸侯。於是起範山之邪謀，生蠻荊之禍心。救鄭不及，楚人遂有以覘其不能；聘魯而傲，楚人遂敢以試其倔強。而北方之圖，堅不可破矣。彼秦者，晉之姻親也。令狐之役，晉不謝秦，固不直矣；而秦納不正，豈為無罪？康猶不悛，不顧義理之是非，而惟以報復為事，興兵伐晉，以取北征，當楚、狄交亂之際，而乘時肆暴，陵轢諸侯之盟主，是以夏而為夷之行。《春秋》以狄待秦者，晉之失伯，秦為之也。由是狄患遂肆，而三恪之宋，首被其侵。雖曰潛師以為侵掠，而豺狼之毒，寢不可遏。是役也，非特為宋患也，將天下之患自此始矣。於是楚人知中國之多故，而乘勢以興。厥貉之次，以臨宋也，臨宋所以圖北方也。而宋果以狄雖不能禦，遂道以田孟諸。夫以變夷覆載不容之罪人，儼然入於中國，驅諸侯而奴役之，天下之變，有大於此者乎？故楚從此遂得書「子」，同於中國，以其強之成，自此始矣。《春秋》狄秦於前，而進楚於後，豈無意哉？觀楚、秦相與滅庸，相與盟於蜀，而他日呂相絕秦之言，亦謂穆公即楚謀我，則秦之党可知矣。自是以後，楚伐麋而狄侵齊，楚圍巢而秦戰河曲。新城之盟，僅僅收拾，而齊又叛。晉人置不敢問，不欲更生一敵以為東顧之憂也。而不知文襄之業，堂堂然去矣。

　　嗚呼！狄不足責也，楚亦汙于荊蠻久矣。秦之先，死于王事，有功于周室者也，穆公以於崤之敗，出悔過之誓言，聖人錄之，使其由是而進於善，則其伯豈止西戎而已哉？奈何連兵數歲，不能成尺寸之功，而徒以成楚人之暴抗？嗚呼！《春秋》狄秦而至於再，其有以也夫。

　　◇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諸侯連兵以為暴，而敵國又乘其後，《春秋》所以交責之也。

　　夫兵，聖人之所惡，而況以詭詐相報復乎。宋、衛間鄭師之在外，而乘虛以入其國。既入鄭矣，又召蔡人以伐戴。則其阻兵肆暴，未有若此之甚者也。而不虞鄭伯之起乘其弊，伐而兼取其師焉。夫宋、衛固不義矣，而鄭亦豈得為義哉？《春秋》書「入」，書「伐」，又書「伐取」，則為交責之也可知矣。《周官》九伐之法，大司馬掌焉，列國而非王命，不敢擅動其兵也。東遷以來，王綱不振，諸侯各自為黨，以奸詐為仁義，視殺戮為尋常，侵奪紛紛，莫之能禁，其罪可勝誅哉！今鄭師以伐宋出，宋人知其國之無守也，於是挾衛人以搗其虛，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之謀也。果然造鄭國都，如入無人之竟。是宋、衛之得志于鄭矣，二國既已入鄭而驕，故以伐戴召蔡。借曰鄭有舊怨，戴何罪乎？不過乘時徼利，以淩弱而犯寡耳。則其阻兵安忍之惡極矣，而不知鄭莊之計又巧也。方二國之入鄭也，鄭師已在郊矣，不還師以自救，而委國與之，避其銳也。及其既伐戴而圖之，擊其惰也。是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彼宋、衛狃于入鄭之役，謂己實無敵矣，而不虞鄭伯之亦掩其不備。鄭攻其外，戴應其內，一舉而三國之師盡沒，亦可為好兵毒眾者之戒矣。嗚呼！宋、衛以是施之于鄭，而鄭又以此反之，其民何罪，而魚肉之若是耶！然則宋、衛、蔡、鄭皆不可以逃王者之刑也。《春秋》比書其事，而四國之惡彰矣。

　　抑嘗考之，春秋之初，以詐用兵，莫甚于宋、鄭也。前此宋人伐鄭，圍其長葛，鄭則輸平于魯，而不之救，長葛見取于宋，猶不顧也。宋人自謂無能為矣，不知宋、魯之黨既離，而郜、防之取繼至，則宋已墮鄭之術中而不寤也。至此，又蹈其前轍焉，卒於民不堪命，禍發蕭牆。嗚呼！若宋之殤公，所謂自取之也夫！

　　◇齊人、鄭人入郕，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假王命以逞其私忿，抗王威以肆其不臣，甚矣鄭莊公之不道也！

　　夫諸侯而不知有王，惡之大者也。鄭伯憾郕之不會伐宋，於是托于王命，而挾齊人以入其國。「入」者，不順之詞也，則其假王命以逞私忿者可見矣。既而以不朝得罪于王，王帥諸侯以討其罪，乃敢用兵，交戰于葛，王非諸侯之敵者，抗王威以肆其不臣，其罪又何如哉？《春秋》於「入郕」書「人」、書「入」，以著齊、鄭之罪；于「伐鄭」，不言戰敗，所以存天下之防也。嗚呼！鄭者，宣王之懿親。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則鄭實王室之藩屏也。奈何寤生以小人之雄，連諸侯以逞其不義？東遷之初，實為無王之首。是故伐衛而專征伐之權，盟石門而亂司盟之法；溫麥周禾，君臣道喪；取邑易田，滅紀廢典；則其不知有王也久矣。至是以兵入郕，果欲尊王室哉！觀葛之一戰，可以究其奸雄不道之心矣。夫郕者，文之昭也。當魯之九年，鄭人伐宋召郕，而郕不與，非郕罪也。鄭莊以其嘗為王之卿士，而托于王命，以敗諸侯，於是合齊人以虐郕，而誣以違命之罪。干戈戎馬，造其國都，而王臣不行，王師不出，則其矯假之罪已明而猶未也。一旦王奪其政，遂懷忿而不朝，以致天王奮怒，躬帥三國以伐之。此舉雖非天討，而鄭之見伐于王，尤足信其入郕之為矯矣。不然，鄭方糾逖王慝，何至自受王師之伐也哉？王師既至，乃不俯首請命，而敢執干戈，與天子周旋葛之後，至以一矢加之乘輿，逆理、悖道而有若此者乎！《春秋》不言其戰與敗，所以為王諱，而存天下之大防也。雖然，鄭之所以敢抗王者，未始不由入郕之役致之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矯制入郕，而王不問，然後大假王命，以制諸侯，於是而入許，於是而納馮，志得意滿，遂有葛之舉矣。自葛以後，而王命不行，伯圖遂啟。故夫東周之不振，皆寤生之所為也。論而至此，鄭莊之罪，不容誅矣。而齊以太公之裔，賜履之命，非不重也，乃不能以義制鄭，而從其所欲，然則祿父者，亦寤生之徒與。

　　◇杞子來朝，公子遂帥師入杞

　　事人而失其禮者固可責，責人之失禮而加以兵者尤可罪。夫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而仁者為能以大事小也。若杞者，可謂不知，而魯亦可謂之不仁也歟。

　　夫杞不朝王而朝魯，非禮矣。況以中華而用夷俗，以夷變夏，杞之罪，容可免乎？魯之於杞，有婚姻之好焉。誨之以文告，加之以訓辭，抑豈不可？而公子遂帥師入其國，則太甚矣。《春秋》交著其罪，故杞本伯爵而貶稱「子」，狄之也；「公子遂帥師」，言其用大眾也，「入」者，不順之詞也。而二國之罪，皆無所逃矣。昔者太王之事昆夷，以小事大者也，其詩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曷嘗自外於禮乎？湯之事葛，以大字小者也，其書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曷嘗以失禮而遽伐之乎？春秋之時，人心郕壞，天理不明，故小國安於僻陋，而無自強之志；大國矜其威力，而無仁愛之心。於是併吞並起，弱肉強食，然後禮義衰而干戈橫行，中國微而夷狄暴橫，莫之能禦，夫豈無故而然哉？且杞者，先代之後，先王以之備三恪而作賓者也。今而棄命廢職，忘先君之所事，守不能居其封爵，亦可鄙矣。縱以微弱之故，欲恃大國以鎮撫其社稷，則有先公之遺法在，何至以夏後之子孫，用東夷之習俗，投章甫而襲左衽，變禮樂而言侏離，己則無禮，以汙大禹之明德，其何罪大焉！《春秋》因其來朝之用夷禮，遂從而夷之，以見杞之自絕於中國也。由此觀之，杞則誠有罪矣。奈何魯以周公之胤，周禮所在，彼小國不能自振，而倚我大國以為援，其情亦可矜也，而況于伯姬在杞，甥舅之好，庸可棄乎？彼之來朝，豈不有慕於我而為是僕也乎？威儀文詞之不，進退揖讓之或愆，胥教胥誨，以引以翼，以繼武王、周公興滅舉廢之心可也。今也不然，來朝之車甫旋，而上卿授鉞，直造東樓之國舍，曰「有罪」，何至於此？彼以其卑，我以吾暴，嘉善而矜不能之意，果安在乎？《春秋》書「公子遂帥師入杞」繼於「杞子來朝」之後，則杞之失禮可罪也，而魯之不道，不亦甚乎？抑嘗考之，桓之二年，杞嘗朝魯，未幾而魯亦入杞。則杞每以朝魯而受其兵，何哉？桓不足責也，僖公號稱賢君，而亦若是耶？禘太廟，致夫人，而嫡妾之分失；愛季姬，遇鄫子，而閨門之防亂。況又從楚盟齊，乞師于楚，使天下淪于塗炭，魯之為魯，庸愈於杞乎？不省己而以責人，嗚呼！微《春秋》，不仁者皆得以文其惡矣。

　　◇及晉處父盟。公孫敖會宋公〈云云〉，晉士縠盟於垂隴

　　受人之非禮而效其尤者，罪在望國；待人以非禮而貳其過者，罪在伯主。夫大夫不可以抗諸侯，禮之大節也。今也文公朝晉，而及晉處父盟，是晉以非禮加魯，而魯受其辱矣。奈何垂隴之盟，宋、陳、鄭之君在焉，而我以公孫敖會之？晉又以士縠主之！晉既貳過，魯亦效尤，遂使君臣之分，從此大紊於天下，誰之咎耶？《春秋》于處父之盟，沒公不書而處父去氏，於垂隴之盟，則據事直書，而罪自見矣。夫司盟之法，已非列國之所當專，況于以大夫而與諸侯盟乎！

　　周道衰微，王綱解紐。及邾盟蔑，隱公實肇其端；至於浮來之歃，降尊從卑；於折之盟，以下援上。則亂常失序，皆自我魯為之，寧不重可歎乎！齊桓創伯，而以公子結抗盟為討；于防之歃，魯又不祥；直至後幽之盟，齊伯大定，二十餘年，綱紀粗立，抑何幸歟。晉文以譎主諸侯，而翟泉之役，首為厲階，王臣且不顧矣，況與國乎？襄公當國家多難之時，不知以禮信屬諸侯，而以不朝來討。文之伯也，未能改物，何遽至此？我文公不能以周禮自守，而畏大國之威，奔走聽命，辱莫大焉。晉侯不念同姓之懿，而暴蔑周公之裔胄，以宣示其侈。處父，大夫也，敢盟天子之公侯乎？滅紀廢典，以幹先王之法度，其何罪如之！《春秋》沒公以為魯諱，魯人恥之，君子亦恥之也。至於垂隴之會，宋以三恪之賓，陳以虞帝之後，鄭以宣王之懿親，鹹與在列，而晉又使士縠主其盟，是晉襄之待諸侯，皆以大夫當之矣。一之已甚，其可再乎？晉不足責也，魯亦可以省矣。人以大夫盟我，我之辱也。敖也何人，而使上敵三國之君！辱於人不戒，而亦此辱人。夫效尤，禍也。不知政權下逮，自此始矣。是故有處父之盟，而後有垂隴之盟。晉有處父、士縠，而魯有公孫敖。相視而起，相觀而化，三家六卿之禍萌矣。《春秋》嚴謹始之法，故深貶處父，而垂隴之役，遂列二子之名氏，非但直書以從同而已也，若曰「大夫之交政於天下自此始」也，由是而大夫皆得以名氏書於經矣。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由是晉有趙盾，魯有仲遂，紛紛迭起，而桃園之事、過市之哭繼見。嗚呼！濫觴之不塞，孰滔天之可遏？履霜之不謹，知堅冰之必至。他日昭公逐，哀公走，靖公廢，乃其效歟。然後知《春秋》正名辨分，必謹於始，為後世慮至深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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