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志卷三國統志三(4)

卷三國統志三(4)

　　十一年正月，我大清欽差出使大臣何如璋等來駐東京。五月，盜刺參議大久保利通。以其變法專制故也。凶徒石川縣士島田一郎既就縛，猶自嗚得意，曰：「吾為國除害矣！」先是，明治二年，參與橫井平四郎為十津川鄉士所要殺，橫井蓋嘗主張革命論者。兵部大輔大村益次郎亦遭刺殺，凶徒懷書自首，乃責其練習西洋兵法雲。八月，車駕巡狩北陸諸國。十一月，還幸。嗣後巡幸諸國，間歲輒舉行，以為常典。是年複開地方官會議。以參議伊藤博文為議長。先是，府縣改置後，井上大藏大輔召集地方官，以議民政為地方官會議之始，自副島種臣等請建議院，政府欲以地方官會議為議院始基，稍變官吏專制之治，藉以塞民權自由之口。而民權家乃謂：「官吏為朝廷所授，非人民公選，不足以代議。」所召集各官又自謂：「代民公議，不願受官省抑制。」

　　書於太政官，乞裁抑議長之權。議長滋不悅，既定期開議矣，忽飭令散會，至八年始開議。議中有擬設民會一事，議員不聽民選，姑以區戶長為代，民權家益鳴不平。是歲，再開議，議定郡區町村編制之法、府縣會規則、地方稅規則。此三法仍由政府核定。租稅分為二款：歸國用者名國稅，在地方用者名地方稅，府縣會議員則由民人公選雲。而地方紳民結黨立會以論時政者所在蜂起，中如高知縣有三大党，曰立志、曰靜儉、曰中立。立志主張民權，推板垣為首。靜儉仍主封建之政，中立則兩不偏倚。西鄉事起，板垣雖調和諸黨，戒党人毋躁，而立志社遣片岡健吉上疏，極論朝政，既而健吉等竟謀反，事覺，皆禁錮。其後立志社長又與諸縣士結立愛國社，在大阪聚會，聽者甚眾。其他政黨不可勝數。官民爭權、屢興訟獄，先是，酒田縣民苦縣令虐政，控訴於朝。政府遣松平親懷檢其事，松平輒系縣民百余人於獄。縣人又遣森藤右衛門叩閽上告，朝廷再命司法省判事兒島惟謙鞫究其實，至十一年判決：令官償民款六萬三千餘圓，處松平以罪，懲役一年。又橫濱有高島嘉右衛門所設玻璃街燈，區戶長以人民公款購買之，眾訴其專斷。裁判所既斷決，眾不服，又上訴于東京上等裁判，高島乃請以公款還眾，以求解訟，十二年案始結。舊幕府時，並無律令，刑罰輕重一任藩主上下其手。至是始有民人控官之案，權利所關，眾屬耳目，事定後，民權之說益盛。至十一、十二年間，各府縣聯名上書，請開國會者多至數萬人。德川氏季年，舉國紛紛，倡尊王以攘夷之論。逮王室既尊，幕府既覆，諸藩瓦解，不足自立，事權擾攘，未知所歸。謂歸之國皇，自非命世英主崛起中興者不能。謂歸之朝臣，則西京舊族第因人成事，威德又不足服眾。謂歸之二三強藩，則尊王之論本於攘夷，既馬關敗績，麂島受創，確知夷不可攘。所以號召群策者，既失其挾持之具，苟但圖富貴、據權勢，如舊將軍之所為，則德川氏二百餘年之恩澤，二百餘藩之羽翼，斷不甘俯首聽命。故下之奉版籍以還朝權，勢也。上之廢閥閱而擢功能，亦勢也。維新之始，收拾人心，既有萬機決於公論之詔，士民之傑出者執此以為口實，爭欲分朝權以伸民氣，促開國會，勢也。而政權所屬，上不能專制於朝廷，次不能委寄於臣隸，又不得不采泰西上下議院之法，以漸變君民共主之局，又勢也。封建之世，權不可合，合則亂生，建諸侯而少其力，賈生之所以策漢也。德川家康收其效矣。列國之世，權不可分，分則削弱，五單于爭立，匈奴之所以服漢也。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等知其意矣。假如德川氏之季，政出多門，此和彼戰，議論未定，敵已渡河，仍複相忍為國，因循泄遝，憚於改革，恐日本已非已有矣。故夫日本今日之興，始僕幕府，終立國會，固天時人事相生相激，相摩相蕩，而後成此局也。然而二三豪傑，遭時之變，因勢利導，奮勉圖功，卒能定國是而固國本，其賢智有足多矣。

　　外史氏曰：余既編《國統志》，於皇統絕續之交，霸府興廢之故，國家治亂之由，複擇其要詳之小注。綜其變故之大者，有四事焉，今匯敘於篇末：一在外戚擅權，移太政于關白。天智時，內大臣鐮足有功王室，賜姓藤原氏。其子不比等，文武、聖武兩帝皆納其女，孝謙其外孫女也，不比等始為太政大臣。其後自光仁以至崇德二十七世，非藤原氏出者獨光仁、桓武、仁明、宇多、後三條五帝耳。不比等四世孫良房納女於文德，生清和，文德欲立長子惟喬，而憚良房不敢立，清和即位，良房始攝政。其子基經廢陽成，立光孝，始立關白之號，謂萬機先關白之也。基經二子時平、忠平，忠平攝政于朱雀時，與其子實賴、師輔並列三公，於是有天慶之亂。冷泉二弟為平、守平，村上欲立為平為冷泉儲貳，而實賴等以非藤原氏出，阻之，而立守平，於是有安和之變。師輔三子，日伊尹、兼通、兼家。兼家三子，曰道隆、道兼、道長，皆兄弟爭政。伊尹女生華山，兼家女生一條，兼家乃使道兼賺華山遜位於一條，其後三帝皆道長女所出。道長二子賴通、教通，相繼執政。賴通生師實，師實生忠實，忠實疏其長子忠通而愛其少子賴長，於是有保元之亂。其後忠通子孫更執朝政，于源平之際，至於一姓分為五派，更為攝、關，然其勢衰微，不足道矣。當其盛時，皇后、太子，非藤原氏出，即藤原氏出，非攝、關女，均不得輒立。即勉強樹立，而宣立後之詔，拜東宮之官，盈廷諸臣，至無一人敢執其事者。陽成廢而退院，華山賺而為僧，舉朝悚息，莫敢異議。而其由旁支入繼大統者，輒涕泣感恩，謂非大臣力不得立，事無大小，先告關白，偶因一語不合，則以退要君，必優詔慰諭，強起視事而後已。蓋歷代之君，專呢其閨幃燕好之私，內有所制，外有所憚，而諸藤妃嬪操奩鏡、執巾櫛，遂奪大政而移之外家矣。雖有一二剛明之主，冀收大權而申獨斷，然積重之勢不可挽回，蓋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漸矣。極藤原氏之橫，賄賂遍于朝廷，田園遍于通國，而諸國吏治廢馳，盜賊蜂起，所在武人橫行肆擾。當是時源、平二氏數鎮東邊，每用武人以奏功效，因襲之久，既如君臣，諸國武士，半其隸屬。寶龜中議汰冗兵，姓堪者，專習武藝以應徵調。至貞觀、延喜之後，百度馳廢，上下隔絕，奧羽、關東之豪民，輒坐制鄉曲，藏甲畜，自稱武士。而自藤原氏執政，官多世職，將帥之任，每委之源、平二家，於是所在武士分屬源、平，源、平用之，若其臣隸。而諸藤原氏猶未之悟也。方且以門閥相高，以格例為政，鄙視武士，不列齒數，雖立戰功，吝而不賞，然一遇有事，仍委之源、平二氏。二氏各發隸屬赴之，如探物於囊，莫不立辦。諸藤利其便也，又且延為爪牙，傾排異己，乃至父子兄弟爭執朝權，于劫一朱器台盤，亦令調兵相助。忠實長子忠通，次子賴長，忠通方為攝政，忠實欲令讓于賴長，請之法皇，不可。忠實怒曰：「攝政，朝廷所授，氏長譽，吾所與。」乃令左衛門尉源為義遣兵入忠通第，奪傳家重器、朱器、台盤，以授賴長。逮乎保元之亂，則上皇倚源氏，朝廷倚平氏，互相爭鬥，平氏僕而源氏起，大權複移於將門矣。嗟夫！上至聖武，下迄源、平，藤氏之執朝權者凡二十餘人，曆四百餘載，雖未有新莽、曹操其人敢於僭竊者，而驕縱奢逸，召禍釀亂，終舉其千歲不拔之基，授之于向所奴隸之武人，而藤原氏亦與王室俱衰共頹，僅存空名。不亦哀哉！

　　一在將門擅權，變郡縣為封建。上古國郡置造長，奉方職者百四十有四，猶封建也。孝德時廢國造置國司，任國守者六十有六，猶變封建為郡縣也。於是郡縣七道，治以守介，而在朝之官有田有食封，多者不過千戶。有功田，有大功者始許世襲。自相門執權，封戶日多，各國莊園居其十八，守介所治一二而已。故國司常不赴任，舉其地方豪族武人以自代。源賴朝興，國司置守護，田園置地頭，督賦稅，備寇賊，武人任職遍六十州，總其權于帥府，封建之勢始矣。北條氏因其舊制，守護之任，猶得考課，易置如古之國司然，往往因襲，傳之子孫，漸成封建之勢。建武中興，以新田、足利諸族有滅北條氏功，思以土地收人心，概以一姓連跨數州，名雖守護，實則封建。足利氏叛，乃奪諸氏所有予子弟功臣，令其世襲，士馬出於斯，芻糧出於斯，爭戰出於斯，封建之勢成矣。足利氏之初，務以大封啖將士，迨所志已遂，而雄藩尾大，勢不可制。及其衰也，內臣構難，外國黨援，狼吞虎噬，反以自斃。織田氏起於陪臣，一時部將多屬英傑，攻略所得輒以分賞，其志蓋欲盡鋤故國取而代之也。豐臣氏繼興，見織田氏所志甚難而功不克成，於是又變一法焉。兵威所加，但求降服，苟能歸附，即還故封，雖蟠踞八九州者，亦因而撫之，不少殺削。以故一時群雄鹹俯首聽命，然而身沒未幾，海內分崩。蓋日本封建之事，足利氏未享其利而先承其弊，織田氏欲去積世之弊而未及圖其利，豐臣氏苟貪一日之利而未能祛其弊，至德川氏，而封建之局乃一成而不變焉。德川氏之盛時，諸侯凡二百六十余國，既分封土地，得眾建力少之意；複廣植子弟，為強幹弱枝之謀；而又據其險要，操扼吭拊背之勢，令諸侯築邸第、質妻孥于江戶，間歲則會同於東，使諸侯戀于室家，疲于道路，有所牽制而不敢逞。以故父老子弟不見兵革，世臣宿將習為歌舞；弦酒之歡，溢於街巷；騅虞酣嬉，二百餘載，可謂盛矣。夫源氏種之，織田氏耕之，豐臣氏耘之，至德國氏而收其利。柳子厚曰：「封建之勢，天也，非人也。」豈其然乎？抑非德川氏之智勇不克收此效乎？然如島津之薩摩，毛利之長門，鍋島之肥前，始於足利、織、豐之間，襲於德川之世，族大寵多，兵強地廣，他日之亡關東而覆幕府又基於此。斯又人事之所不及料者矣。

　　一在處士橫議，變封建為郡縣。自將軍主政六七百載，王室之危甚於贅旒，北條、足利二世，最為悖逆，然卒未有躬僭賊而幹大統者。蓋既已居其實，不必爭其名。且存之則我得挾以驅人，廢之則人將挾以謀我，此或奸雄竊賊操術之工者，而王室一線之延，正賴以不墜，得以成今日中興之業。當將軍主政時，尊之曰幕府，曰霸朝，甚則稱國主，稱大君，稱國王。足利義滿稱臣於明，受封曰日本王，義滿後又贈太上皇號。德川家宣與朝鮮國書，自稱曰日本國王。而自將軍以下，大夫臣士，士臣皂隸，皂隸臣輿台，各分其采邑以養家族，舉國之食租衣稅者，臣將軍之臣，民將軍之民久矣，夫不復知有王室矣。德氏興，投戈講藝，文治蒸蒸，親藩源光國始編《大日本史》，立將軍傳、家臣傳，以隱寓斥武門、尊王室之意。又以為伯夷者，非周武而忠殷室者也，因躬行讓國，慨然慕其為人，為之立祠於家。光國又嘗表章楠正成之墓，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其後山縣昌貞、高山正之、蒲生君平，或佯狂涕泣，或微言刺譏，皆以尊王之意鼓煽人心。昌貞，號柳莊，甲斐人，曾著《柳子十三篇》，以擬孫子。首篇日《正名》，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今以神聖大統之所屬，億兆瞻仰之所歸，屈于一武人，名之不正孰甚焉！」後與竹內武部聚徒講武，有上變者，告其考究江戶、甲斐兩城要害，舉動非常。卒坐是伏誅。正之字仲繩，上野人，慷慨多奇節，有泣癖。語王室式微則泣，聞邊防有警則泣，訪南朝蒙塵諸將殉難之跡則泣．譚孝子節婦忠臣義僕之事則泣。每入京師。必先至二條橋，遙望闕，稽首曰：「草莽臣正之昧死再拜。」後西遊，自刃于久留米旅寓。君平名秀買，野人，嘗作《今書》論賦役之弊，作《山陵志》以寓尊王，作《不恤緯》以寓攘夷，路過東寺，見足利尊氏像，大聲數其罪，鞭之數百乃去。上書幕府，有司以非布衣所宜言，議處之重法，有解之者乃免。君平自此號默默齋，不復言事。既而源松苗作《國史略》，賴襄作《日本政記》、《日本外史》，崇王黜霸，名分益張。而此數君子者，肖子賢孫，門生屬吏，張惶其說，繼續而起。蓋當幕府盛時，而尊王之義，浸淫漸漬于人心固已久矣。外舶紛擾，幕議主和，諸國處士乘間而發，幕府方且厲其威棱，大索嚴錮。而人心益憤，士氣益張，伏蕭斧、觸密網者不可勝數，前者駢戮，後者耦起，慨然欲伸攘夷尊王之說於天下，至於一往不顧，視死如歸，何其烈也。迨幕府愈治癒棼，威力日絀，薩、長、肥、土諸藩群起而承其敝。而諸國處士又潛結公卿，密連大藩以傾幕府。逮乎錦旗東指，幕臣乞降，而中興功臣之受賞，由下士而躋穹官者，相望於冊，又可謂巧矣。故論幕府之亡，實亡於處士。德川氏修文偃霸，列侯門族，生長深宮，類骨緩肉柔弱如婦女。即其為藩士者，亦皆顧身家，重祿俸，惴惴然惟失職之是懼。獨浮浪處士涉書史，有志氣，而退顧身家，浮寄孤懸，無足顧惜，於是奮然一決，與幕府為敵。徇節烈者於此，求富貴者於此，而幕府遂亡矣。前此之攘夷，意不在攘夷，在傾幕府也；後此之尊王，意不在尊王，在覆幕府也。嗟夫！德川氏以詩書之澤，銷兵戈之氣，而其末流禍患，乃以《春秋》「尊王攘夷」之說而亡，是何異逢蒙學射，反關弓而射羿乎？然而北條、足利、織田、豐臣諸氏，皆國亡而族滅，獨德川氏奉還政權以後猶分田授祿，賞延於世。而東照之宮、日光之廟，朝廷猶歲時遣幣以祀其先，斯又諸士之所以報德川氏者也。若夫高山、蒲生諸子，明治初年下詔褒贈，賞其首功，烈士之靈，九京含笑，亦可以少慰也夫！

　　一在庶人議政，倡國主為共和。尊王之說，自下倡之，國會之端，自上啟之，勢實相因而至，相逼而成也。何也？欲亡幕府，務順人心。既亡幕府，恐諸藩有為德川氏之續者，又務結民心。故國皇五誓首曰「萬機決於公論」。論者曰：此一時權宜之策，適授民以議政之柄而不可奪。數年以來，叩閽求請促開國會者，紛然競起，又有甚于前日尊王之說。餘嘗求其故焉，蓋自封建以後，尊卑之分，上下懸絕。其列于平民者，不得與藩士通婚嫁，不得騎馬，不得衣絲，不得佩刀劍。而苛賦重斂，公七民三，富商豪農，別有借派；間或罹罪，並無頒行一定之律，畸輕畸重，惟刑吏之意，小民任其魚肉，含冤茹苦，無可控訴；或越分而上請，疏奏未上，刀鋸旋加，瞻仰君門，如天如神，窮高極遠。蓋積威所劫，上之於下壓制極矣。此鬱極而必伸者，勢也。維新以來，悉從西法，更定租稅，用西法以取民膏矣；下令徵兵，用西法以收血稅矣；編制刑律，用西法以禁民非矣；設立學校，用西法以啟民智矣。獨於泰西最重之國會，則遲遲未行，日國體不同也，日民智未開也，論非不是，而民已有所不願矣。今曰令甲，明曰令乙，苟有不便於民，則間執民口曰：「西法，西法。」小民亦取其最便於己者，促開國會，亦曰：「西法，西法。」此牽連而並及者，亦勢也。重以外商剝削，士民窮困，顯官失職之怨望，新聞演說之動搖，是以萬口同聲，叩閽上請而不能少緩也。為守舊之說者曰：「以國家二千餘載一姓相承之統緒，苟創為共和，不知將置主上於何地，此一說也。」為調停之說者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非為一人，苟專為一人，有興必有廢，有得必有失，正惟分其權于舉國之臣民，君上垂拱仰成，乃可為萬世不墜之業，此又一說也。十年以來，朝野上下，之二說者，紛紜各執，即主開國會之說，為遲為速，彼此互爭；或英或德，又彼此互爭。喧嘩囂競，曉嘵未已。而朝廷之下詔，已以漸建立憲政體許之民，論其究竟，不敢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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