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以錢為賦

以錢為賦

　　《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注：「財，泉穀也。」又曰：「賦口率出泉也。」《荀子》言：「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而漢律有口算。此則以錢為賦，自古有之，而不出於田畝也。唐初，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布，未用錢。自兩稅法行，遂以錢為惟正之供矣。

　　《孟子》有言：「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使餘糧棲畝，斗米三錢，而輸將不辦，婦子不寧，民財終不可得，而阜民德終不可得而正，何者？國家之賦不用粟而用銀，舍所有鴯贈所無故也。夫田野之氓，不為商賈，不為官，不為盜賊，銀奚自而來哉！此唐宋諸臣每致歎于錢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賦，重穡以帥民，而欲望教化之行，風俗之美，無是理矣。

　　《白氏長慶集》策曰：「夫賦斂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于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既若此，為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貧困。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汙萊，室如懸罄。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嘗反覆思之，實由穀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糴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糴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通流，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于國或滯於私家。若複日月征取，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為租庸，以石鬥登降為差，以匹丈多少為等，但書估致力，利興則趨末者回心。游手于道塗市肆者，可易業于西成；托跡於軍籍、釋流者，可返躬於東作。所謂下令如流水之原，系人于包桑之本者矣。」

　　《贈友詩》曰：「私家無錢爐，平地無銅山，胡為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已重，農力日已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饑寒？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量入以為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憔悴畎畝間。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複彼租庸法，令如貞觀年。」

　　《李翱集》有《疏改稅法》一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邪？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納布帛。」宋時歲賦亦止是穀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需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熙甯中，張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又緣青苗、助役之法，農民皆變轉穀帛，輸納見錢。錢既難得，穀帛益賤。人情窘迫，謂之錢荒。」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為絹者，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難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為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於罰。民有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糴，異時歲歉，平價以糶。庶于民無傷，於國有補。」從之。而真宗時，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上曰：「若是將盡廢耕農矣。」不許。是宋時之弊亦與唐同，而折銀之見於史者，自南渡後始也。

　　解縉《太平十策》言：「及今豐歲，宜於天下要害之處，每歲積糧若干。民樂近輸，而國受長久之利，計之善者也。」愚以為天下稅糧，當一切盡征本色。除漕運京倉之外，其餘則儲之於通都大邑。而使司計之臣略仿劉晏之遺意，量其歲之豐凶，稽其價之高下，糶銀解京，以資國用。一年計之不足，十年計之有餘。小民免稱貸之苦，官府省敲撲之煩，郡國有凶荒之備，一舉而三善隨之矣。先生《錢糧論》略曰：古天下之所為富者，菽粟而已。為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於唐，所取於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征錢，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於器飾，不為幣。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為貨之說。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詔諸路歲收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鑄銀，名之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鑄。

　　至於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為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二三百年間耳。今之言賦，必曰錢糧。夫錢，錢也；糧，糧也。亦烏有所謂銀哉？且天地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用戶部尚書楊于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纊，而民便之。吳徐知誥從宋齊邱言，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於是是諸稅悉收、穀帛、細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為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為不務本也，而況於銀乎？右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征錢。錢自下而上，則監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蠲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漸。今日之計莫便乎此。夫樹穀而征銀，是畜羊而求馬也；倚銀而富國，吳倚酒而充饑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於國與民交盡，是其計出唐、宋之季諸臣之下也。

　　又曰：自古以來，有國者之取於民為已悉矣，然不聞有火耗之說。火耗之所由名，其起於征銀之代乎？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於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焉，以為額外之征，不免幹於吏議。擇人而食，未足厭其貪惏，於是藉火耗之名，為巧取之術。蓋不知起於何年，而此法相傳，代增一代，官重一官，以至於今。於是官取其贏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裡胥又取其贏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則薄於兩而厚於銖，其徵收這數，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戶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於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賦而厚於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後也。

　　於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為，護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愚嘗久于山東，山東之民無不疾首蹙額，而訴火耗之為虐者。獨德州則不然，問其故，則曰：州之賦二萬九千，二為銀，八為錢也。錢則無火耗之加，故民力紓於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賢，裡胥皆善人也，勢使之然也。又聞長者言：近代之貪吏倍甚于唐宋之時，所以然者，錢重而難運，銀輕而易齎，難運則少取之而以為多，易齎則多取之而猶以為少。非唐宋之吏多廉而今之吏貪也，勢使之然也。然則銀之通，錢之滯；吏之寶，民之賊也！

　　在有明之初，嘗禁民不得行使金銀，犯者准奸惡論。夫用金銀，何奸之有？有重為之禁者，蓋逆知其弊之必至此也。當時市肆所用皆唐宋錢，而製錢則偶一鑄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貨弱而害金興，市道窮而偽物作，國幣奪於上，民力殫於下。使陸贄、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諮嗟太息必有甚于唐之中葉者矣。曰：子以火耗為病於民也，使改而征粟米，其無淋尖、踢斛，巧取於民之術乎？曰：吾未見罷任之倉官，寧家這鬥級，負米而行者也，必鬻銀而後去。有兩車行於道，前為錢，後為銀，則大盜之所睨常在其後車焉。然則豈獨今之貪吏倍甚于唐宋之時；河朔這間所名為響馬者，亦當倍甚于唐宋之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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