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從吾《疑思錄》_明儒學案

馮從吾《疑思錄》

　　格物即是講學，不可談玄說空。

　　自慊二字，甚有味。見君子而厭然，正自小人自家不慊意處，安得心寬體胖？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君子慎獨，只是討得自家心上慊意。自慊便是意誠，則便是浩然之氣塞於天地之間。

　　問「天命之性」。曰：「如孩提知愛，是誰命他愛？稍長知敬，是誰命他敬？這都是自然而然的，故曰天命。」「雖然，此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如何是天命之性？」曰：「孩提如何便知愛？稍長如何便知敬？這必有所以知愛敬者在此。蓋是父母初生時，天已命之矣，豈待孩提稍長後才有此愛敬哉！知此，則知天命之性。」

　　外省不疚，不過無惡於人，內省不疚，才能無惡於志。無惡於人，到底只做成個鄉願，無惡於志，才是個真君子。

　　《論語》一書，論工夫，不論本體；論見在，不論源頭。蓋欲學者由工夫以悟本體，由見在以覓源頭耳。《中庸》則直指本體源頭，以泄孔子之秘。如《論語》論夫子之道曰「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則曰「忠恕違道不遠」。蓋《論語》之論道，指其見在可道者言，《中庸》之論道，直指天命率性之初而言也。不然，忠恕即一貫之道，而曰「違道不遠」何哉？《論語》論德曰「據於德」，《中庸》則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蓋《論語》之論德，指見在可據者言，《中庸》之論德，直合於天載之初而言也。不然，闇然知幾，即君子之德，而曰「可與入德」，何哉？如水一也，《論語》指其見在，如江河，如池沼，皆水也，《中庸》則直指山下出泉，原泉混混而言矣。

　　大庭廣眾中，如一人稱人善，如一人稱人惡，則稱人善者為君子，而稱人惡者為小人。一人稱人善，一人和之，一人阻之，則和者為君子，而阻者為小人。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一人不答，則不答者為君子，而和者為小人。以此觀人，百不失一。

　　從心所欲，便不踰矩；從耳目口體所欲，便踰矩矣。

　　孔門以博約立教，是論工夫，非論本體。學者不達，遂以聞見擇識為知。故夫子不得已又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直就人心一點靈明處，點破知字，此千古聖學之原。若聞見擇識，不過致知工夫，非便以聞見擇識為知也。故曰「知之次，知其知，知其不知，是本體」。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是工夫。辟之鏡本明，而拂拭所以求明，非便以拂拭為明也。以拂拭為明，固不是，謂鏡本明，不必拂拭，亦不是。故聖人說出本體，正見得工夫，原非義外耳。

　　仲尼、顏子之樂，乃所以樂道，非懸空去別有個樂也。禪學盛行，將此道字掃而去之，只懸空以求此樂，其弊至於猖狂自恣而不可救。孟子曰：「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說我口。」分明說破道之可樂如此。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人性皆善，而告子強制之使惡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不得於言，不得於心，心上自是不安，自是過不去，自不容不求於心，自不容不求於氣，此正是真心不容已處，所謂性善，所謂良知也。如此真心，正當操存而培養之，乃反強制之，豈不謬哉？不得于言，要求於心，就求於心，不得於心，要求於氣，就求於氣，不必去勿，此之謂率性。故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人心虛靈，是非可否，一毫瞞昧不過。凡該行該止，此中自有權衡。若肯憑著本心行去，使件件慊於心，便是集義，便是自反而縮。此正孟子得統于曾子處。

　　己溺己饑，若過於自任。不知此一念，就是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一念，人人都是有的。如不敢承當己溺己饑之心，難道亦不敢承當惻隱之心？

　　問：「心一耳，以心求心，豈心之外複有心耶？兩物對則計校生，兩念橫則意見生，求之為言，不幾於憧憧往來耶？」曰：「不然。心非物也，以心求心，非兩念也。能求之心，即是存，不能求之心，即是放。求之雲者，不過自有而自照之耳，非心之外複有心也。洗心、正心、存心、養心，皆是此意。若以求心為兩念，則心誰去洗？誰去存養？亦不幾於兩念耶？如此必舍置其心，任其憧憧往來，而後為何思何慮矣。有是理哉？」

　　問：「操則存，似涉於有，舍則亡，似淪於無，其失一也。不操不舍之間，有妙存焉。何如？」曰：「不操便是舍，不舍便是操，勢無兩立，豈有不操不舍之理？此便是要舍的說話。」問：「操似助，舍似亡，不操不舍之間，才是勿忘勿助？」曰：「勿忘勿助，都是在操守上說，有事是操處，勿忘勿助，是操之妙處。」

　　有夭有壽是常事，而人多以夭為變，以壽為常；有毀有譽是常事，而人多以毀為變，以譽為常；有得有失是常事，而人多以失為變，以得為常。以至貧富榮辱皆然。常變一也，分常變而二之，則二矣。故人生終日營營逐逐，有多少畔援欣羡處，那一件不從二字上生來？若能勘得破，夭壽乃人生常事，何有於毀譽得失、貧富榮辱乎？便是不貳，便是修身以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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