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之餘·譎觚十事

譎觚十事

　　僕自三十以後，讀經史輒有所筆記。歲月既久，漸成卷帙，而不敢錄以示人。語曰：「良工不示人以樸。」慮以未成之作誤天下學者。若方輿故跡，亦于經史之暇時一及之。而古人之書既已不存，齊東之語多未足據，則尤所闕疑而不敢妄為之說者。忽見時刻尺牘，有樂安李象先（名煥章）《與顧寧人書》，辯正地理十事。竊念十年前與此君曾有一面，而未嘗與之劄，又未嘗有李君與僕之劄；又劄中言僕讀其所著《乘州人物志》、《李氏八世譜》而深許之，僕亦未嘗見此二書也。其所辯十事，僕所著書中有其五事，然李君亦未嘗見，似道聽而為之說者。而又或以僕之說為李君之說，則益以微李君之未見鄙書矣，不得不出其所著以質之君子，無憚貽誤來學，非好辨也，諒之。

　　來劄：（據李君謂僕與之劄。）孟嘗君封邑在般陽，不當名薛。薛與膝近，《孟子》篇中齊人將築薛。此足下泥古之過。漢淄川郡即今壽光，今淄川即漢淄川郡所屬之般陽。孟嘗封邑在淄川今壽光地，墓在壽光西四十裡朱良鎮。後人以淄川之般陽為淄川，如以琅邪之臨沂為琅邪，樂安之博昌為樂安，孟嘗封邑偶名同薛國耳。不然，今肥城有薛王城考其地去膝頗遠，當何說也？

　　鄙著《日知錄》有辯「淄川非薛」一事曰：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公孫弘傳》：「齊菑川國薛縣人也。」言齊，又言留川，而薛並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雲：『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雲：『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裡，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未詳。」今考《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弘」，是弘審為薛人。上言齊菑川者，誤耳。今人有謂孟嘗君之封在留川者，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裡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若在菑川，其壤地與齊相接，何不言齊而言鄒魯乎？又按《後漢志》雲：「薛，本國，夏車正奚仲所封，塚在城南二十裡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塚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塚在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雲：「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孟嘗邑于薛城。」《括地志》曰：「孟嘗君家在徐州滕縣五十二裡。」益可信孟嘗君之封不在菑川也，又曰：又按《地理志》菑川國三縣：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壽光縣西南，東安平在今臨淄縣東南一十裡，樓鄉未詳所在，今之淄川不但非薛，並非漢之留川，乃般陽縣耳。以為漢之菑川，而又以為孟嘗君之薛，此誤而又誤也。

　　僕所考論如此，乃言孟嘗君之薛不在般陽，不曰孟嘗君封邑在般陽而不當名薛也。李君之辯既已失其指矣；且凡考地理，當以《水經》、《皇覽》、《郡國志》等書為據，昔人注書皆用之，若近年郡邑志乘，多無稽之言，不足信。今曰孟嘗君墓在壽光，其昉於何書邪？《史記孟嘗君傳》：「湣王即位三年，封田嬰于薛。」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膝縣南四十四裡。」今曰孟嘗封邑偶同此名，是古人之所傳皆非也？又《漢書》有曹川國，無淄川郡，而般陽縣自屬濟南。今日漢淄川郡所屬之般陽，李君既博考地理，何乃舍近而求遠，並《史記入《漢書》而不之考邪？

　　來劄：營丘在臨淄，今營丘營陵俱非，此足下泥古之過。大公初封齊營丘，即今臨淄。齊三遷，一蒲姑，今博興；一營陵，今昌樂；後又遷臨淄，統名營丘，後改臨淄而營丘之名遂廢。

　　鄙著無此一事，今考《史記》：「武王封師尚父于齊營丘。」正義曰：「《括地志》雲：『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大公後五世胡公徙都蒲姑。』」正義曰：「《括地志》雲：『蒲姑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裡，胡人弟獻公徙治臨菑。』」據此所引《括地志》，營丘與臨菑乃一地。又考《漢書》，齊郡治臨淄，北海郡治營陵，或曰營丘。二郡並雲師尚父所封，而臣玻與應劭之說各主其一，則當時已不能明矣。今昌樂、濰縣之間亦有營丘城，按《史記》雲「營丘邊萊」，而不言獻公之臨菑即大公之營丘，則《括地志》謂營丘在臨淄者失之也。

　　來劄：濰水今呼淮水，古灘字似淮，當是點畫差訛，此足下泥古之過。伏生授《書》曰：「濰淄其道。」歐陽生、兒生、張生諸博士豈考究之未詳邪？史韓淮陰破龍且濰水上，以淮陰故，如浙水國錢鏐曰錢壙，姚水固曹娥曰曹江，籠水因顏文薑曰孝婦河也。如以厶隹似淮，則濰水在今濰邑，不聞古作厶隹縣也。

　　鄙著《日知錄》有辯淮河一事，曰：濰水，土人名為淮（戶佳反）河。《齊乘》雲：「《漢書地理志》：濰，或作『淮』，故俗亦名淮河。」《諸城志》：「俗傳箕屋山舊多產櫰，（《爾雅》：櫰，槐大葉而黑。《漢書西域傳》：奇木檀、櫰、梓、竹、漆。）水從櫰根出，故呼為淮河，以音之同也。」並誤。愚按古人省文，「濰」字或作「維」，或作「淮」，總一字也。《漢書》：「或作淮者」，從水，從鳥隹之隹，篆作隹，即「濰」字而省其中「系」耳。今呼為淮，則竟為「江淮」之淮，從水，從「佳人」之佳，篆作佳。于隸則差之毫釐，於篆則失之千里矣，如開封之氾水，《左傳》本音凡，從水從巳，而今呼為「檬汜」之汜，音祀，亦以字形之似而訛也。又曰：又如《三國志吳主傳》：「作堂邑塗壙，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淩詐言吳人塞塗水。」《武帝紀》：「琅邪王伷出塗中。」產是「滁」字。古「滁」省作「塗」，與「濰」作「淮」正同。韻書並不收此二字。

　　戶佳反之音出於土俗，本不足辯，僕與李君皆臆為之悅爾。審如所言，欲表韓侯之功，則木罌所渡之津，破趙所背之水，皆可名之為淮，而地志中又添一西淮、北淮之目，豈不益新而可喜乎？

　　來劄：孔子雖聖，亦人爾，何能泰巔一千八百裡外現吳門之馬？足下來深思，故有此疑。曲阜城有吳門直吳，如蘇州北門曰齊門之類是也。

　　鄙著無此一事。今之曲阜並無吳門，古之魯城亦不載有此，李君何以知之？且此事本出王充《論衡》雲，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系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系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上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發白齒落，遂以病死，」今詳其文，于泰山則系以「魯」，於閶門則系以「吳」，古人之文不苟如此，安得謂是魯城之門？又雲：「人目所見，不過十裡，魯去吳千有餘裡，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況使顏淵，何能審之？」此又《論衡》之言，而非僕之言也。

　　來劄：景公墓在臨淄東南十二裡淄河店桓公墓旁。又民在長白山下今長山境內，又雲周景公墓。景姓稀少，更無多為官者，必景延廣。延廣，陝州人，後晉出帝與桑維翰同時，非周臣，又不當雲周景公墓，考《五代史周列臣傳》：「景范，鄒平人。世宗顯德中，官宰相。顯德六年罷。」故雲周景公墓。墓在鄒平，今割入長山界。在臨淄淄河店者，春秋周齊景公墓，非周世宗景公墓也。

　　鄙著《金石文字記》有《後周中書侍郎景范碑》一目，曰：鄒平縣南五裡，有景相公墓。《通鑒》：「五代周顯德元年七月癸巳，以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時屬長山也。景氏之裔，自洪武間有兩舉人，今亦尚有諸生，不能記其祖矣。不知何年謬傳為晉之景延廣，而邑志載之。以後《山東通志》等書襲舛承訛，無不以為延廣墓。後有令於此者，謂延廣于晉為誤國之臣，遂至笞其後人而毀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亦有考五代事而疑之者。予至其邑，有諸生二人來，稱景氏之孫，請問其祖為誰。予乃取《通鑒》及《五代史周世宗紀》示之，曰：「顯德相公近是。」又示以《景延廣傳》，曰：「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距此遠矣，」乃謝而去。間一日，往郊外，視其墓碑，其文為「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知制誥柱國扈載」撰，雖剝落者什之一二，而其曰「故中書待郎平章事景公諱範」，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沒贈侍中，而其文有曰：「我大周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建大功於漢室，為北藩于魏郡。」又曰：「今皇帝嗣位，登用舊臣。」又曰：「冬十一月，薨於淄川郡之私第。」其未曰：「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辰。」因歎近代士人之不學，以本邑之人書本邑之事而猶不可信，以明白易見之碑而不之視，以子孫而不識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又曰：王元美作李于鱗友人《襲克懋妻景氏墓誌銘》，亦以為延廣之後。雖本其家之行狀，然王，李二公亦未嘗究心于史學也。

　　此僕在鄒平，與邑人宛斯馬君。親訪其墓而錄之者，不知李君何所聞之，而剿為己說。且與齊之景公何涉，而橫生此一辯？又此墓舊屬長山，今割人鄒平；今反曰舊屬鄒平，今割人長山，又景相，長山人；今反曰鄒平人。知李君之道聽而途說也。

　　來劄：臨朐西十裡逢山；俗傳逢萌隱處。史：逢萌浮海，歸隱大勞，東萊守聘不出。又萌，都昌亭長。墓在今營丘昌樂地。又都昌，昌邑也，皆與臨朐遠。史：夏東方諸侯逢伯陵居青州，舊城在郡西二十裡馬山，李於鱗所謂「龍鬥馬山之陽」是也，距逢山四十裡，逢山以伯陵，非以萌也。

　　鄙著無此一事。《漢地理志》：「臨朐有逢山祠。」則先逢萌而有此山矣，李君言是。《左氏昭十年傳》：「逢公以登。」注雲：「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二十年傳》：「有逢伯陵因之。」注雲：「逢伯陵，殷諸侯，姜姓。」今李君以殷為夏，未知其何所據也。

　　來劄：黃冠別說勞山有吳子宮，是吳子夫差請《靈寶度人經》處。《春秋眾吳伐齊，至艾陵。艾陵，齊南境，令郯城，去勞六七百里。甚為牽合難據。足下來讀道書，道書雲：「許放陽弟子吳猛，東昌人，入勞，請《靈寶度人經》。吳子、吳猛，非夫差。道家所居皆曰宮，不僅候也。

　　此道家荒唐之說，不足辯。《萊州府志》：「傳疑」一條雲：「春秋時，吳王夫差登勞山，得《靈寶度人經》。」今欲去其年代，而改為吳猛，庸愈乎？按《晉書》，「吳猛，豫章人。」晉時亦未有東昌之名也。

　　來劄：泰山無字碑非始皇，乃漢武時物，別史：「始皇移徂徠石，命李斯篆文，如琅邢、之罘碑。因阻暴風雨，大怒罷。」此可信者，漢武何故立無字碑？未敢以足下言為是。

　　鄙著《日知錄》，有《考泰山無字碑》一事，曰：岳頂無字碑，世傳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四五尺，而銘文並二世詔書鹹具，不當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復讀之，知為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雲：「上泰山，立石封詞祀。」其下雲：「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雲：「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援漢書祭把志》亦雲：「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為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為秦耳。又曰：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于鄒嶧山則上雲「立石」，下雲「刻石頌秦德」；于泰山，則上雲「立石」，下雲「刻所立石」；於之呆，則二十八年雲「立石」，二十九年雲「刻石」；於琅邪，則雲「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則雲「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于蠍石，則雲「刻碣石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靈乎？

　　李君似未見僕此論，不知其所謂別史者何書：將考千載以上之事，乃不征《史記》而征別史乎？古人立石以表其功德，元不必有字，今曰以風雨之阻，大怒罷之。且如《水經注》：「孔子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此又何所怒而不刻也？又始皇之刻，李斯之文，其錄於《史記》而立之山者，固至今存矣。罷其一，不罷其一，此又何解也？史言下山風雨暴至，在立石之後，刻石之前；今曰阻此而罷刻石，似以上山之日即刻石之時，又謬矣。又曰「篆文如琅邪、之罘碑」，琅邪在本年封泰山之後，之罘在二十九年，天下有今年行事而比來年之例者乎？史言立石，不言碑，而碑之為制始于王莽，則見於劉熙《釋名》之書可考。今以後人之名碑也而名之，抑又謬矣。是其所引別史，不過二十餘字，而謬妄已有數端。又考《山東通志》曰：「上有石表巍然，俗雲秦無字碑。」此志作於嘉靖中，曰「俗者」，言其不出於古書之傳也。又從而文之，無乃為前人所笑乎？

　　來劄：俗以丈人為泰山。唐明皇封禪，張說婿韋晤扈駕，以說婿，增三級。後帝忘其故，問群臣。伶官黃幡綽曰：「泰山之力也。」困以丈人為泰山。不知春秋時已有丈人峰，孔子遇文人榮啟期處也。未敢以足下言為是。

　　此俚俗之言，亦不足辯。乃謂春秋時有丈人峰，其何所據？《列子》：「孔子游于泰山，見榮啟期行乎成阝之野。」無「丈人」字。夫紀載之文各有所本，今欲實此峰之名，即添一「丈人」字；欲移吳門於曲阜，即去一「閶」字。用心之不平如此，而謂天下遂無讀《列子》、《論衡》二書之人哉？

　　來劄：大公封營丘，地澤鹵，人民寡，固上古封建各有其國，未便奪其地，遂就其隙封之，非不置太公于上游也。古史萬國，商三千，周千八百，當伐紂時，不知其如何變置，殷都朝歌，千里內不免改王畿為候國；周都鎬京，千里內不免改侯國為王畿。澗水東、瀍水西皆諸侯，營洛後能各守其地乎？王以東方諸候附紂者眾，故封大公以彈壓耳。足下乃過信《貨殖傳》，未敢以足下為是。

　　鄙著《經解中》一事曰：舜都蒲阪，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為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餘裡之外邪？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閑土可以封故也。又考大公之于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丘。營丘在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澙鹵，人民寡。而《盂子》言其儉於百里，又萊夷逼處，而與之爭國。且五世反葬于周，而地之相去二千餘裡。夫尊為尚父，親為後父，功為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閑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大公邪？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于遠，聖人之不得已也。

　　《漢書》曰：「齊地，虛、危之分野也。少吳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崱，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大公。而《史記》以大公為武王所封。當武王之時，而大公至國修政，人民多歸齊，為大國矣。考《左氏傳》管仲之對楚子，展喜之對齊侯，並言成王，不言武王。而鄭康成注《檀弓》，謂大公受封，留為大師，死葬于周。又《金滕》之書有二公，則大公在周之明證。二說未知孰是。李君變置彈壓之論，恐亦是以後世之事而測量古人也。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