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銀_學達書庫

銀

　　唐宋以前，上下能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未嘗用銀。《漢書·食貨志》言：秦並天下，幣為二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尋廢不行。《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礦。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采銀坑，並宜禁斷。」然考之《通典》，謂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而唐韓愈奏狀亦言，五嶺買賣一以銀。元稹奏狀言，自嶺已南，以金銀為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為交易。黔巫溪峽用水銀、朱砂、繒彩、巾帽以相市。《宋史·仁宗紀》：「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於是有以銀當緡錢者矣。《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鋌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又：「更造興定寶泉，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於不用。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

　　今民間輸官之物皆用銀，而猶謂之錢糧。蓋承宋代之名，當時上下皆用錢也。國初所收天下田賦，未嘗用銀，惟坑冶之課有銀。《實錄》於每年之終記所入之數，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兩；至宣德五年，則三十二萬二百九十七兩。歲辦視此為率，當日國家固不恃銀以為用也。至正統三年，以採辦擾民，始罷銀課，封閉坑穴，而歲入之數不過五千有餘。九年閏七月戊寅朔，複開福建、浙江銀場，乃倉米折輸變賣，無不以銀。後遂以為常貨，蓋市舶之來多矣。

　　《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為貨交易，違者治其罪。有告發者，就以其物給之。」其立法若是之嚴也。「九年四月己醜，許民以銀鈔錢絹代輸今年租稅。」「十九年三月己巳，詔歲解稅課錢鈔，有道裡險遠難致者，許易金銀以進。」「五月己未，詔戶部，以今年秋糧及在倉所儲，通會其數，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銀布絹鈔，定輸京師。」此其折變之法雖暫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正統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稅折收金帛。先是，都察院右副都禦史周銓奏：『行在各衛官員俸糧，在南京者，差官支給，本為便利。但差來者，將各官俸米貿易物貨，貴買賤酬，十不及一，朝廷虛費廩祿，各官不得實惠。請令該部會議歲祿之數，於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不通舟楫之處，各隨土產折收布絹、白金，赴京充俸。』巡撫江西侍郎趙新亦言：『江西屬縣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者，歲齎金帛於通津之處易米，上納南京。設遇米貴，其費不貲。今行在官員俸祿于南京支給，往返勞費，不得實用。請令江西屬縣量收布絹或白金，類銷成錠，運赴京師，以准官員俸祿。』少保兼戶部尚書黃福亦有是請。至是行在戶部複申前議，上曰：『祖宗嘗行之否？』尚書胡氵熒等對曰：『太祖皇帝嘗行于陝西，每鈔二貫五百文折米一石，黃金一兩折二十石，白金一兩折四石，絹一匹折一石二鬥，布一匹折一石，各隨所產，民以為便。後又行於浙江，民亦便之。』上遂從所請，遠近稱便。然自是倉廩之積少矣。」

　　二年二月甲戌，命兩廣、福建當輸南京稅糧，悉納白金，有願納布絹者聽。於是巡撫南直隸、行在工部侍郎周忱奏：官倉儲積有餘。其年十月壬午，遣行在能政司右通政李畛，往蘇、常、松三府，將存留倉糧七十二萬九千三百石有奇，賣銀准折官軍俸糧。三年四月甲寅，命糶廣西、雲南、四川、浙江陳積倉糧。遂令軍民無挽運之勞，而囷庾免陳紅之患，誠一時之便計也。

　　自折銀之後，不二三年，頻有水旱之災，而設法勸借至千石以上以賑凶荒者謂之「義民」，詔複其家。至景泰間，納粟之例紛紛四出，相傳至今，而國家所收之銀不復知其為米矣。

　　《唐書》言：「天寶中，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巨萬。楊國忠判度支，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下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齎，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當日諸臣之議，有類於此，踵事而行，不免太過。相沿日久，內實外虛。至祟禎十三年，郡國大祲，倉無見粟，民思從亂，遂以亡國。

　　宣德中，以邊儲不給，而定為納米贖罪之令，其例不一。正統三年八月，從陝西按察使陳正倫之請，改於本處納銀，解邊易米。雜犯死罪者，納銀三十六兩，三流二十四兩，徒五等視流遞減三兩，杖五等一百者六兩，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遞減五錢。此今日贖鍰之例所由始也。

　　正統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撫直隸工部左侍郎周忱言：「各處被災，恐預備倉儲賑濟不敷，請以折銀糧稅悉征本色，於各倉收貯。俟青黃不接之際，出糶於民。以所得銀上納京庫，則官既不損，民亦得濟。」從之。此文襄權宜變通之法，所以為一代能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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