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基集卷十九(3)

卷十九(3)

　　◇蔡侯、鄭伯會于鄧。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

　　德不修而懼外患者為可鄙，身不正而結外交者為可危。夫天下莫大于理、莫強於義也，曾何會盟之足恃哉！蔡、鄭與鄧為楚強而懼，則相與為會于鄧，而不自省其德之不修也，不亦鄙乎？魯之桓公篡其兄而立，則往與戎盟于唐，而不自念其身之不正也，不亦危乎？是故于鄧之會，特書於經，而于唐之盟，謹書其至，聖人之意見矣。

　　嗚呼！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吾聞蠻荊之來威矣，未聞私相會聚而懼之也；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吾聞戎狄之是膺矣，未聞刑牲歃血以要之也。而況于時會發禁，行人掌其事，非列國之所得專；司盟之法，太史藏其約，非諸侯之所宜用也哉。今也蔡、鄭之為會于鄧，不過謂我之封境，密邇荊蠻，而篳路襤縷之眾，實蕃有徒，惟我有邦，所當協比，以為輔車相依之勢。自常情觀之，其策未為失也；君子則曰：惟德可以自強。苟有令政，則湯以七十裡無敵於天下矣，何不師之而安其所以危乎？事醜德齊，莫能相尚，而徒以會聚為能事，陋矣哉三國之所為也！《春秋》直書其事，雖無貶詞，而鄙之之意自見於言外矣。若夫魯桓之及戎盟于唐，得無謂己得國本以不義，而狼子野心之種，實處東郊，我位新定，所當修睦以市繼好息民之譽？自常人言之，以為不足責也；君子則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彼諸侯之甘心同惡者，無可望矣，安知禍之不在此乎？要言既畢，友行飲至，以告先君之廟，幸矣哉桓公之此行也！《春秋》先書「及」以志其欲在魯，終書「至」以志其幸而得歸，而危之之意見矣。觀之諸侯，已不能自強矣；觀之望國，又有甚焉：則夷夏盛衰之勢判矣。嗚呼！濫觴不塞，必致於滔天之憂；履霜不謹，無惑乎堅冰之至。他日盟于齊而戰於泓，次厥貉而盟辰陵，甚而至於問鼎于周室，則楚之勢愈盛。向使蔡、鄭之徒能思所以自強，吾固知其不在此也。異日侵濟西而為魯患，阻燕貢而逐曹君，極而至於敗劉康公之師，則戎之抗莫遏。向使中國無間可乘，吾又知其未至此也。《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憂國者盍亦以禮義為尚，不然，何華夷之足辨哉！

　　◇鄭人侵宋，宋人、齊人、衛人伐鄭。荊伐鄭，會齊侯、宋公云云，同盟於幽

　　貳國背好，以啟華夷之交爭；外夷猾夏，而速諸侯之從伯。此世道之所以變也。

　　夫夷狄之陵中國，豈無其故？而列國之成為伯，亦豈無其由哉？故我莊公之時，鄭人棄二鄄之好，而間齊以侵宋。於是諸侯有伐鄭之舉，未幾而荊亦伐鄭。則華夷之爭鄭，非由鄭人侵宋以啟之歟？荊既伐鄭，而後於幽之盟，出於諸侯之所同欲，而齊伯成矣。然則來齊、楚之爭者，鄭也；而成齊桓之伯者，荊也。比事以觀，豈不信哉？師人有言：「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也。」其鄭之謂乎？又曰：「為淵驅魚者，獺也；為叢驅雀者，鷫也。」其楚之謂乎？我莊公之十年，齊、宋實始為郎之次，其年荊亦敗蔡於莘，儼然有與君並興之勢矣。越四年，而荊入蔡，於是乎有二鄄之會。諸侯之心，蓋已凜凜畏楚而思倚齊以為安矣。鄭何為者，玉帛之好方同，而干戈之念又起？間諸侯之有事邘而侵宋，潛師以掠人之境，何名也？是時宋方睦于齊，師而加宋，齊必救之，鄭豈不知此哉？而侵宋焉，是謂自作孽，以動天下之兵也。未幾而諸侯之師至矣。以一旅之侵，易三國之伐，鄭之為謀疏矣。不思既睽于齊，而又取輕于楚，遂使荊屍乘廣之卒，鳴鐘擊鼓，公然問其緩告之罪，而滎陽、京櫟之間，自是多故。向使鄭人能守二鄄之好，則唇齒之勢方固，楚安得而輕犯之哉？故曰「貳國背好，而啟華夷之交爭」也。若夫齊之圖伯，固未能卒有諸侯也。北杏之會，宋人旋叛；二鄄之役，鄭又貳心。屢會而不敢為盟，知人心未可以強一也。及夫荊患至鄭，則天下諸侯皆有無厭及我之慮矣，於是大國若宋、衛，小國若滑、滕，遠國若陳、許，望國若魯，無不皆來，而鄭伯亦不敢不親至矣。於是相與為盟，且謂之「同」，而無不從齊之國矣。向使楚患未至於鄭，則桓公之伯，烏得而遽成哉？故曰「外夷猾夏，以速諸侯之從伯」也。《春秋》書曰「鄭人侵宋」，責之也；三國伐鄭而書「人」，將卑師少也；「荊伐鄭」，狄之也；「盟於幽」而書「同」，同欲也；諸侯書爵，與之也；不書「我公」，諱失信也。聖人予奪之意見矣。嗚呼！以列國而主天下之政，豈《春秋》之所欲哉？不得已也。則世道之變，可勝言哉！

　　雖然，吾于齊桓伐鄭之事，不能無憾也。鄭突以篡而有國，當討也，使桓公能請于王而正其罪，不亦美乎？而公之志，止于得鄭而已耳。伐鄭以討其侵宋，執鄭詹以問其不朝，于天下之大義無與也。論者謂召陵之役，不問楚之僭王，而問包茅之不入，蓋伯者之苟且，大抵此。不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其功盛矣，何仲尼之門羞稱之哉？

　　◇齊仲孫來，齊高子來盟

　　外臣之來望國，其受命同而所行異，《春秋》因其得失而予奪之也。

　　夫以道事君者，忠之大也。仲孫、高子，皆齊大夫。仲孫之來，名為省難；高子之來，名曰謀魯。其受命而來也，皆非有定難安危一定之辭也。《春秋》略其君臣之常詞，而不稱使，無以異也。然仲孫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高子至則平魯難而定僖公，使魯國賴之以安。是仲孫不能匡君以義，而高子則能權而合宜。故《春秋》一則直書曰「來」，而不言其故；一則美而稱「子」，且曰「來盟」，則二子之得失可見矣。仲尼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謂之「以禮」，則不可為私也；謂之「以忠」，則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也。然則仲孫、高子之得失，豈不昭昭矣乎？夫齊之與魯，親則甥舅，且鄰國也。魯國有難，齊其可以坐視之乎？而況於盟幽之役，既以伯主自任，昭大神要言焉，於是乎授之諸侯，將何為耶？天禍魯國，莊公即世，而嗣子弗終，無所歸咎。魯之臣子，方將有討，而力不足，則大國是望而已矣。桓公不修乃職，而有乘亂取國之心，乃使仲孫來魯，陽以省難為名，而陰行窺覘之計。伯主之義，豈若是哉？仲孫之言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則既知罪人之所在矣，則勸其君共行天討，不可後也，乃曰「難不已，將自斃」，固將坐而待之乎？雖有「務甯魯難而親之」之言，不足以蓋其幸災養患之罪矣。卒使巨奸稔惡，無所忌憚，而武闈之禍再作。向使仲孫能勸桓公早為之所，豈至此耶？《春秋》不言其故，而止曰「來」，則其來之無名可知矣。閔公無祿，魯國無君，桓公又使高子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所以命高子者，想不異于仲孫矣。而高子則不然，君之命我，雖無一定之言，而我之事君，豈可不引之以當道哉？與其取魯而失天下之心，孰若安魯以昭吾君之令德哉？於是制其閫外之命：魯未有君，我是以定公子申之位；魯難未已，我是以有鹿門、吏門之城；魯民未安，我是以和其不協而為之盟。使周公之社稷賴以不墜，而齊侯獲存亡繼絕之名於天下。嗚呼！事君若高子，真所謂大臣哉；若仲孫者，可謂具臣而已矣。故《春秋》特褒之而稱「子」，且曰「來盟」，見其權在高子，而高子又能行權而合乎善，非若仲孫之比矣。

　　或曰：「仲孫以省難來，安知其陰行窺覘之計乎？」曰：「觀桓公之問曰『魯可取乎』，則知之矣。」曰：「然則仲孫何以稱字而不貶乎？」曰：「仲孫雖不能勸君以討賊，而亦未嘗納君於惡也，故曰『君其待之』非也，而曰『君其務甯魯難而親之』則是矣。故以仲孫方之高子則不足，若加貶焉，則有勸桓公乘時以取魯者，又將何以罪之哉？此又輕重之權衡也。故曰《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夫豈可以苟言哉！」

　　◇晉人執虞公

　　諸侯徇利以失國，乃其自取之也。夫有國家而以利徇人，未有不失之矣，其虞公之謂乎？虞公貪璧馬之賂，而從晉以滅虢，虢亡而虞亦隨之。《春秋》書曰「晉人執虞公」，言以眾人執獨夫也。夫以千乘之國，爵為上公，而晉人執之如一夫然，非虞公自取之乎？觀聖人之所書，可以為貪利者之戒矣。

　　夫虞，太王之昭也。晉於是乎滅虞矣，則不言滅，而止言「晉人執虞公」，何耶？蓋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而有壤地褊小，困於強暴，力不足而失其國，非其有以致之，則書滅，以見滅之者之罪，如譚、遂、弦、黃之類是也。若夫虞公，則異於是矣。以堂堂上公之尊，君百里之地，夫孰得而犯之哉？今也重貨財而輕兄弟，信邪說而違忠言，璧馬既入而滅虢之師遂起，不思下陽滅而虢不能為虢，虢滅而虞不能以為虞。「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宮之奇言之矣，而不聽。是愛社稷不如垂棘之璧，而視同姓之親不如屈產之乘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非獨夫而何哉？以千乘之君，而身為獨夫，其亡也非不幸矣。《春秋》不書「晉人滅虞」，而曰「晉人執虞公」，若曰虞地之鋋于晉久矣，虞公之死命制于晉而已矣。故《左氏》曰：「罪虞且言易也。」《穀梁》曰：「其曰公者，猶下執之之詞也。」嗚呼！利之能亡人國若是哉！人亦有言：「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如虞公矣！

　　或曰：「晉之于虞，同姓也。衛侯毀滅邢而生名之，虞固有罪，而晉得從末減，何耶？」曰：「滅人之國，其罪易見；而貪利以失國，其罪難明。下陽，邑也，而以虞、晉滅之為文，晉之罪已見矣。今又執虞公焉，虞公，天子之上公，而晉人擅執之，是無王也，而得為無罪乎？《春秋》不以梁亡之法書之，則亦不以恕晉矣。若夫滅同姓之惡，複何待於貶耶？」

　　◇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伐國而圍人之邑，與救患而入人之邑者，皆王法之所不容也。夫兵，《春秋》之所惡。至於乘勢以為利，尤有所不當為者矣。我襄公之十有二年，莒人伐我東鄙，而圍台。書「伐」，書「圍」，是罪之在莒也。季孫宿受命以救台，不受命而遂入鄆，書「救」而「遂入」，是罪之在季孫矣。莒固不義，而魯亦豈為義哉！《春秋》比而書之，所以著二國阻兵修怨之罪也。凡書「伐」者，皆惡其擅兵以為暴也；伐而圍人之邑，則又甚矣。凡書「救」者，皆善其恤患而解紛也；救而遂入人邑，則救不足言而入為罪矣。是故蕞爾莒國，敢伐我而圍邑，患自外至者也，君子固為魯憂之；季氏強臣，因救邑而生事，患自內作者也，魯國之憂至是始大矣。

　　嗚呼！龍旗承祀，奄有龜蒙。魯，周公之裔胄，春秋之時，惟齊倚其舅甥之故，而轉為仇敵，其他若宋、若衛、若晉、若秦，皆不敢以一矢相向者，畏周公故也。今以僻陋在夷之莒，乃敢執干戈與魯周旋，庸非魯人自取之乎？于酈之役，季反敗其師而俘其卿，莒人不敢報也。僖公屈千乘之尊，嫁女于其大夫，而自主之，又降班失列，下與之盟，封境之間，雖得無事，而辱國亦甚矣。宣公以不正之君，貪功徇利，以啟爭端，莒猶未敢致報，畏魯之有齊援也。襄公不務德政，而屬鄫以為私，卒致莒人滅鄫，而侏儒有狐紿之敗。由是魯之不能為人所料，而莒始敢稱兵伐我矣。至於今而圍台，乃莒人伐我之三役也。間諸侯之有事，背盟好而興戈矛，今又伐我而圍其邑，莒之罪不可勝誅矣。季孫受命以救台。台者，我之封邑，受諸先王，有民人焉，不可以不救也。師至而莒圍解，振旅以歸覆命可矣。乃乘時而遂入鄆，無乃怒蹊田而奪之牛乎？尤而效之，其罪與莒同矣。而擅權生事，不有其君，非細故也，其患豈直伐我東鄙而已哉？《春秋》書「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所以著莒人之罪；繼書「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帥師救台」可也，而「遂入鄆」不可也。「遂」者，專事之詞；「入」者，不順之意：則季孫之罪不可逃矣。故嘗論之，莒、魯之爭，每不利於公，而利於季孫。厥後乘亂取鄆者，季孫也，而叔孫當其討；伐莒而取鄆者，又季孫也，而昭公受其辱。其事蓋權輿於救台入鄆之舉矣。故曰莒患不足為憂也，而大夫之患，深可為魯憂也。詎不信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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