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削繁》序_紀昀

《史通削繁》序

　　史之有例，其必與史俱興矣。沮誦以來，荒遠莫考。簡策記載之法，惟散見於左氏書，說者以為周公之典也。馬、班而降，體益變，文益繁，例亦益增。其間得失是非，遂遞相掎摭而不已。劉子元激于時論，發憤著書，於是乎《史通》作焉。夫《春秋》之義，以例而隱，先儒論之詳矣。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事變靡窮，紀載異致，乃一一設例以限之，不已隘乎？然聖人之筆削，如化工之肖物，執方隅之見以窺之，自愈穿鑿而愈晦蝕；文士之紀錄，則如匠氏之制器，無規矩準繩以絜之，淫巧偭錯，勢將百出而不止。故說經不可有例，而撰史不可無例。劉氏之書，誠載筆之圭臬也。顧其自信太勇，而其立言又好盡：故其抉摘精當之處，足使龍門失步、蘭台變色，而偏駁太甚、支蔓弗剪者亦往往有之，使後人病其蕪雜，罕能卒業；並其微言精義亦不甚傳，則不善用長之過也。注其書者凡數家，互有短長。浦氏本最為後出，雖輕改舊文，是其所短，而詮釋較為明備。偶以暇日，即其本細加評閱，以授兒輩。所取者記以朱筆，其紕繆者以綠筆點之，其冗漫者又別以紫筆點之。除二色筆所點外，排比其文，尚皆相屬，因鈔為一帙，命曰《史通削繁》。核其菁華，亦大略備於是矣。

　　昔郭象注《莊子》書，蓋多刪節：凡嚴君平《道德指歸論》所引而今本不載者，皆象所芟棄者也。例出先民，匪我作古，博雅君子諒不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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